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省邵阳县因“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抓“黑杀队”，导致当地死伤惨重而远近闻名。40余年后的今天，经历者仍记忆犹新，谈虎色变。我在邵阳县土生土长，80年代前曾在邵阳县委办公室工作过20多年，“文革”中抓“黑杀队”更亲历其境，1974年还参与调查。这一事件之残酷惨烈，实在无可名状。现据当年调查之史实，述其来龙去脉，以警世人。
一、邵阳县历史政情略述
观诸近现代史，贫困闭塞落后之地往往易成“革命之乡”。邵阳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极左”肆虐之地，与当地的经济、人文、历史条件有极大关系。1968年抓“黑杀队”事件过后，笔者痛定思痛，回溯该地历史，认为其祸根早已深埋于1950年代以来肇始的“极左”政治思想之中。
邵阳县地处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虽有芙夷、赧水双江相汇成资江在境内穿流而过，但因地势偏高，仍属衡邵干旱走廊的要冲地带。俗谓“倒了茶罐涨大水，竖起茶罐遭天旱”，十年九旱，耕作方式落后，比刀耕火种好不了多少。当地民众靠天吃饭，生活贫困，且兵匪、灾疫横行。每逢灾年，民众告贷无门，伐木充食，掘土疗饥，沿门乞讨，饿殍遍野，苦不堪言。[1]
“文革”中邵阳县发生惨绝人寰的抓“黑杀队”事件并绝非偶然，早在1951年3月该地就发生过同类事件。1951年， 在老邵阳县第七区（即今郦家坪、诸家亭一带），就曾发生过耸人听闻的“抓黑杀队”事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到处只闻殴打之声，抓千人， 伤百人，死10人。幸处理及时，才未酿成更大的惨祸。但因当时正是土改高潮，顾及影响，此案作内部处理，被处理的干部不久后大都官复原职。此事为当地干部“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根源。[2] 此后，无论是土改后的“合作化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邵阳县的负责干部基本都抱持这种心态，当地民众被这些运动折腾得苦不堪言。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个文化滞后、经济闭塞的县份，“阶级斗争”成了一切工作的动力。1964年冬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阶级斗争更是头等大事。邵阳县被列为邵阳地区的“四清”重点，地委组织了一个“社教总团”，集中了全地区1万多名干部，组成9个分团派驻各区、社，当地基层干部全部列为“四不清”对象“挂起来”。地、县主要领导改名换姓，“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背靠背检举揭发”，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术”，“人人过关”，大喊大叫“四不清，害人精；不交代，开水淋” 。于是，贪污粮、钱的“千字号”、“万字号”比比皆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举家外逃者不计其数，自杀身亡近百人。1965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制定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纠正运动初期大整基层干部、群众的“极左”倾向。笔者当时就在社教总团工儿，参与发放文件，并要求生产大队用大镜框将文件镶嵌高挂，让全体社员群众长期观看。然而，邵阳地区的社教总团的领导却说，“不是松了、而是更紧了”，继续实行高压政策。狠批“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大割“资本主义尾巴”。[3] 于此可见邵阳县干部受“极左”影响到底有多深。
二、1968年“黑杀队”事件始末
1966年 “文化大革命” 开始，“阶级斗争”风靡全国，家庭出身不好者或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全部瘫痪，无政府主义盛行，实行“三支两军”（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各地的“支左办”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军队支一派、压一派，“极左思潮”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邵阳县一些基层干部与农民举着“阶级斗争”的大旗，顶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招牌，捕风捉影，乱砍滥杀，而上面又放任自流，终于酿成1968年7至9月的“抓黑杀队”惨祸，3个月内，死人逾千，“杀人如杀鸡”。[4] 当地人闻之色变，但无人敢追究此事，直到1974年 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之时调查此案才算有了可能。那时该地政治气氛极为压抑，杨荫甫两耳灌满了关于几年前抓“黑杀队”的可怕传闻，但无人能说清到底死了多少人，而且当地有人因“站队正确”、执行“极左”路线而升官得利，派系斗争严重，对这一惨案持“好得很”与“糟得很”两种对立看法。杨荫甫本人深受“极左”路线之害，思虑再三，决定开诚布公地全面调查。他在省、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调干部百余人，组成地、县联合调查团，在1974年4月，用1个月的时间，分期分批对全县在“黑杀风”前后所发生的乱杀人事件，包括“刮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在内，全面调查摸底。笔者为该调查团成员之一，并兼任秘书，负责记录并掌管全部调查材料。随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所谓“黑杀风”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1．“黑杀风”祸起东安
在此先介绍湖南流行的“黑杀风”与“黑杀队”一词。这两个词由湖南道县贫下中农“造反”组织首创，指当时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联合起来成立“黑杀队”，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其实查其源头，这都是当时的贫下中农“造反派”组织对“黑五类”及其子弟酷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结果。但当时人们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灌输下鬼迷心窍，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信以为真。湖南道县1967年的“黑杀风”（即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家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流风经东安而到邵阳，次年，邵阳县便发生了同类惨案。
1968年正是“文革”鼎盛期，阶级斗争如火如荼。7月8日，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5]被批斗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该大队派李大德等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并贴出大字报称：“东安县的‘黑杀队’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弄子口有内应”，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黑杀队”专政，将“黑杀队”成员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李大德等人同时还提供了陈振球、陈仕元等一批“黑杀队”成员名单。弄子口大队听闻此信息后，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XXX和文革主任蒋金祥等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造反”组织提供的资讯，该大队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陈仕元等15人是“黑杀队”。调查人当面询问吴超宝，吴却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在其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吴受刑不过，又供认如初。但被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由这一逼供过程推断，吴超宝指认其舅父陈振球等15人是“黑杀队”成员，属于严刑逼供之下的屈打成招。但当时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极其复杂、严峻”，正值“极左”猖獗横行，对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人们既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讨论之后，认为人命关天，应该由上级决定如何处理。弄子口大队的调查人员回去后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但当时区、社领导“靠边站”，主政的武装部长不敢表态，于是将问题迅速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领导人柴德林政委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明白指示：“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高度，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领会‘红色风暴’的真正含义，分清什么是‘糟得很’，什么是‘好得很’，你们要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当‘糟得很’派，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柴德林这番话几乎是明告请示者应该镇压“黑杀队”。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担心他们逃跑，于是发明了一种刑具：先将一截大树从中锯开成两半，再在两块合缝处凿15个碗口粗的大洞，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然后将两块树木合拢，再在两端加锁，被关押者因此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在“文革”中创造的第一件刑具，命名曰“树刑”。紧接着效法东安县严刑吊打逼供之法，受刑者屈打成招，普遍乱咬乱供。7月11日，陈振球被毒打致死；12日，蒋坤妹被迫投塘自尽；16日，陈仕元、陈哲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毒打致死。他们是“黑杀风”中第一批死难者。
中和公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黑杀队”，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蒋在酷刑逼供之下被迫按施刑者的指问招供，“7月14日成立了‘黑杀队’，名称就叫做‘反共救国义勇军’，行动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枪对枪，血洗万里如牛羊”。他还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黑杀队”员。莫勇成遭受毒打后上吊自杀，其女儿莫细云又遭酷刑逼供，供出105个所谓的“黑杀队员”。正所谓“酷刑之下，何求不得”，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普遍乱咬乱供，受牵连的人员迅速增多，抓“黑杀队”之风开始蔓延。
2．“8·4血案”引发全县屠杀――地主子弟邓保民的灭门之祸
1968年8月4日，邵阳县黄塘公社突发大血案，共死9人，事件肇由是地主子弟邓保民杀人。此事立即成了引爆全县屠杀“黑杀队”成员的“烈性炸药”。后经多次调查，此事件详情如下：
邓保民，男，1924年生，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学生，解放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从事储运工作。邓喜欢读书，特别好读文艺书籍，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闲谈时喜欢向人介绍书中的故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等。由于邓讲故事时有色有声，文词并茂，很受当地人推崇，听他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6年“文革”开始，其序幕即深揭狠批“三家村”。所谓“三家村”即原北京市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宣传部长廖沫沙三人曾合作写了几本书，其中以《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最为有名，“文革”中也被批判得最厉害，说这些书中隐藏着很多“反动”内容，被作为深揭狠批的材料之一。中国自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其特点是要“上挂下联”，各地领导为了表明自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批“三家村”时，便大抓“小邓拓”、与“一切牛鬼蛇神”，凡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政治污点的人，都在被抓之列。邓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宣扬过《燕山夜话》，自然难逃厄运，于是被打成“小邓拓”，被深揭狠批。当时的县粮食局领导在极左路线 的影响下，接受了“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的片面观点，将邓保民“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当农民。
邓保民回到老家后，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子弟，又是被开除干部这种双重身份的政治处境，小心翼翼，安分守己。其妻子唐桂姣对他的处境很理解。直到1968年“黑杀风”刮来之前，一家人乐天知命地生活在老家，从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他的遭遇因是“黑杀风”的导火线，下面根据调查材料详述，以为历史存照：
1968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来到邓家门前高声大叫：“邓保民，出来！”其时，邓保民刚吃过早饭，忽听得这声吼叫，一家人顿时都被吓懵了。邓走到门前，看来势不对，问来者，“找我有什么事？我天天在队里出工，没干什么坏事呀”。两位民兵拿出箩索一边捆绑邓保民，一边说，“干什么坏事？你自 己知道，跟我们到大队部去说清楚”。在大队部的一间房子里，端坐着两个大队干部。邓保民一进屋，审讯就开始了。一个大队干部说：“邓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队的莫采保供认你参加了‘黑杀队’，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黑杀队’，头头是谁？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你愿意走哪条路？自己选择吧！”邓保民听后十分气愤地说：“讲我参加‘黑杀队’，这完全是陷害，我并不知道有什么‘黑杀队’。即便有‘黑杀队’，我也不会参加，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况且谁也没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杀谁呢？”大队干部说：你不会参加“黑杀队”？我看你就具备了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论成份，你出身地主；论表现，你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是政府把你开除回来的。你想隐瞒是不行的。邓保民解释说：“我虽然出身地主，但我并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时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刚解放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受了党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开除回来也并不是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而是看错了书，说错了话，回来后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半点怨言，听从队上安排，天天出工，从未愉懒，我再愚蠢，也不会去参加反动组织”。审讯者说：“那么，莫采保在中和公社，离我们黄塘公社这么远，他为什么偏偏说你参加？”邓保民说：“我根本不认识莫采保，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请你们明察。”审讯者说：“人证俱在，还要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审讯者旋即想起了捆绑吊打的办法，说道：“看来，不给点厉害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用鞭子给我抽！”站立两旁的民兵立即用棕箩索织成的粗鞭子，使劲往邓保民被五花大绑的身体上毒打猛抽。当时正是7月 底，气候炎热，邓保民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保民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邓仍然不肯屈招。于是民兵们将邓双手反绑，吊在屋梁上，见邓仍旧不招，于是有人就抱住邓的身子往下猛拽。邓实在受不了这等毒招，只好违心地大喊，“我…交待，我…交待…”。民兵将邓从屋梁上放下后，邓保民有气无力地说：“我…参…加…了…‘黑…杀…队’……”。审讯者又问：“还有哪些人参加？”邓保民只是摇头，回答说：“不晓得还有哪个参加。”他当时想的大概是：我已经被人乱咬，命在旦夕，决不能再害别人。有人立即大喊：“邓保民耍赖皮，不老实，再吊”。邓保民又一次被悬空吊起来，紧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紧牙关，嘴唇咬出血来，什么也不说。如此折腾了大半天，他硬是不开口攀咬，民兵只好将他从梁枋上放下来，手镣脚铐加诸其身，将邓关在大队部。第一次批斗就此结束。
1968年8月4日， 蛇湾大队决定再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提押邓。这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亮铮铮的大马刀来到监押房，然后把马刀斜靠在墙壁上，去开邓保民身上镣铐的锁。邓保民料定：此次批斗，肯定有去无回；不能不讲良心乱讲一气，害了别人；但如交代不出，不是被打死，就会被丢到蛇湾水厍里去喂鱼。想到此处，邓觉得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他看准了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那把马刀，等民兵把脚镣手铐打开的一刹那，立即跨前一步，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那位民兵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的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4岁的小儿子邓四清立在田圹上看别人在田里抓泥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邓四清血如泉涌，当即死亡。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 ……一时喊声四起，惊天动地，乱成一团。人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涌 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里，但溪水太浅，淹不死人。邓保民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人越来越多，喊打喊杀，没多久，邓保民就被乱刀砍杀于溪内。
人们余怒未尽，高声大喊：大家不要散伙，还要到邓保民家里去算帐。大家立即成群结队、气愤愤的向邓保民家里走去。邓保民的家离大队部较远。那天早晨，他的二女儿邓爱华和往日一样去大队部给爸爸送饭，在回家的路上听说今天要开会斗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唐桂姣。唐心情紧张，一边叫邓爱华继续到会场听消息、看动静；一边揣测着斗争大会的结果，忐忑不安地带着另外三个子女在家里静候消息。不久，邓爱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泣不成声地告诉妈妈：“不好了……，爸爸…杀…杀…人了！”唐桂姣大吃一惊：“不可能，他怎么会杀人？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听清了没有？”邓爱华说：“是真的，他用马刀把贫协主席的儿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担、梭标去追赶，只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妈妈，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赶快逃走吧！”唐桂姣由惊诧转为平静，说道：“你爸爸闯大祸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怕你爸爸的一条命还抵偿不了，我们全家都有危险。逃走，逃到哪里去？如何逃得脱，到处都在抓‘黑杀队’，到处都有岗哨，走了抓回来处理更严重。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老老实实的坐在家里，等他们来了，我们母子全家一齐拜跪在地，认 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唐桂姣刚做好安排，追杀人马就来了。有人高叫：邓保民的臭老婆滚出来！唐桂姣闻声，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 声，鲜血四溅，她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可怜的、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苦命女人，就这样告别了人间，与丈夫一起走上了黄泉路，时年45岁。面对如此凶残的杀人局面，孩子们被吓懵了。邓爱华毕竟年长几岁，她硬着头皮，流着热泪匍伏在地，沉痛地对大家说：“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兄、弟、姐妹们，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看到那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悲戚的苦苦哀求，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这时却有人大喊：“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10个地主崽子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那人说罢，盯准匍匐在地的邓爱华的颈项，举起马刀就砍，可怜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只连着一点点皮肉未脱落下来，殷红的血柱从断了的颈项中喷出好远好远。这时，邓家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像木偶一样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动的象筛糠一样。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下来定会后患无穷。他们立即向三个手无寸铁的小孩子动手，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旁观人群有的啧啧叹息，有的怒骂，一时间人声杂乱，飞血如雨，不一会，3个孩子全躺在血泊之中，禾场坪中只剩下5具还在抽搐的尸体和满地流淌的鲜血。有人当场清点“战果”：邓保民的“臭老婆”唐桂姣（ 45岁），二女儿邓爱华（18岁） ，大儿子 邓超雄（17岁） ，小女儿 邓立华（9岁），小儿子邓少雄（ 7岁）……
“没有漏网的就好，只有一个最大的女儿远嫁东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这些尸体怎么办？”邓保民的邻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谁来给他们收尸？”有人说：到邓保民的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算了。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邻居说：不埋也不行，俗谓“春三、夏一、秋半天”，过两天，这一片就会臭晕，谁还敢进这个村？况且，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那边山上有个岩洞，从未有人下去过，不如把那些尸体丢到岩洞里，既不要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好办法，于是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杀人现场只留下一滩滩血迹。
蛇湾大队杀了邓保民一家之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获悉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上级采 取紧急措施。在公社干部的劝阻下，该队又追杀一人，迫使一人自杀，共死9人。当时称为“八·四事件”，又叫“八·四血案”。此事成为邵阳县全县抓“黑杀队”的导火线。[6]
3．“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处处只闻杀人声
“八·四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各地群众舆论大哗，县支左办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柴德林马上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他在会上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杀死不是白杀死了，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他反复要求干部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糟得很”和“好得很”的论断。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绝对不能向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泼冷水。”这番话无疑是为“黑杀风”开了绿灯。
当时正值全国“军管”，县、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生产大队也是民兵营长说了算。他们手捧柴德林赐下的“尚方宝剑”，有恃无恐，一时间杀气弥漫，人心惶惶。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或分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或与五类分子有过火磨擦的人，都如临大敌，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尿桶和石灰、砂罐之类，作为防卫武器。有的在要道上设关立卡，派专人日夜防守，盘查过往行人，见生人就抓，发现怀疑对象或打或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消息，以便早作准备。更多的大队为防止“阶级敌人”“黑杀”，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平时爱提意见不服领导的、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人员，以及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实行刑讯逼供，脚镣手铐，捆绑吊打，致伤、致残、致死，抓“黑杀队“之风愈演愈烈。
“八·四血案”后，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最早行动。该队党支书陈善劝、“文革”主任蒋金祥、治安主任陈春锦（注：陈春锦原是县公安局干部，曾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受到处分，于1962年退职回家）三人在一个军属家里喝酒，听一个女人说“地主子弟”陈法林、陈儒成（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52年转业到甘肃省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即805厂，62年因病带30%的工资回乡）两人在“打禾桶边起拱子”（邵阳土话，即阴谋闹事之意），立即抓捕讯问，二人拒不承认欲“阴谋起事”。于是陈善劝等人率民兵将陈法林、陈儒成推到屋后山上，由治安主任持刀剖腹，未死，又用鸟铳将二人打死。此后又将从山西抓回的地主子弟陈儒林用乱棍打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该队先后共打、杀7人，迫使2人自杀，成了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杀人最早、死人最多的大队之一。[7]
据塘田市区后来调查汇报：塘田市公社三角大队1968年8月12日召 开大队党支部会，支书唐远亚说，“当前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紧张，许多地方出现了‘黑杀队’。难道我们这里没有？石门片的唐宋保常跑东安，这股风就是从东安传来的，难道他没有问题？”会议提出，把三角片的唐建勋、唐庭方抓起来审向。为统一思想，第二天又召开了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统一分 工，抓人审向，方法就是捆绑吊打。唐建勋由于绳索吊断，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头皮跌破，鲜血直流，不省人事。有人说：捉虎容易放虎难，不如弄死算了。于是指派了几个地主分子，将唐建勋抬到兔子山桐子坪大漏岩里活埋了。石门片的唐宋保被抓后遭酷刑吊打，供出“黑杀队头目”唐慧方，“秘书”唐岛生，还有出身不好的唐运阳、唐运生、唐方雄等；进一步逼供，又得到“黑杀队”要杀某某党员、某某干部、某某贫协等供词。8月20日，该片即召开党员、干部、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处理“黑杀队”成员，会议决定将这些人处死。8月21日，由支委唐运雨主持会议，宣布唐岛生、唐运阳、唐运生死刑，立即执行。会后由民兵将三人押送到芙夷江畔，推入河中淹死。唐岛生是台胞林月竹生于台湾岛上的儿子，故名“岛生”，本想送回故乡成家立业，服务乡梓，谁知遭此横祸，死时年仅22岁。8月22日，唐慧方、唐宋保也被推入河中淹死了。
“黑杀风”越刮越凶，不少生产队干部组织农民到邻近市县抓本地在外工作的“五类分子”子弟。不少地方杀人后处理尸体的方式是往河里一丢了事。邵阳县处于资江上游，因此资江河下游河段的死尸日夜漂流不息，引起下游城市邵阳市民众极大震恐。
邵阳县“支左办”的军代表柴德林对杀人之风的蔓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据邵阳县公安局罗金陵等人回忆：8月6日，柴德林去电，将部分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紧急召回开座谈会。会上，柴介绍了“抓黑杀队”的情况后强调说：“对死人问题，你们不要指责，不要追究责任，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还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好好学习‘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去当‘糟得很’派”。他还提醒干部：“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黑杀队’杀了，或丢到河里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8个小组下到各区社“观阵”。县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黑杀队”抓出了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线索，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点情况，不要让人将其杀掉，以免断线，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只听一片杀人声，任何劝止、忠告，那怕说“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又都握有县“支左办”柴政委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参加“三支二军”的47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搞“形左实右”，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反而越杀越凶。到8月中旬，乱砍滥杀之风更为严重，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杀。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有公报私仇的，有挟嫌报复的，有趁火打劫的，形势混乱到了极点。[8]
4. 野蛮残忍至极的杀人手段
要了解1968年邵阳县抓“黑杀队”这一滥杀运动的残酷性，还必须了解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手段的残忍。当时常见的杀人手法有活埋、“ 铳决”[9]、石砸、吊麻蛏（guai，去声，邵阳方言，将青蛙称作麻蛏）[10]、耙（锄）头挖、捆绑沉河、乱棍打死、绳索勒死等方法，通常死后对尸体不加掩埋，甚至不许其亲属收尸。
不过，在所有稀奇古怪的杀人手法中，上述几种还算比较“文明”的。以下各种让人在死前受尽各种折磨的杀人方法，则显示了杀人者的残酷阴暗心理：
擀面条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在抓“黑杀队”期间去邵阳市办事，被诬以为“黑杀队搬救兵”，民兵们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铁棍两端各坐一人，在其身体上压过来压过去，如同擀面条一样。几百斤重的压力之下，只压得这位学生屎尿直流，骨头断裂而亡。
铁丝穿脚筋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黑杀队”后，在他家里挖地三尺，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并对刘的家人画地为牢，白天不准出门，晚上不准点灯。最后民兵用烧红的铁丝穿过刘利民的一双脚筋，吊到门前阶檐梁上，再活活打死。
脑袋开花
县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黑杀队”后，被人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一敲几个洞，一打一片红，杀人者将此方法命名为“脑袋开花”。
铁锤锤手臂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黑杀队”，批斗时民兵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再用油榨坊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锤轮流捶打，双手骨头被生生捶得粉碎，最后一锤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被打成“黑杀队”后，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火烧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黑杀队”后，酷刑逼供，上吊下烧，最后被活活烧死，场景极为残酷。
烙铁烙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系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曾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1968年7月28日，当地一伙人把他当成“黑杀队”成员捆绑吊打，将其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他的脊梁骨砍断，然后再将罗的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再用烧红的烙铁在吕身上烙，烙得流油冒烟，其状惨不忍睹。随后，这伙人把罗吊在树上，直至快断气时方才放下来，剥光衣服，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再用乱石砸死。罗妻在当地无法生活，被迫将大儿子送人，自己带着小女儿改嫁他乡。
九公桥中学教师钟明良，家庭出身地主，在“文革”中一度比较活跃。1968年9月，“贫宣队”（“ 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驻学校，钟被诬为“黑杀队”，关押了13天。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先把他捆绑放在一间小屋里，令学生们在楼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后，又把他双手向后反剪捆绑倒挂，面向一盆大水，绳索一松，头即浸入水中呛水，过一会儿再把绳头一拉，使头部脱离水面。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复， 名曰“顺手牵羊喝水”。此外还用了“荡秋千”、“铁丝穿手掌”等十几种酷刑。“贫宣队”中有人说，他还有个漂亮的老婆，不要放过他。于是有人又想出了一个毒招，用烧红的烙铁烙钟的生殖器，钟受尽酷刑而死，时年34岁。
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豺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24岁，“文革”初期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1968年9月10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大队关押24天。刑讯逼供中，民兵将曾桂林的双手反绑吊起来，再在其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压几块土砖，活活拷打致死。其双目失明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已被打死，摸索着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民兵们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儿子的尸体都不获准，气得爬在地上咬土喊天。这伙人还把曾的家产抄劫一空，把老人赶出家门,土改时分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五马”分尸
檀江公社税务干部蒋意兴，邵阳县水田公社人，家庭出身地主。 1968年8月被诬为“黑杀队”揪回家乡批斗之后，再被押到一座竹山里，由五个民兵分别将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扳弯吊下来，再将蒋的头、双手和双脚分别捆到五根竹子尖上。然后，五个人齐声高喊：一、二、三，将绑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同时放开，蒋这个活生生的人当即被五根竹子的弹力撕成碎片。
以上记述的杀人手法，于史料而言绝非可有可无之闲笔。设若中国文明进步，这一页耻辱的历史或使国人产生自省之心。
与人类历史上任何灾难一样，在受害者当中，女性所受的凌辱较男性更多。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长相姣好，追求者甚多。但她心高气傲，对本乡本土的人全不放在眼里。高中毕业后与一个大学生恋爱，择日成亲。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黑杀队”，从新房中抓出批斗，毒打不屈，被这伙人把衣服剥光，并在其乳房和私处乱摸乱捏，吕不甘受辱，破口大骂“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脑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然后用铁丝穿其乳头，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黄塘公社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实施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在这场屠杀当中，人性中最阴暗的丑恶被激活了，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与民兵不仅以杀人为乐，还要凭借其淫威制造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1949年以前教私塾为业，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他被人诬指为“黑杀队”，虽受尽各种酷刑，直至皮裂骨折筋断，奄奄一息，仍然不肯招认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该队干部将其做铁匠的儿子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心来，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垂死的老父亲往肩上一杠，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让其父亲随波逐流而去。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张南卿（中农成份）被诬为“黑杀队员”后，受尽酷刑，干部们强令张的两个弟弟将张丢到老煤窑里窒息而死。这种逼迫亲人下手杀亲人的方式可谓丧尽天良，既使生者蒙受丧亲之痛，还要让他们承担巨大的道德心理压力。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生产队长蒋柳桥，男，贫农。“文革”初期因参加名叫“资江烽火”的群众组织，于1968年9月12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公社机关被加上脚镣手铐关了一个多月。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关押批斗，用铁钉鞋掌嘴，用扁担砍腰，只打得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被迫悬梁自缢。死后被定为“畏罪自杀”，说他不如一条狗，并强迫其家属扎个草人，将蒋生前的衣裤套到草人身上，挂上“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的牌子，批斗三天三夜。
绝大多数死者在被处死之前，都遭受过非人的侮辱。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贫农社员王有柱，因参加“资江烽火”群众组织被诬为“黑杀队”，被捕入监，反铐“背包狱”9天9夜，因其屎拉在监狱角落里，被看守按住头，踩住脚，逼着把粪吃掉。还有人被酷刑折磨得自杀以明无罪。下花桥区出现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被诬 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因他出身地主而被怀疑，饱受酷刑，邹受刑不过，被迫拿菜刀当众剖腹，让人看自己“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肠胃流了满地，气绝身亡。
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刑讯手段之残忍，杀人手段之惨无人道，真是不胜枚举，也卒不忍闻。对出面制止或提出不同意见者，杀人者均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因此丢命者大有人在。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暴行泛滥。人们私下形容当时的杀人狂潮：“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只有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低头）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意谓命悬一线），日夜提心吊胆”。这确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5. 塘田会议，智勇陶柏荣制止杀人风
“黑杀风”延至8月下旬，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接二连三，死状甚惨，两岸观者云集。居于资江下游的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民众哗然。当时邵阳市既是行署、地委驻跸之地，也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地区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捞埋尸体，每具尸体工费10元，加草席一床裹埋。市公安局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邵阳市民怨鼎沸：“真是黑了天了！（暗无天日之意）”
这时，一个邵阳地区人民不应忘记的人出现了。8月24日，解放军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率139师施工连经衡阳、邵东、到达邵阳县境内，驻扎在塘田市区国防线路增音站。塘田市杀人风甚炽，风声渐传至陶柏荣耳朵里。某一天，陶柏荣听说又有人被当成“黑杀队”打死了，接着看到一队农民气势汹汹地手执各种武器，将被捆绑成一串的多个人往河里推。经询问，方知是当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在处死“黑杀队员”。面对如此血腥的混乱局面，地方当局居然装聋作哑，无人过问。陶柏荣出于人的良知，毅然冲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禁条，挺身而出，迅速赶到到塘田市区委机关，找到区武装部长肖长青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 斌，三人交流情况后商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由部队出面，以47军师政委的名义召集区、社机关全体干部和各大队主要领导三级干部紧急大会。8月25日上午，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区礼堂座无虚席，由陶柏荣政委做报告。陶政委重点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狠批乱抓、乱打、乱杀人的无政府状态。他明确指出，乱杀人是极其错误的，是违法犯罪，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之人也应该交由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今后谁再乱杀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以命偿命。陶柏荣要求所有与会人员散会后甄别所抓人员，有问题的上交，其余的全部释放。陶柏荣作报告时正气凛然，态度果敢坚定，话语掷地有声，震慑力极大。当时全国“军管”，军队威信极高，他那句“以命还命”，使那些杀人者意识到后果严重。陶柏荣考虑到全县类似的问题可能极其严重，自己又军务在身，便以师政委的名义与县支左办柴德林政委通了电话，通报了塘田紧急会议的情况，并要求县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乱杀人之风，绝不能任其继续蔓延，危害人民。[11]
“塘田会议”使炽热的杀人之风得到遏止，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9月3日，邵阳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及全体官兵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塘田会议”为榜样，进一步研究制止乱杀人问题，会上做了4条决定：一，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秩序；二，严禁随意抓人杀人；三，区、社不准介绍（本地干部、民兵等）到外地抓人；四，一切在押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真正有罪的送县军管小组处理。但因紧接着又大刮所谓的“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杀人风”与“刮台风”同时并进。直至10月，肆虐近5个月之久的“黑杀风”才算基本平息下去。
制止杀人的陶柏荣是个有胆有识、谋大事不拘小节的人物。数年后，陶柏荣转业到邵阳市，有死里逃生者登门求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才将自己当时所冒的风险说了出来：“那次我也犯了个冒充师政委的错误，因为县里也是团级，都是同级，他会听我的吗？幸好当时不戴军衔，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队后，我还向师领导作了检讨，得到了师首长的谅解和支持，才侥幸过了这一关。”
1974年，地、县联合调查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结果如下：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共抓了11,177人，关押7,781人，私设监狱702处，自制镣铐1,587付，被打死、杀死322人、逼迫自杀669人，共计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残。
三、1970年滥杀风再度兴起
塘田会议后，大部分地区的“黑杀风”开始平息。但由于极左路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有人怕“留下活口遭报复”，务求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据塘田市区了解，该区在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其他各地也有追杀现象。有的地方则等待时机，准备新账老账一起算。在1969年的“斗、批、改”（又叫“三分之一”，因为全县的斗、批、改运动计划分三批搞完）运动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相继发生了捆绑吊打和刑讯逼供等死人事件。
1.邵阳县革委会主任汪某的“七杀令”
1970年春，全国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广泛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具体到邵阳县，就成了抓“黑杀队”的继续。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邵阳县召开3,000人的干部大会。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汪某在会上声色俱厉、杀气腾腾地说：“这次‘一打三反’，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泥浊水、资产阶级毒瘤，也就是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有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人，全部、干净、彻底地清查出来，该抓则抓，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以免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害群之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下狠心将他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紧接着，注主任一连喊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等七个“杀”字，说“要杀出全县城乡一片红，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邵阳县全境立即陷入一片惊惶恐怖之中。
据原和平公社党委书记陆古成回忆，会议当晚，该社即有7人被吓得自杀身亡。他的回忆足以佐证当时的恐怖气氛：此时县里正筹建氮肥厂，向和平公社布置红砖生产任务，陆古成不该在电话里询问，红砖的价格是按市场价还是按调拨价？结果被县革委会主任在全县电话会上大骂特骂，说他“算资本主义帐”，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要“查他出身九代”，并“撤职查办”。后来，县委果然派出专案组对陆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工作经历明查暗访，彻底调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但陆古成为避祸，就此辞职，远走高 飞。[12]
2. “学习班”成了阎王殿
“一打三反”运动分为农村、县城两大块。县直属机关集中财贸、工交、卫生、农、林、水系统干部，举办所谓“三清三反”学习班，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学习班地址选在靠近县人武部、紧邻芙夷河畔的原县一中校舍。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再选拔177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参加。“造反”起家、红得发紫的县革委常委黄明宣负责全盘操作。办学习班前培训骨干时，柴政委强调：“怀疑就是对象，交代就是证据”，“箩索就是逮捕证，吊断箩索数现钱。”他还告诫大家：“林副统帅指示，文化大革命有大战役小战役，文战役武战役，配合进行。现在是200米拼刺刀的时候了，不要心慈手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的行动口号是：“领导者威风凛凛，指挥者杀气腾腾，执行者步步扣紧，搞得他们昏昏沉沉。”
学习班一共开办了3期，先后有两千多人参加，由黄明宣一手操作。黄仍然沿用抓“黑杀队”、“刮台风”那一套极左的高压手段，动用了集中国酷刑之大成的40多种刑罚（详见附录1），半数以上人受过多种酷刑，3人被逼死，41人被毒打致残。群众如此描述这学习班：“四门紧闭站双岗，中间流动背起枪。大房子设刑场，小房子搞审判，大礼堂设法场，进了一中无有好下场。”在严刑逼供下，学习班的人当中有82%的人被打成贪污、盗窃分子、反革命、或其他坏分子。
九公桥粮站保管员王克俊，60岁。在学习班期间，他经受了21种刑罚，9次昏死，坐黑牢长达一年多，被毒打致残。后查证落实，只有34元钱账目不清。
黄亭市粮站会计罗庆云，家庭成份中农，红旗公社红旗大队人。原怀疑他是只“大老虎”，用“车轮战术”轮番轰炸，两天两夜间用尽各种刑罚。罗实在无法熬下去，趁上厕所时用剃须刀片割颈自杀。死后，学习班立即召开大会，说罗以自杀向党“示威”，对抗运动，是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还举办了罗的“罪行展览会”，从国库取钱取粮，派专车从他家里把稍值钱一点的东西，包括他妹妹用作嫁妆的被褥，全部拉到县城塘渡口做“罪证展览”。更让人奇怪的是，罗死后一年多，即1971年3月4日，县人保组、军管会还发出“联合通知”，要“罗庆云遵纪守法，老实改造，争取成为新人”。杀人者的草菅人命与漫不经心，由此可见一斑。
李根银，下花桥区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复员军人，共产党员。1970年3月作为积极分子和接班人来参加学习班。只因在一次夜晚巡逻放哨时说了一句，“听说中央来政策了,松了”，就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成了“运动的绊脚石”，批斗3次后交附近的沙坪大队农民监督改造。李实在想不通，割颈自刎。死后被定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准家属收尸，不准埋棺材，不准亲友吊唁。当地群众将李的遭遇编成顺口溜：“头天是红人，二天是罪人，三天是死人”。
国营五丰铺林场工人莫益成，1968年秋“刮台风”时被打成“炮打三红”的“坏头头”，已经被整过一次。1970年“一打三反”中又被说成是“贪污盗窃”分子，新帐老帐一起算。时值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学习班强迫他脱光衣裤，在雪地里接受批斗。这天其妻分娩，无人照管，婴儿被活活冻死。
学习班的“经济帐”算得更加离奇古怪，旷古未闻：厨师尝菜的咸淡，炊事员吃锅巴，酿酒工尝酒，药剂员检药、煎药，养路工坐车，值班员睡公铺，屠业员扣秤，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师家属按当时的政策享用“四属户”照顾粮、公费医疗与粮食补差等等，都要按工龄长短累进计算，高价退赔。一个区机关的炊事员因吃锅巴、尝菜，共计退赔1,630元；一个屠业员因卖肉扣秤加罚款共9,999元，因为考虑到上万元就是死罪，人被杀之后就无法收退赔款了。甚至连教师星期天休假，也要罚1.3元钱一天,理由是农民没有星期天（注：当时视工厂所有制不同，学徒工一个月18－20元，工人一个月32－36元）。
县中医院一位姓肖的煎药工，62岁。在学习班上有人质问他说：“你天天帮病人煎药，药中有红枣、桂圆、党参、当归等补药，你就没有呷过一点？”肖答：“中药配方有一定的份量，哪个敢乱动。”主持人大喊：“不老实，吊起来。”肖老头怕吊打，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承认尝过一些甘草、党参。主持人追问：“究竟呷了多少？”答：“两三片吧！”片、钱在邵阳话中发音相近。主持人又问：“一天三钱是不是？”老肖心想，只要不吊打，三钱就三钱，于是回答说“是”。肖老头从事煎药工作共10年，最后由主持者算帐：一年365天，一天3钱，1年就是10多斤，10年共1百多斤，甘草、党参各半，按市场高价计算共140多元。结果硬逼肖如数退赔。
更奇怪的还有：受害者被抓，要出抓人费；被看管，要出看守费；被调查，要出脚步费；被审讯，要出烤火费；被吊打，要出手续费；连头戴高帽，身穿白褂，颈挂黑牌，都要按制作成本和加工费，高价算钱。这笔钱没人能够逃交，有的交钱赎人，有的从工资中扣除，还有的在平反复职的补助费中扣除，并说这是“照章办事”。有个人被关押35天,各项费用105.6元，要家属交钱赎人。还有个人被打死，要家属交300元领尸，死者家贫交不出，妻子被活活气死，最后还是他人帮忙将房屋发卖，交了钱才把尸体领回去。有个现役军人回家探亲，看到如此情形，说了句“如此搞法不符合党的政策”，立即被戴上“破坏运动”的帽子，坐牢数月，被毒打致残，还被罚跪罚喝尿。
教师虽然未参加学习班，但也有470人被抓斗审批，有241人惨遭毒打，7人被迫自杀。学校并没有什么经济问题，黄明宣等人便挖空心思，亮出“高招”：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没有资格享受公费医疗和粮食补差，要按高价退赔；其家属在农村按“四属户”（即干部家属、职工家属、教师家属和军属）吃照顾粮的，要按自由市场的价格退赔差价，星期天未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教师要退赔一天的工资。长乐公社的周凤翔因此退赔314元；王玉清退赔787元；赵碧霞退了402元；双江公社的郭雄退赔医疗费290元，退粮食补差款90元。当时小学教师的月工资高的为48元，低的仅32元，几年不吃不喝也难交完这些退赔账。[13]
3.农村深挖“反革命集团”
农村的“一打三反”以深挖“反革命集团”为主。据县公安局统计，在抓“黑杀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县共挖出“反革命组识”98起，成员744人。蔡桥公社有13个大队，其中10个大队挖出了“反革命组织”：黄亭市公社茶铺大队打出了5个“反革命集团”。
在这些案件中，河伯公社的“五洞反革命集团案”可算是惊天冤案。详情如下：
此案缘起1968年8月大抓“黑杀队”之时。当时五洞大队分为两派，互相攻击。有人说地主子弟陈良柱在邻近的东安县打工，抄回了刘伯温的《烧饼歌》和《五公经》，并且秘密传播，这在当时属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行”。大队干部即据此罗织了“以地主子弟陈良柱为首，地主分子陈夷如为后台的反革命集团”案，陈良柱被惨杀。两个小小的生产队，折腾得昏天黑地，神哭鬼嚎，县里马上派人帮助破案。在办案过程中，该专案组负责人、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侦破组长陈某某，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做思想工作、与所谓“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积极检举揭发为由，对该队“反革命分子”陈时元年轻貌美的妻子廖某某威胁利诱，逼迫成奸，而对其夫陈时元则严刑吊打，酷刑问罪，百般折磨致死，廖女被陈霸占长达7个多月。在此期间，陈某廴发现有谁议论其男女之事，就给谁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捆绑吊打，酷刑逼供，投入监牢。结果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反革命集团”也越滚越大，最后在五洞大队100户人当中竟有96户半成了“反革命”，占96.5%，其中这“半户”指陈时元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致死，其妻廖某某既被陈长期霸占，便被排除在“反革命”之外。这个“反革命集团”中计有30人被严刑拷打逼供，18人被逮捕入狱，最长的坐牢28个月，最短的也坐了8个月；7人被判刑，刑期短的判了4年，长的判了20年，其中6人致死，5人致残。这就是“五洞反革命集团案”中的“杀夫奸妻案”。由于“反革命分子”特多，本队的社员要分散交外队管制、监督，同时还要请外队人到本队来当队长。
这一耸人听闻的冤案从1968年抓“黑杀队”开始，于1969年“斗、批、改”当中定案，当地干部、群众受苦之深，冤屈之重，罄竹难书。此案虽经受害人（即被该干部霸占的陈时元之妻廖某某）多次反映上诉，又经正县级离休干部张必烈等3人查证核实，但因派性干扰等种种原因，直至80年代末全案才获平反，而后，当事人陈某某已死，只好不了了之。[14]
黄塘公社有8个知识青年参加修水轮泵站非常卖力，被群众誉为“八大金刚”。因8人特别团结，有人便怀疑他们可能有不轨行为，公社“一打三反办”旋将其定为“反革命组织”，名称就是“八大金刚”。抄家时抄出一张8人合影照片，以此为“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又将一首自勉诗说成是“反动纲领”，一张寿筵入席名单说成是“反革命组织”成员名单。在“如山铁证”面前，这8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结果查了半年，什么“反革命活动”都未查出来。谷州公社的3个下乡知青因晚上喜欢聚在一起散步谈心，也被怀疑是搞“反革命活动”，画地为牢，惨遭横祸。
那时整人的花样百出，什么残酷，什么刺激“新鲜”，就用什么。在运动中，双清公社双龙大队院子生产队贫农张自卫被指控为“与反革命有牵连”，遭到种种酷刑均不肯“认罪”。有人便想出一个毒招：让张屁股半蹲，双腿微屈，如同打拳的坐桩一般，脚板下各放青砖一块，双膝上再各放土砖一砣，屁股下面的土地上插梭标一柄，标尖向上，对准屁股，脖子吊在一根垂直的箩索上，再用两根稻草把两个大姆指吊起来，名曰“练功桩”，两分钟不到人就昏厥。
抓经济问题，整人整得更惨。例如，和平公社新河大队张十延是个祖传牙医，技术好，医德佳，很受人欢迎。他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外出镶牙，按规定缴款。运动中说他在外“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赚钱盖新房，将其关押批斗，其所有财产包括新砌的房屋在内一律没收充公。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队赤脚医师简雪波，在运动中被指控为“有经济问题”，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典型，被关在大队部办“学习班”，后来惨死在被关押的小屋里。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妇女主任邓细妹怀有5个月身孕， “一打三反”中遭诬陷，强迫她脱光衣裤坐在装满水的大澡盆里，名曰“坐水牢”，最后被活活折磨而死。陈勋尧是河伯公社上阳大队19生产队人，贫农，曾贩卖过几疋土布，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批斗，背脊骨被打断，睾丸被捅烂，疼痛难忍，上吊自尽。死后当地干部不准家属哭，不准送葬，还要在棺材上贴上“反革命分子陈勋尧死鬼灭魂”的字条，勒令他儿子陈上喜照着念，念完后还要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勋尧”的口号。谢习之乃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人，贫农，篾匠，1962年起外出搞副业3年，每年按规定缴款投资，未欠集体分文。1970年搞“一打三反”，“县革委会”工作组进驻该队，将他定为“资本主义典型”，算了3笔“剥削”帐：3年中先后带徒弟6人，每人每年算雇工剥削180元，共3,240元，按60%退赔，计1,944元；在外给人打晒簟936床，每床暴利0.5元，计468元；在新宁县花500元买了一座旧屋架子回家修屋，剩余部份木料，做了4副棺材，出卖2副，得230元，重罚500元。3项合计2,916元，责成立即退赔。谢思量全部家当也没有这个数，被逼悬梁自尽。刘再兴是新建公社新民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贫农，回乡知青，因爱提意见被人怀恨在心。“一打三反”时被诬为反革命，关入烤烟房，打得遍身鳞伤。他咬破手指写血书，说自己不是“反革命”。被释放后的一天，刘正在理发，被人叫去大队部，一个多小时以后，被吊死在梁上。不但无人追查其死因，反而将其宣布为“反革命”，为其画相供大队和生产队批斗。
以上只是少数几例。全县农村的“一打三反”历时一年，共有19,721人受到迫害,其中贫下中农17,016人，约占受打击人数的90%，6,417人被关押，15,340人被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定性金额123万多元，抄家1.6万户，抄走各项财产无数，有307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残废，不少人被整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是邵阳县继“抓黑杀队”、“刮台风”后的又一次浩劫。
四、充满荆棘的冤案平反之路
与其它地方相比，邵阳县的政治运动的残酷与多发均属罕见。但这些运动早已使当地政界的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形成一个个利益死结。1974年试图平反冤案而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杨荫甫还因此蒙受不白之冤。在这种局面下，当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冤假错案已经平反时，只有邵阳县还徘徊在历史罪错的阴影之中。
1. 1974年冤案调查，查冤案者反蒙冤
1973年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时，曾经给邵阳县带来过一缕短暂的春风。杨荫甫是河北省滦县人，1949年3月随军南下，历任邵东县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文革”初被打倒，下放到农场喂猪。1972年9月，调邵阳县任县革委副主任，1973年7月改任县委书记。这种经历使杨荫甫与邵阳县的政治势力无任何利益关系，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当地的政情。更重要的是，从1968年抓“黑杀风”以来，一直在邵阳县主政的柴德林此时退居二把手位置。
杨荫甫履任之后，发现邵阳县的极左问题极其严重，在“抓黑杀队”等各项运动中死人上千，仅次于以滥杀闻名于世的湖南道县，遗留下来的政治恩怨更是纠结牵缠，民怨郁积。这些情况使杨荫甫寝食难安，他多方奔走，获地区领导批准，组织联合调查团，第一次大胆地摸了这个极左路线的“老虎屁股”。当时确定的调查措施及后续措施有二：第一、对农村组织地、县联合调查团，分期分批调查摸清抓“黑杀队”的死人情况，再依法处置；第二、对机关单位“清队”中被错误地开除的干部适当收回，重新安排工作。但一则由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仍然是极左当道，二则因为邵阳县的极左路线一向较其它地区更甚，多年的政治斗争使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情况格外复杂。杨主持的调查处处受到掣肘。
1974年4月，由100余名干部组成的调查团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县自1968年以来“黑杀风”前后所发生的滥杀事件，包括“刮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在内，做了一次全面调查。1974年5月1日，中共邵阳地委正、副书记，邵阳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等地方军政要员齐集邵阳县委，听取调查团的汇报。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案，使得领导们喉哽鼻塞，热泪盈眶，一致表示要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极左遗患，地委将从财政上予以大力支持。中共邵阳地委还以14号绝密文件向中共湖南省委及中共中央汇报。
同年5月，调查组把“抓黑杀队”和“一打三反”中使用过的刑罚，筛选、汇集成72种，再用一尺见方的硬纸板，用漫画形式绘制成“72种刑罚图”，公开展出。结果大受欢迎，大家一致要求由县总工会牵头，组织汇报团，带着“72种刑罚图”层层上访，既向各级领导机关详细汇报、展出，又能收到较好的直观效果。
7月初，5人汇报团组成，由张介山、尹邦宋负责，从地、市到省，层层组织大中型汇报会，场场爆满，反响极为强烈，纷纷要求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孙国治表示：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汇报团于14日到达北京后，找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该站人员听说是汇报一个县的情况，十分热情，由站领导亲自听取汇报，整整听了一天，边听、边问、边记， 非常认真负责。接待站负责人最后表态：“一个县死了那么多人，那个主要领导是要负责任的，我先给你们省里打个招呼，要他们调查处理上报，再将你们的汇报材料整理成书面文件，上报党中央，请你们先回县里等候消息。”谁知汇报团回县后左等右等，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到。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怪事，“72种刑罚图”被人从北京的招待所偷走了，据说至今还收藏在邵阳县公安局的档案柜里，当作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磅炮弹”，准备“秋后算账”用。
1974年冬，冤案调查工作有了眉目，被错误开除的职工也收回了300多人（不到被错误开除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全国“批极左”的大气候却转了向，左祸又成熊熊之势。于是，在邵阳一种说法占了主导地位：调查“黑杀队”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为牛鬼蛇神翻案”；杨荫甫是“反党乱军的派头头、派书记”。于是，以“贫下中农”为名的告状信不断向地委、省委飞去。1975年5月，没有地方势力根基的杨荫甫被迫调离邵阳县。这项意在寻公义、正人伦的调查，也为杨此后的仕途埋下了“地雷”，成为他后来屡屡挨整的主要原因。1976年冬，“四人帮”被粉碎。这本来是给极左路线的当头一棒，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省委向邵阳县这个“文革重灾区”派出了工作组。但该工作组却依靠邵阳县委坚持极左路线的原班人马，给反极左的原县委书记杨荫甫硬戴上“四人帮黑干将”的大帽子。他们声称：“1974年杨荫甫在邵阳县的所作所为，是向‘四人帮’提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黑炮弹，就是篡党夺权，就是为地、富、反、坏、右翻案，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从此，杨荫甫成了邵阳地区的头号清查对象，后被撤职，留党察看两年，调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守大门。邵阳地委同时还宣布：将1974年杨荫甫主持的有关抓“黑杀队”等的调查报告、领导讲话、工作简报、统计数字及其他一切有关资料，通统作废并彻底销毁处理。结果，凡是参与或支持地、县联合调查团调查过“黑杀队”的人，都成了“杨荫甫之流”或“四人帮的残渣余孽”，遭批斗、拘捕，甚至被投入监牢。笔者亦是其中之一。
1978年以后，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拨乱反正”，“地、富”“摘帽”，“右派”“纠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而中共邵阳县委反而利用“清查”的机会，以“积极参与并支持大乱邵阳县篡党夺权活动”的罪名，多次下发文件，处理干部14人，其中撤职10人，党纪或政纪处分4人，进一步制造出一批冤、假、错案。[15]
不过，杨荫甫主持的调查毕竟为邵阳县1968年抓“黑杀队”以来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见证这段痛史的重要材料。
2. 不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邵阳县委挂出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牌子，除了全国皆推行的“右派”“纠正”，“地、富”“摘帽”外，该地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对“文革”中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伤亡人员及财产损失作第二次调查摸底。这次的处理方法是：政治上平反，经济上适当补助，全县共补助币22,080元。处理极不彻底，依然上访不断，鸣冤不止。
1985年6月，罗安荣任邵阳县委书记，他按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号文件的精神，决定对“文革”中抓“黑杀队”等一系列乱杀人事件作第三次调查处理。当时，邵阳县的干部们因各自的利益关系，对处理“文革”中的各种乱杀人事件认识差异很大。有的重弹老调说，“贫下中农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搞，会影响大局，不利于安定团结”；而有些出身较好的受害人亲属则扬言，“政府不管自己管”、“血债要用血来还”，大有报仇血恨之势，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种思想情况，县委新班子以省委文件为依托反复强调：杀人是严重违法的犯罪行为，依法处理“文革”中的乱杀人事件，是伸张人伦，伸张正义、伸张法纪，伸张大是大非，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受害人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重大举措；“文革”中的乱杀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再用以牙还牙的方法来处理，只能在法律的基础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公平合理地解决。随后，邵阳县学习、借鉴了道县的经验，组织了230人的“专案班子”，专门从事落实政策工作，对在“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死人问题，作第三次调查摸底。
经过这次调查，按照“特殊情况,宽严适度”的原则，邵阳县重点立案查处乱杀人事件134起；查处主要责任人280人，清查后定性处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19起，责任人30人，纪律处分217人，其中开除党籍128人，留党察看63人）；受处分人员中，国家干部34人，开除出党11人，留党察看9人，农村党员受处分的208人，其中大队以上干部152人，定为杀人罪的117人，犯严重错误的19人；因主要责任人巳死或责任分散未立案查处的92起；对947位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用县政府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对死者遗属按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常年分月补助，对致伤致残者发定期生活补助费，有房屋和财产损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损的折价赔偿，被迫外逃者照样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其回乡安居乐业；对有特殊困难的遗属，批准解决农转非7户10人，招工商户2人。原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黄明轩，原区委副书记蒋昭元属于“造反”起家的干部，按“清查三种人”的原则处理，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而在杀人事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柴德林政委，因邵阳县的干部民众对其怨恨颇深，无法立足，早于1977年12月调离了邵阳县，迁回其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对其“文革”草菅人命之罪，有关方面并未给予任何处理。
直至1987年底，对邵阳县始于1968年抓“黑杀队”以来的系列杀人事件的追究处理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文革”在中国的结束时间是1976年，而邵阳县平反“文革”期间大规模杀人冤案，却比“文革”结束晚了将近10年。在邵阳县，从冤案始直至平反，前后经历了八届县委领导，其间种种政治较量，的确耐人寻味。更令人不满的是，当年首倡调查“抓黑杀队”的杨荫甫等一大批干部，曾因“篡党夺权”罪名被撤职或遭党纪、政纪处分，他们至今未获任何甄别，更谈不上对他们落实政策。当时对他们作错误处理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这些受冤干部的档案袋里。“文革”过去已30多年了，但在邵阳“文革”余毒至今依然存在。
注释:
[1] 《邵阳县志》第55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6月出版。
[2] 粟红叶，“1951年春老邵阳县第七区抓‘黑杀队’事件”，作者手稿。
[3] 《邵阳县志》第129页，出处同注1。
[4] 1974年4月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调查材料记实》。本文所引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调查材料记实》。
[5] 1981年5月．因县属金江水厍占地矛盾长期难以解决，该队已由东安县划归邵阳县管辖，成为金江水厍管理区之一。
[6] 张介山，“八·四血案”。作者手稿。
[7] 李进华，“邵阳县‘文革’黑杀风始末”，载《为了邵阳的安宁》，中共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2005年出版。
[8] 罗金林，“回忆”， 作者手稿。
[9] “铳决”一词系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创造”。调查组在邵阳县塘田市区发现一张“布告”：“ｘｘｘ，男，现年38岁，家庭成份地主。一贯与贫下中农作对，现参加‘黑杀队’，要杀害贫下中农。抓捕后顽固到底，拒不认罪，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铳决。1968年8月ｘ日。当问及“铳决”一词的来历时，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政府杀人用“枪决”，我们农民没有枪，只好用“铳决”了。
[10] 此刑详情如下：将人先紧紧捆成粽子形状，再用长绳从桥上吊下去，一放一提，象吊青蛙一样，以折磨取乐。调查组发现的案例中，有用此法将人折磨够了后，再放到溪水里用撑船的篙竿（上有长长的铁尖）捅死。如邵阳县长乐公社贫农社员王青治即死于此刑。
[11] 陶柏荣，“一件欣慰终身的事”，《邵阳晚报》2005年4月19日10版。
[12] 陆古成，“回忆”， 作者手稿。
[13] 出处同注6。
[14] 张必烈等调查材料，“五洞反革命集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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