文/林達
動筆之前，我讀了整整二十年前的兩篇序言，那是1992年作者北明的自序和高爾泰先生的初版序言。兩篇序言完整介紹了這本書，也已經非常清晰地為六四事件定位。
那麼，我還需要寫什麼？也許，我應該寫一寫它為什麼需要在二十年以後再版。
就在今年年初，一個剛在美國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中國年輕人，撰文評論近四十年來的中美關係，裏面提到：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關係穩定度過十年「蜜月期」，而此後，也就是1989年，從「對華製裁」開始的一系列事件，美國更改對華政策。文章認為，是美國意在「轉向限制中國發展空間，對中國戰略威懾和遏制」。
我很驚訝，跟這位年輕人說：不僅中美間，1989年，中國與許多國家之間的關係都同時發生了逆轉。轉折來自六四事件。中國政府鎮壓和平示威平民，震驚了世界。這才是對華製裁的由來，而並非美國在1989年突發奇想，要轉向「限制中國發展」。年輕人給我的回答是：六四事件，坦白而言，我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資格評論究竟國內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這名青年健康、陽光、聰明，主觀上也在力圖為中美互解做努力。但是，對本國重大事件的認知缺失，令其努力結果很可能是南轅北轍。
這是真實故事。算一下年齡，這正是「八九民運」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他們今天已是中國舞台上的生力軍。可是，這一代新國民成長中所認知的本國歷史，都支離破碎。不僅阻擋了他們對歷史的了解，也阻擋了他們對自己國家現狀的認識、以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發展邏輯的理解。
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在此之前，極權制度在文革中把中國推向崩潰邊緣之後，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潮流方向急轉彎，似乎出現曙光，向自己的國民和世界展示，中國可能逐漸走向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走向內在鬆弛，可以最終採普世價值為自己的價值觀，進入法治社會，也自然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正面角色。而六四事件以最極端方式，逆轉了這個方向，它把中國推向後極權時代，它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因此，在六四事件發生二十三年以後，向中國年輕一代介紹當年這個歷史逆轉，依然是重要的。
六四事件捲入了各個社會階層，從上層官員、知識精英到非常廣泛的普通民眾。從不同角度由個人的故事來記錄歷史細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本回憶錄就是一份出色的歷史記錄。
我看到這本書很晚，卻被它深深觸動。因緣際會，作為青年學者的北明，有機會接觸了「八九運動」的不同層面；陰差陽錯，六四事件後她被關押的體驗又經歷了不同的地區和形式：從外省最底層監獄到京城的賓館看押；作者的寫作始於事件剛剛過去的當口，記憶感受鮮活清晰；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清醒的歷史感：對每個細節的記錄都力求真實，她不為屈從「政治正確」而粉飾抑或貶損，絲毫沒有取悅讀者的打算；作者不僅不為自己「樹碑立傳」，相反，她把自己作為一個「樣本」，幾近苛刻地回顧和審視整個過程中的自己。她既有女性的細緻觀察和內心體驗，又有獨特的思考和剖析，具備準確判斷的能力。最終，她以極具穿透力的文字，傳達了個人際遇所展開的漫漫歷史場景。
作者在監禁中，已經敏銳地在具體計算和思考，政府為整治幾個學人，納稅人承擔了怎樣龐大的支出。最後，出獄後的作者，路迢迢歷盡艱辛尋夫，但這個國家自有無窮盡的人力物力，對一個弱女子圍追堵截，令她無法脫圍。作者在向大家指出，當下極權的維穩經費，本不是什麼新生事物。
作者細心地記下了在昌平關押期間，在中秋節收到的政府慰問信 ，作者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份極為難得的歷史文件。她咀嚼出其間傳達的複雜信息。六四一刀兩切，劃出對立兩邊。站在作者對面審查她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北京人，其中不少人的思想情感，當與作者並無大的差別。可身在體制內的位置，必須「自覺」調整和限定自己。所以，如作者指出，審查者給受審人的這封信裏，大量使用了「八九民運」中青年知識分子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如「理解」、「同情」、「人道主義」和「良知」等等，寫信者同樣是目睹六四同胞鮮血的人。
這一細節，也是延至今日的巨大困擾：以文革前與文革式專制的信息封閉，來塑造「輿論人心一邊倒」的愚昧，已經再不可能。但是在後極權時代，專制對人、對社會的規範仍然十分有效，在北京人最難以壓服的一刻，還是可以瞬間成功壓制其最強烈的情緒和衝動，把人壓回原來的模具之中，更可悲的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了這個體制的一部份。作者讓我們看到，國家機器的作用不可輕視，後極權時代的韌性不可低估。
作者經歷的後期囚禁，是在招待所甚至賓館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沒有幾個平民能夠住賓館，所以，就算「部長級待遇」了。可是，不僅沒有自由，而且「進秦城」的威脅始終存在，甚至審查者邊拎著手銬邊發出秦城威脅，要寫材料寫悔過寫檢討寫保證，要方要圓任意，能不能拉開窗簾每天見一眼陽光，取決於看守者的個性，而且關押無期限。讀此書，讀者會強烈感受到，作者是一個特別自尊、對屈辱極為敏感和難以忍受的人，但她毫不掩飾地讓我們看到，體制之強大，可窮盡一切手段，相比之下，個人是如何弱小而無力，維護自尊是多麼艱難。
作者始終有清醒意識：專政機器下，真正求告無門的是底層。那些和大案要案無關的六四被囚者，他們是大學生、普通市民，通常在國際關注視線之外，所以，對他們的處理沒有底線。提到六四事件，我眼前首先浮現的圖景，是當時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中，那幾個被銬在樹上示眾、已經完全不成人形的普通北京青年市民。我無法想像他們的母親如何面對這樣的圖景。被囚禁的經驗永遠改變了作者，單純的同情心抹去了她和那些普通女囚的界限，她的文字在向讀者強調：當權力無制約，它碾壓的絕非僅僅是挑戰者，哪怕尋常時期，傷害更多發生在對政權最「無害」的民眾身上。作者最後仔細地補充描繪了她在山西太原上馬街監房遇到的一個個普通中國女囚，縱有鐵石心腸，也難以不動容。
行文至此，我突然發現，今日中國的後極權特徵，都已經濃縮在這本《告別陽光》裏，濃縮在作者描述的那場歷史逆轉中。
from 陽光時務 iSunAffairs http://www.isunaffairs.com/?p=9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