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意西陷困 須阻傳染風險
顯然，德國（或至少政府、商界和勞工領袖所組成的集體）仍堅持支援歐元和深化經濟一體化的立場，並認為成功與否取決於旨在克服發酵中的歐元區危機的泛歐共 同負擔機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革被正確地檢視為具關鍵意義，重塑競爭力、就業和增長需時這觀點也獲得深入理解（這理解的基礎是德國重新統一的15年來經 驗）。
希臘已沒有甚麼好的選擇，但如要防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財政和增長導向改革受到阻撓，就必須設法解決巨大的傳染風險。在系統性風險高企下，私人資本正在逃離銀行和主權債務市場，導致政府借貸成本升高、銀行資本充足率下降，這反過來又威脅到金融系統的運轉和改革措施的效率。
歐盟與IMF在穩定和朝可持續增長轉型方面，正可起關鍵作用。歐洲需要她們採取行動填補私人資本逃離造成的缺口，讓改革措施可以完成並逐漸顯現成效。IMF的角色體現着世界其他地區在歐洲復甦問題上的利益——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這是一筆高回報投資。
發歐元債 風險共承利大於弊
在我看來，德國政客和商界領袖對此心知肚明。此外，這類支援應該以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別是歐元區第三和第四大經濟體）的改革深度和廣度為條件；而仍待實施的勞動力市場自由化以提振競爭力和增長，更至關重要。
為改革爭取時間，需要將短期風險社會化（即共同分享），因除此之外沒有第二種辦法，可以控制債券收益率、保證銀行運轉，也沒人能夠保證必須實施的改革計劃可獲批准。
因此，從長期看可行的歐元區共同債券，雖因意味放寬條件而將削弱改革的動力，而顯得條件尚未成成熟；但如一切順利，那現時推行歐元區共同債券，共同分擔風險的最終代價不會很大，甚至還能產生淨回報。
那麼，如何看待被激烈討論的緊縮和增長之間的衝突？我認為，此衝突基於嚴重誤解。對德國來說，緊縮——表現為持續的工資和收入抑制——是她於2006年完 成的增長導向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國人花費了巨大的時間和精力，確保重拾靈活性、生產率和競爭力的沉重負擔，由全體德國人公平地共同承擔。
緊縮Vs增長 南歐錯誤解讀
但是，接受此訊息的南歐（和大西洋沿岸）將「緊縮」主要從財政角度解讀——破壞增長快於經濟結構性調整及填補總需求不足的過快赤字削減計劃，換句話說，南歐在用凱因斯主義的視角看待緊縮。
找到赤字削減過快和過慢之間的正確平衡點很重要，而且絕非易事。但這只是再平衡的要點之一。增長是降低公債佔GDP比率的關鍵，因此也是財政穩定的關鍵。若赤字削減太快，對增長確會弊多於利。
與此同時，為了重啓經濟增長和就業引擎，我們還需要其他政策，而每個國家的先天條件不同，所需政策也不一樣。但一般來說，都需要移除勞動力、產品和服務市場的僵化和其他壁壘；投資於技能、人力資本和其他經濟技術基礎；以及重建能刺激和支援而非妨礙結構性調整的安全網。
暫遏收入消費 換持續增長
這些改革需要犧牲一些保護措施，以及收入和消費的增張。其好處在於實現未來可持續的增長和就業模式。因此，紀律和緊縮包含了跨期和代際間的選擇——應該在當下付出怎樣的代價（以及代價能如何公平地分擔），換取未來更大的經濟機遇和社會穩定。
說到底，重拾穩定和增長不只關係到重振短期總需求，還在於結構改革和在再平衡，而這必須付代價。實現可持續增長模式所需要的選擇不僅影響總需求水平，也影響總需求的組成——比如投資和消費的比重。
稱之為緊縮還是別的，只是用語問題，但由此產生的混淆代價沉重。它已成為大家認識當前挑戰的主要障礙，也阻擋着我們就應對挑戰的正確前進方向——以及明確不同國家所需承擔的責任——形成廣泛共識。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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