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11年6月3日，一眾天安門母親成員在眾多警察的干擾下堅持在「萬安公墓」集體祭奠六四死難者。來源：張先玲女士
詳細：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HomePage/GroupNews/GroupNews%20110604003.htm）
「多少年來當局的大棒壓不垮我們，胡蘿蔔也分化不了我們，但老天爺無情地奪走了我們一個又一個生命，我們卻無法抗拒……」
「面對著一位又一位難友的離去，我們的心陷入了黑不見底的深淵。我們似乎聽到了九泉之下他們的呐喊，他們的抗議。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漸漸老去，漸漸離開這個世界。但是，他們的心沒有死，他們的靈魂仍在搏動。原來我們素不相識，是共同的命運、 共同的艱難跋涉把我們溶為一體，現在不得不陰陽兩隔，帶著未竟的願望……」
永恆的思念，無盡期的痛（上）
文：丁子霖
2011年對於我們“六四”死難親屬來說是極為不祥的一年。這一年裡我們有六位難友先後病故謝世，噩耗接連不斷，是歷年來走得最多的一年。綿綿哀思無盡期，令苟活者悲痛難捱，難以釋懷。
我自己也在這一年歲末，終因身體不支病倒了。病中我給友人的信中無奈地歎息：“多少年來當局的大棒壓不垮我們，胡蘿蔔也分化不了我們，但老天爺無情地奪走了我們一個又一個生命，我們卻無法抗拒……。”
這篇悼文埋在我的內心深處已有多時。我無力挽住他（她）們離開的腳步，只得把對他（她）們的思念和懷戀鑄成文字，留給歷史，留給後人；因為他（她）們大都生活在底層，平時不為人知。這也是我唯一能為他（她）們和他（她）們的家人所做的事了。
去年“六四“過後，像往常一樣，我去北京遠郊延慶農村居住。在那兩個月裡，我先後獲悉， 難友李淑娟和潘木治兩位大姐病故的消息，一種悲涼的激動驅使我寫下了懷念她們兩位的文字，但未及結稿，就到了該返城的時候。回到北京我又得知湘西龍山縣的 肖昌宜已於“六四”前的五月間病故，其家人一直未能及時聯繫上我。等我知道一切都已晚了，我想就一併撰文悼念吧。
沒有料到，返城未及數日，袁可志老先生又病故了。
九月裡參加完袁先生的葬禮，我悲痛難抑，帶著幾近崩潰的身子離開北京南下無錫農村，想在鄉間靜下心來完成悼文的撰寫。
在鄉下的兩個月裡，由於我多年勞累得不到休整，身體嚴重透支，腰椎病突然復發，只能臥 床，無法伏案。挨到年底返京，又得知王培靖大姐早已于當年年初去世，楊銀山師傅也于七月間謝世。這傳來的一個又一個噩耗，將我的心撞擊得快麻木了。我不禁 怨天尤人起來：“老天爺怎麼這樣無情啊！一個接著一個，一年之內竟接連走了六位啊！”
這六位難友中，潘木治、李淑娟兩位大姐和肖昌宜老弟與我未曾見過面，但我們彼此通過電 話，她（他）們那福建、湘西味的官話至今猶在耳邊。現在又重新提起筆來回憶他（她）們，仿佛他（她）們的聲音並未散去。其他三位都是北京人，我都很熟，他 （她）們突然間走了，好像越走越遠……
王培靖：張向紅的母親。她獨居在家，無法知曉她死於何日何時。
我還是從這一年最早去世的說起吧，她就是北京的王培靖大姐。她在2011年農曆正月十五（西曆2月17日）前去世的，而我們卻是在今年（2012）年初給她轉送捐款時才獲悉她死訊的。我們有位難友住得離王大姐較近，每年都是由她給老人家送去捐款。今年年初她沒有與王大姐聯繫上，就輾轉找到了王大姐的次子，才得知老人家已于2011年農曆正月十五前因腦梗病逝在家中。王大姐一直獨居在家，未與次子同住。她的老伴張耀祖已於數年前患肝癌病故。正月十五日元宵節，兒子給老母親去電話，準備去接她，但家裡無人接聽。兒子感到意外，隨即趕去，發現母親已身亡多時。經醫生檢查，是腦梗致死。
我聽到這個消息心頭一緊，一個老年人身邊怎麼缺得了人呢？我想起了我的老伴2008年底也是腦梗昏死過去，只是當時我在他的身旁，急送醫院搶救，才撿回了生命。經過那次親歷事件，我懂得了只要搶救及時，腦梗甚至心梗都不是不治之症。可惜王大姐失去了一次搶救的機會，就撒手人寰了。
王大姐生前與我有過數次交往，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個本分、謹慎的人。丈夫參軍復員後在東城 蔬菜公司任職，她本人是中國科學院情報所幼稚園老師。夫妻倆有兩子一女。“六四”中遇難的是最小的女兒張向紅。她當時就讀於我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已是國 際政治系本科三年級學生。向紅是我校七名遇難者中唯一的女生。“六四”後不久，我就知道了她的名字，但不知道她家地址。國政系有不少與我原本交情甚深的老 朋友，但幾次向他們打聽，不是不了了之，沒有回音，就是見了面躲著我走。在幾乎絕望的情況下，同校的江棋生打聽到了張向紅家的地址，我才找到了這夫妻倆。 後經數次交往，漸漸熟悉起來，王大姐也不再拘謹。
他們倆自“六四”十周年後，就參加了我們群體每年兩次的公開信簽名行列。我們在1999年向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指控李鵬“六四”大屠殺罪責之際，他們的長子在美國作為“六四”難屬在海外的代表同時指控李鵬並公開譴責政府屠殺其妹的暴行。從此，他們的兒子也就無法回國，只能在美國自食其力，開始了異國的流亡生涯。
前幾年老張先走了，現在他的老伴也隨著走了。離她女兒遇難二十二年。
李淑娟：死難者任建民的母親。她生前最大的願望是來北京與難友們見一次面，但這個小小的願望始終未能實現。
河北定州農村的李淑娟亦是2011年農曆正月十五以後不久病故的。去年“兩代會”開過不久，我離開了北京。淑娟大姐的家人把她過世的噩耗及時告知了在京的難友，我是五月間返京後才知曉的。過了“六四”敏感期，我便撥通了淑娟大姐家的電話，詳詢了大姐患病離世的經過。
她是農曆二月裡一天午間突發心梗，半小時後不治身亡，享年八十三歲。
淑娟大姐是當地農民任建民之母。當年他兒子從內蒙他妻子的娘家途經北京時遭戒嚴部隊擊中 腹部，被民眾送往協和醫院救治，因付不起醫藥費，院方通知家人將其接回定州農村。返家時任的身上還拖著掛在體外的腸子，但仍無錢治療，只是簡單處理後在家 裡養傷，後流出的腸子腐爛。任不堪痛苦及貧窮的煎熬，一日竟乘家人外出上吊自盡。任歿後其妻攜子回了內蒙老家。從此，家中就留下了這位悲痛欲絕的老母親了 （她的兩個女兒已出嫁）。在我的記憶裡，任建民的線索是于地的妻子許力平提供的，當年于地與任建民同在協和醫院搶救。我知道任家的地址後隨即給他們家發去 一信，很快就有了回信。從此，我與淑娟大姐一直是每年兩次通過信件聯繫的。她一接到信，總是很快找人代筆給我寫回信。
淑娟大姐是位重情義的老人。有一次她托人從定州坐長途汽車來看望我，還特意饋送我兩瓶自磨香油，盛情難卻，我收下了。我分送了一瓶給病中的周淑莊女士，那時她的老伴段宏炳老先生還健在。我特別說明這是河北定州農村的李淑娟大姐的一份心意。
定州離北京原本不遠，但我與淑娟大姐卻始終未曾謀面，我總想以後會有機會的，不想這竟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缺憾。
據其家人告知，老人生前最大的心願除了為兒子討回公道，就是想來北京與難友們見一面。家人總是答應她找機會送她來，就這樣一拖再拖，拖至今日連她這個小小的心願都未能實現。我與她家人都陷入了無盡的懊悔與自責之中。如今淑娟大姐與其早年病故的老伴合葬于村頭。
潘木治：死難者林仁富的母親。她臨終前還囑咐兒子一定要給北京打電話報個信。
去年“六四”周年以後，我在京郊延慶農村居住期間，一天突然得知福建莆田難友潘木治患了 肺癌，且是晚期，處於時而清醒時而昏迷的狀態。她自己已無法打電話，便囑其家人一定給我打電話。我聽了大吃一驚：今年春天我在無錫期間還接到木治大姐的電 話呢！怎麼說不行就不行了呢？我知道她長期以來是個糖尿病患者，每天都要注射胰島素。老太太頑強，雖沒有文化，但她居然學會了給自己注射。
我趕緊撥通了她家的電話，接電話的是她的長子。原來是去年五月間，木治大姐感到胸部不 適，家人以為她患上心臟病，去醫院檢查才發現是肺癌晚期。她已經是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了，又加上糖尿病、高血壓等症，醫生與家人商定既不做手術也不做化療， 只開了些止痛片。大姐頭腦清醒，明白自己的病情，也知為時已不多，她除了要求離開福州長子家，回到莆田老家外，還囑託其長子一定要給我打個電話報個信。
福州離莆田不遠，她長子隔幾天就會回去看望她，而她有時還清醒。我便在電話中托其子千萬先帶上我們北京難友的問候，說過幾天我們的信匯就會到達。
放下電話，我獨自呆呆地坐在桌前，自言自語，不知說了些什麼。我與木治大姐也是從未謀 面，每年不管我在北京還是在無錫，都會接到她好幾次電話。最後一次通話是去年四月間在無錫，電話裡的談吐和聲音同往常一樣，還是那樣地熱情，那樣地爽快。 如今，她的這種特有的聲調總在我耳邊回蕩，尤其是當我拿起話筒給別人打電話的時候。
潘木治的幼子林仁富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學應屆博士畢業生，且已聯繫好畢業後赴日本深造，並已有了未婚妻。在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他騎自行車去了天安門，六月四日淩晨撤出廣場時他被那輛“瘋狂的坦克”活活碾死。
我當初聯繫上林家時，林父還健在，但都是潘木治大姐與我電話聯繫。開始，我還聽不大懂她 那帶著濃重的福建音的官話，但久而久之也就基本聽懂了。在多年的通話中，我也一點一滴地瞭解到林家的概況。林氏一家雖住在城裡，但屬於典型的底層平民，夫 婦倆有三子一女（養女），丈夫是位裁縫，家中人口多，生活拮据。林仁富從小聰慧，在家人的全力扶助下，考進北京，一路讀到博士畢業。
這位佼佼者身上寄託了全家改變境遇的希望，為了讓他完成學業，木治大姐吃盡了苦頭。在巷子裡幫人倒馬桶，做保姆，甚至賣血，讓女兒早早出嫁，用定親的錢供兒子上學……以“含辛茹苦”來形容真是一點都不過分。但眼看快熬到頭了，刹那間一切的一切皆成了泡影。
與我們聯繫上不久，老夫婦倆都毫不猶疑地參加到了公開簽名的行列中來，而且她還常常來電話詢問我們抗爭的結果如何。她還告訴我，當地員警曾上門詢問過她參與簽名的事，她理直氣壯地回答：“怎麼不可以？只要能解決問題，我就和她在一起。”
長年的勞累和喪子之痛終於擊垮了老人的健康，堅強的木治大姐一直支撐著與老伴住在莆田老 屋，照顧著體弱多病的老伴。上個世紀林景培老人終於挺不住，臨終前在家中門板上躺了三天，已不能說話了，但伸出一個小指頭來，木治大姐立時明白了他的意思 ——幼子仁富的事未了。林老漢就這樣抱憾而去。木治大姐又苦苦撐了十年。一直以來，每年天安門母親群體轉送捐款時，都將她列為“老年特困戶”。
這二十年來，我一直叫她“潘大姐”，她也常常叫我“丁妹妹”，因為她比我大十來歲。相互 間毫無隔閡，異常親切。有一次她不知怎麼得知我是人民大學的教師，在電話中她就不肯叫我“丁妹妹”了，而改稱為“丁教授”。我聽了感到非常彆扭，請求她還 像以前那樣稱呼我，她不肯，說來說去，還是她爽快，說：“那我就叫你‘丁媽媽’吧。”稱謂的改變，絲毫沒有影響我們之間關係。木治大姐遇有煩惱不快或痛苦 之類的事情還是常常會來電訴說。
當去年六月底，我與其家人通話後，就有一種不祥之預感。果然後來再去電話詢問時才知道她 於七月三日病逝。大姐享年八十四歲。而我們的信匯卻遲了一天即七月四日才到達。幸好，她長子回莆田時，先轉達了我們對她的問候。彌留中她雖已不能說話，但 我們的問候她還是聽懂了，她點了點頭。她兒子在電話裡哽咽著對我說：“要不是這些年與你們的交往，她早就撐不到這麼久了。”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第74期 2012年3月22日）
文：丁子霖
肖昌宜：死難者肖波的父親。他在給我的信中說：“解決‘六四’問題是一個長期抗爭的過程，我相信最終會得到解決，我也有這個決心。”
去年九月，遇難者肖波（北大化學系講師）的孿生遺孤正是當年大專畢業，我惦念他們兩人的去向，於是聯繫上其家人想詢問一下，這才得知肖波的父親肖昌宜已于當年五月病故。五月份時我們正好在無錫，他的家人一直聯繫不上我。
我聽後大吃一驚，老肖還比我小一歲，屬牛的。他那湘西人特有的豪放性格常常在電話中感染和激勵著我。
九十年代初，我是經歷了許多周折先找到了肖波的遺孀以及她的父母，最後才與肖波的父母肖 昌宜和姚瑞生聯繫上的。從此，我與老肖開始了每年的通信往來。他除了寫信還常來電話。他的聲音洪亮，語速很快，可惜我聽方言的能力很差，往往他的話我只能 聽懂一多半，於是他就在來信中詳述。原來他與老伴都是龍山縣基層單位的職工，而老伴姚瑞生自肖波遇難後便一病不起，臥床數年全靠他照料。我們聯繫上不久， 他們夫妻倆便參加了我們難屬群體的抗爭。這是位意志堅定、頭腦又十分清楚、理性克制的人。我現在還保留著他的幾封信，其中於2007年寫的一封，他說：
“我幾乎經常都在惦記你，特別是今年（2007年），我的身體差了，怕見不到你，這是我最大的遺憾。……怎能讓我們遺忘，我多次都想來京看望你，一直沒有實現。2005年**的爸爸（注：肖波的岳父）在北京病危住院，我到了北京去看他，想一併來看你，可你當時不在北京，幾天後**的爸爸病逝了……自那次回湖南後，我的身體又差了。
“那年我連住了三次院……好在沒有絕症。我想，不知是否能見到你，我想在風燭殘年之際能見到你我就感到很榮幸，能同在京的難友們見上一次面、團聚一次我就滿足了。
“……我們都盼望民主的實現，世界上的民主已是不可抗拒，現在世界上一黨執政的國家只有四個了，這是無法維持的。到了民主實現的那天，我們難友能在一起慶賀那是多麼的高興啊！我們都要特別注意保重身體，等到這一天的到來。”
最後他囑咐人道捐款不必再給他了，多為那些生活困難的難屬解決燃眉之急吧。多麼好的一位老人啊！
在2008年他給我的來信中，在談到如何理性處理“六四”問題時，他說他完全贊同我們在“公開信”裡的主張。他在信中說：“解決這個問題的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個長期抗爭的過程，但我同樣相信，最終會得到解決，我也有這個決心。”
他曾多次表示要來北京，尤其是我被多次秘密拘押之後，但他的一番好意都被我陰差陽錯地錯過了。這次翻出他的來信，我細細讀著，那一字一句都好像在滴血——直至他離世我都沒有同他見上一面。這是我此生很難原諒自己的一件事。
現在想來，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我曾委託老肖為我們這個受難群體做過一件誰都難以替代之事，這也是我無法忘懷的。1993年聯合國在維也納舉行人權會議，我應邀出席但受阻未能成行。我向非政府組織會議提交了一份公開披露“六四”大屠殺的書面發言，其中公佈了16位死難者名單。此後，國內風聲鶴唳，不僅學校方面加緊了對我的追查處理，而且我家門口也常常站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員。為了預防隨時被捕和抄家之不測，一天我老伴取出埋在小院泥土下麵罎子裡的一份死難者名單（抄件）輾轉托人親手交給了千里之外的老肖保管。
老肖是我們難屬群體中最忠誠的一位，我的心裡一直惦著他，總想為他做些什麼。在2010年6月3日夜晚，我去木樨地29樓前路祭的時候，特地找出了一張他的兒子肖波的照片，同亡兒以及其他幾位在木樨地遇難者的照片一起平排著放在樓前的馬路旁空地上，焚香、點燭、撒酒，祈求死者亡靈得到安息。我想，這是我對死者的哀悼，也是對生者的慰藉。現在，斯人已逝，人生短促，撫今追昔，不勝悲涼。
楊銀山：死難者楊振江的父親，一位八十多歲的退休老水工，他對這個政府徹底絕望了。
去年年底給各家難友轉送捐款之初，有的難友就提到楊師傅健康欠佳，好久沒見面了，不知情況如何——因為前年年底就發現他身體極差。一打聽，這種不詳的預兆就應驗了，楊師傅早在七月份就離開了人世。什麼病因？其家人都說不清楚。
楊的兒子楊振江生前是天橋附近一家澡堂的工人，“六四”遇難後，骨灰寄存于萬安公墓。以 前，楊家都由住在附近的難友高捷去關心，自從高患了癌症後，就由我來承擔。每次看望高捷後，我就步行一段，轉幾個彎就到他家了。雖然我只去過三四次，但留 給我的印象卻極深——這哪裡是人宜住的地方啊！儘管是四五層高的單元樓房，但一進到房間，面前黑壓壓一片，異味撲鼻，除了那張雙人床和床對面的一張破舊的 雙人長沙發椅外，其他所有的空間都被雜物和撿來的廢品瓶瓶罐罐、包裝紙板等等塞滿了——從陽臺到屋裡大小破櫃子上面一直碼到天花板。唯一的空間就是床和沙 發椅之間那條狹小的通道。每次我就是坐在那張沙發椅上與楊師傅寒暄、交談的。
楊師傅是房管局的退休水工，他長得高大魁梧，談吐直率，是個典型的北方老大爺。我與他最 後一次晤面不太融洽。他手持我剛遞給他的那份每年致“兩會”的公開信，用力晃了晃說：“我眼睛不好，也看不了、也看不懂，這有什麼用啊？給他們說也白 說！”他邊說邊聳了聳肩膀：“我是老了，要是年輕個十幾二十，非得去折騰折騰不可……。”我一再解釋，也無濟於事。我心想：真是一個倔老頭。
一直以來，一貧如洗的楊師傅老兩口，我們把他家早就列為“老年特困戶”。他老伴是家庭婦女，沒有退休金，就全靠楊師傅那低微的退休金為生。今年年初當難友給楊家轉送捐款時，他老伴向來人哭訴：老楊撒手一走，除了這間破房子，什麼都沒有給她留下。
我聽了心裡一酸，想起前年與楊師傅的那番交談，不免心裡有些內疚和自責：看來，我還是對這位八十多歲、垂暮之年的老工人理解和體諒不多。楊師傅早已對這個政府徹底絕望了。遺憾的是，我當時缺乏耐心去寬慰他。今後我們只能盡可能多地去關心他的老伴了。
袁可志：死難者袁力的父親，享年九十五歲。他在謝世前兩年說：“中國必將成為一個法治國家，全國上下必須以法律觀點來看待和評估‘六四’事件。”
袁可志老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半年多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接受他離世的事實，總覺得他還在我的身邊。
他的走，本是一種自然的離去——他已經九十五歲了——但卻給我們留下了永遠的痛；這實在 是因為袁先生與我們群體的這份親近與緣分。我和我老伴于去年六月份去看望他時，他的身體還湊合，只是頭腦的反應慢了許多。他見了我老伴，就急著說：“老蔣 你怎麼這麼長時間不來啊？你嫌棄我了？”我老伴趕忙解釋：“怎麼會嫌棄你呢？這是我犯了腦梗後第一次串門，腿腳不方便了！”我的老伴平素是個不易動感情的 人，我很少見到他如此急切和動情。那天，他與袁先生單獨談了很長時間，雖然斷斷續續，但很融洽。沒有想到，這次見面之後僅僅兩個多月，袁先生就離我們而去 了。“你嫌棄我了”這句話，對我們來說，是永遠磨滅不了的。這是對我們的信任，也是對我們的鞭策。
袁老先生出身于浙江農村，父親是一位知書達理的秀才。他本人1944年畢業于浙江大學，是個典型的中國老知識份子。1949年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備受衝擊，歷盡坎坷，但仍不失正直、熱忱和富有同情心。他常風趣地自我介紹說：“我是一個‘老運動員’。”他做起事情來那股認真負責的勁兒不亞于我們這些比他年輕好幾十歲的人，有時甚至認真到執拗的地步。
袁先生雖是我們群體中年齡最大的長者，但他從不服老。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先生去世，當天深夜他冒著嚴寒以耄耋之年親自去富強胡同趙府拜祭，並勇敢地留下了“米壽翁袁可志”的簽名。
在他尚能行走的那些日子裡，每次天安門母親公開發表的文稿從草擬到討論到定稿每個環節， 他都積極參與，逐字逐句逐行地審定，一絲不苟。他總能直抒己見，哪怕爭得面紅耳赤，有時他說服了別人，有時則被別人說服，他都很高興。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 民主氣氛的形成和確立，與袁先生的身先士卒有著很大關係。後來他行走不便了，我們就將聚會地點轉移到他的家裡。這兩年，他臥病在床，耳朵失聰，視力退化， 我們再也不忍心去打擾他了，但每次發表的文稿都會送給他，由他的老伴李雪文大姐擇要念給他聽。
袁先生在我們這個群體裡是一個能夠服眾的人物。他像愛護眼珠一樣愛護著這個母親群體的團 結。凡是群體內部遇到重大的衝突或挑戰時，袁先生總是以長者身份挺身而出力主正義、化解矛盾。他對個別做了錯事的難屬絕不姑息，一定要予以糾正。所以當我 們遇到麻煩和委屈時總是去向這位老大哥訴說、討教，他說出的話、拿出的主意總能讓我們心服口服。他愛恨分明，嫉惡如仇，眼皮底下容不得一粒沙子。有時他的 嚴厲批評能讓難友無言落淚，而一旦有誰身處險境，他又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盡其一己之力予以援助。有一年，趙紫陽先生忌日，難友徐玨與我們相約一起去趙 府拜祭，在展覽館路公車站，她突遭數名五大三粗的員警阻撓、綁架。當袁先生得知徐的呼救後，立即給我打電話，他氣憤得大聲說：“你知道嗎？徐玨被員警綁 架了！她犯了什麼法？你必須想辦法去交涉……。”
在他謝世前的兩三年，老先生已不能正常進食，靠流食、半流食維生，但他仍保持著清晰的思維。即使在2009年春天，當我們發起天安門母親群體撰寫《“六四”受難者20年心路歷程》一書時，他顫顫巍巍地寫下了《回眸“六四”二十年》。他在該文中寫道：
“二十年來，我不否認‘改革開放’的開明決策，使中國走上經濟繁榮的寬闊大道；我們也不否認一些殺人犯對國家和人民所做的好事。可是，即使有最大的功績也不能掩蓋犯罪的事實。中國必將成為一個法治國家，全國上下必須以法律觀點來看待和評估‘六四’事件。”
他在文章最後寫道：“我已是耄耋老人，二十年來已經活得夠夠的了，冒死直言，很可能遭到‘滅頂之災’，對此我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目前，我們並不奢望為‘六四’翻案；為趙紫陽平反，但在二十年後的‘六四’國恥日之際，難道仍不讓我們難屬說句真話嗎？！”
這些話，都是這位九十二歲高齡老人的肺腑之言啊！我想，任憑是誰，只要不是鐵石心腸，讀到這些話語，能不為之動容嗎？
2011年9月1日，我們在離京返錫前得知袁先生與世長辭。據他老伴李大姐說，他在最後靠鼻飼維繫生命時，還自信地說：“我還能活兩年。”他是那樣的頑強，但誰都明白，他是用盡生命的全部力氣在堅持著……想當年，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他聲言要活過鄧小平。他做到了，儘管幾進幾出過醫院。
9月5日，我們和在京的一些難友去八寶山向這位長者作最後告別，在他的靈堂正面牆上掛上了由蔣培坤撰寫、難友杜東旭書寫的一副挽聯：“九十四載 悠悠歲月 閱盡滄桑 終然抱憾而不思悔 二十二年 漫漫長夜 不離不棄 愴然折戟而不思歸。“這是對他一生最貼切的寫照。
結語
面對著一位又一位難友的離去，我們的心陷入了黑不見底的深淵。我們似乎聽到了九泉之下他 們的呐喊，他們的抗議。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漸漸老去，漸漸離開這個世界。但是，他們的心沒有死，他們的靈魂仍在搏動。原來我們素不相識，是共同的命運、 共同的艱難跋涉把我們溶為一體，現在不得不陰陽兩隔，帶著未竟的願望。
（完）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第74期 201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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