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周刊 8-7-2012
自稱為知識考古學家的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將事情「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是政府最常用和最有效的管治手段。所謂問題化，就是將一件事情、一個情 況，甚至一種需要或者習慣，說成是一個需要政府介入才可以解決的問題。在《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紀律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和《快樂的用途》(The Use of Pleasure)等經典論述，福柯說明政府怎樣透過將人民的精神健康、紀律和性慾問題化來行使權力，最後達到有效管治的目的。
香港政府 本來也善於此道，它要為立法會的替補機制立法，以及監管所謂二次創作和網上惡搞都是顯例。另一個例子是它「趕盡殺絕」(take-no- prisoner)的反吸煙政策。政府在零九年落實在酒吧及夜總會等娛樂場所全面禁煙，目的不只是要「避免吸煙者傷害別人」，而是要「避免吸煙者傷害他們 自己」，即是要「從吸煙者的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save smokers from themselves)。於是，一個關係個人選擇的生活方式議題(lifestyle issue)被「問題化」；吸煙人士行使其自由意志的空間被縮窄。
當 然，自由意志的行使不可完全不受約束，否則社會的紀律和秩序勢必蕩然無存，這就是我們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原因。然而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民眾自由選擇的權利 是不能轉讓和不能奪取的(inalienable)，即使要這樣做是為他們的健康著想，原因是選擇的自由根本就包含了選擇錯誤的自由。
由此可見，只要政府有出面和介入的政治意志，它會毫不猶豫亮出「問題化」的寶劍。可是，倘若面對的問題盤根錯節，又涉及複雜的內部矛盾和挑戰既得利益，政府又會厚著面皮，把一個人人都看得出的問題「非問題化」(de-problematization)。
統 計處剛剛發表去年的人口普查報告，當中反映香港人收入差距的基尼（堅尼）系數錄得歷來最高的零點五三七，顯示香港的貧富懸殊在過去五年惡化。然而統計處企 圖文過飾非，不但在記者會及新聞公布中沒有提及數字，更在被問到有關情況時強調，若單計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及把政府的紓困措施計算入內，數字實與往年相 若。
拒絕承認令人不快和痛苦的事情，本來就是人天生的防衛機能，心理學家稱之為「denial」。這也是富裕社會對貧窮的典型態度：我們 可以從基尼系數的不斷上升，看到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可是當赤裸裸、血淋淋的貧窮在我們的面前出現，我們又希望它馬上在視線範圍內消失。我們習 慣了對貧窮別過臉去，甚至視若無睹，因為「看不見」(invisibility)本來就是貧窮的其中一個主要特徵。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窮 人總是貪得無厭、無時無刻都在要求救濟和援助。實情是窮人往往無法擺脫貧窮，正因為他們太過逆來順受。很多有關貧窮的研究都顯示，貧者越貧，因為窮人不懂 得爭取他們的權益，更不擅於與政府和資方討價還價。他們幾乎是本能地撤退到社會的邊陲，在那裏認命、安分地過他們艱苦的生活。
香港政府對於它不想管或者管不了的事情，已經習慣了縱容和姑息，甚至任由參與其中的玩家為所欲為。香港樓市今日失控到這個地步，致使「百萬富翁」這個名詞已經完全失去意義，就是多年來政府對「住」這個民生的大問題持「非問題化」態度的惡果。
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庫斯(Herbert Marcuse)認為，政府對歧視和不公平的聽任不管，甚至不聞不問，其實是一種對人民的壓迫，他稱之為「壓迫性的包庇」(repressive tolerance)。地產商多年來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以合法行騙的方式經營，政府的立場當然是「壓迫性的包庇」；但它對免費電視的態度又何嘗不是？它 遲遲不肯發放更多經營免費電視的牌照，讓無線電視（TVB）的文化霸權屹立不搖；同時又對積弱成疾的亞洲電視（ATV）的慘澹經營視若無睹。今日亞洲電視 的節目編排，與其說是programming，倒不如說是non-programming更接近事實——每天的電視節目就是由重播、廉價韓劇、廣告雜誌和 自吹自擂組成。香港人除了問一句：「我做錯了什麼得到這種待遇」，還可以有何選擇？
香港政府 本來也善於此道，它要為立法會的替補機制立法，以及監管所謂二次創作和網上惡搞都是顯例。另一個例子是它「趕盡殺絕」(take-no- prisoner)的反吸煙政策。政府在零九年落實在酒吧及夜總會等娛樂場所全面禁煙，目的不只是要「避免吸煙者傷害別人」，而是要「避免吸煙者傷害他們 自己」，即是要「從吸煙者的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save smokers from themselves)。於是，一個關係個人選擇的生活方式議題(lifestyle issue)被「問題化」；吸煙人士行使其自由意志的空間被縮窄。
當 然，自由意志的行使不可完全不受約束，否則社會的紀律和秩序勢必蕩然無存，這就是我們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原因。然而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民眾自由選擇的權利 是不能轉讓和不能奪取的(inalienable)，即使要這樣做是為他們的健康著想，原因是選擇的自由根本就包含了選擇錯誤的自由。
由此可見，只要政府有出面和介入的政治意志，它會毫不猶豫亮出「問題化」的寶劍。可是，倘若面對的問題盤根錯節，又涉及複雜的內部矛盾和挑戰既得利益，政府又會厚著面皮，把一個人人都看得出的問題「非問題化」(de-problematization)。
統 計處剛剛發表去年的人口普查報告，當中反映香港人收入差距的基尼（堅尼）系數錄得歷來最高的零點五三七，顯示香港的貧富懸殊在過去五年惡化。然而統計處企 圖文過飾非，不但在記者會及新聞公布中沒有提及數字，更在被問到有關情況時強調，若單計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及把政府的紓困措施計算入內，數字實與往年相 若。
拒絕承認令人不快和痛苦的事情，本來就是人天生的防衛機能，心理學家稱之為「denial」。這也是富裕社會對貧窮的典型態度：我們 可以從基尼系數的不斷上升，看到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可是當赤裸裸、血淋淋的貧窮在我們的面前出現，我們又希望它馬上在視線範圍內消失。我們習 慣了對貧窮別過臉去，甚至視若無睹，因為「看不見」(invisibility)本來就是貧窮的其中一個主要特徵。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窮 人總是貪得無厭、無時無刻都在要求救濟和援助。實情是窮人往往無法擺脫貧窮，正因為他們太過逆來順受。很多有關貧窮的研究都顯示，貧者越貧，因為窮人不懂 得爭取他們的權益，更不擅於與政府和資方討價還價。他們幾乎是本能地撤退到社會的邊陲，在那裏認命、安分地過他們艱苦的生活。
香港政府對於它不想管或者管不了的事情，已經習慣了縱容和姑息，甚至任由參與其中的玩家為所欲為。香港樓市今日失控到這個地步，致使「百萬富翁」這個名詞已經完全失去意義，就是多年來政府對「住」這個民生的大問題持「非問題化」態度的惡果。
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庫斯(Herbert Marcuse)認為，政府對歧視和不公平的聽任不管，甚至不聞不問，其實是一種對人民的壓迫，他稱之為「壓迫性的包庇」(repressive tolerance)。地產商多年來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以合法行騙的方式經營，政府的立場當然是「壓迫性的包庇」；但它對免費電視的態度又何嘗不是？它 遲遲不肯發放更多經營免費電視的牌照，讓無線電視（TVB）的文化霸權屹立不搖；同時又對積弱成疾的亞洲電視（ATV）的慘澹經營視若無睹。今日亞洲電視 的節目編排，與其說是programming，倒不如說是non-programming更接近事實——每天的電視節目就是由重播、廉價韓劇、廣告雜誌和 自吹自擂組成。香港人除了問一句：「我做錯了什麼得到這種待遇」，還可以有何選擇？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著有《破謬．思維》、《英文玩家》及《玩起中文》，最新的一本書是《反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6/blog-post_59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