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五司十四局的架構重組，最引起爭議的是文化局之設了。從人選到政策，到是否包括國民教育等對意識形態的掌控，社會上議論甚多。疑似內定文化局長的許曉暉講了一堆莫名其妙的關於文化的話，梁振英在六月的《明報月刊》接受訪問談文化政策。筆者讀了聽了梁許的文章談話後，覺得作為老文化人，也許該談點文化通識了。
首先，梁許似乎都不太清楚「文化」是甚麼。他們談的是文化產業的資源分配，是對香港各種文化活動的「統領」，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卻沒有定義文化是甚麼，長久以來香港文化的特性是甚麼，香港文化的價值何在，香港文化價值近年的流失和危機在哪裏。
所謂文化，大致上是指一個社群的生活形式，它通常包括文字、語言、地方風味，包括音樂、文學、繪畫、戲劇等各種產品。文化是一系列社群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存在主義認為文化是對一群人的存在方式的描述。
過去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飲食是人群最重要的存在方式，而香港的飲食文化可說冠絕所有華人地區。大陸和台灣各地現在都有港式飲茶，中國許多地方的好廚師都來了香港。香港的電影曾在海外華人市場獨領風騷，香港電視連續劇在台灣和星馬一帶所造成的轟動非任何地方的出品可比。香港的粵語流行曲，使台灣大陸的歌星也要學着唱。在大陸摧毀傳統文化的歲月，香港保留着祭祖、尊先人和中國傳統社會過年過節的習俗。這些習俗也帶來人與人之間的和善融洽。當然所有這些香港人的文化生活方式，都是在百多年社會相對穩定、殖民地的法治保障人身安全和機會平等的條件下產生的。而電影、電視、歌曲等流行文化的蓬勃，則源於香港人處身於專權政治的邊緣，所激發出來的自由精神。
特定社會造成人們生活和思考的模式，而思考的工具是語言文字，沒有語文就沒有思考，因此文化的核心符號就是語言文字。
香港過去獨有的文化核心，是這裏的中國人，在法治保護下，表現出的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無論是由來港學者所標舉的傳承中華文化的新亞精神，還是連續不斷由文化人創辦的一些政論雜誌，都煥發這種精神，也提供了香港人對自身處境和對中國的關注。在香港，可以看到大陸和過去台灣看不到的資料，左右派思想在這裏互相衝擊，人們可以比較不同的報道，作出自己的判斷。正是這種擺脫專權政治所煥發的自由思想，激發香港過去流行文化的蓬勃，也使香港的思想言論在推動台灣民主和大陸政治改變方面起了作用。
回歸以後，香港獨有的文化價值漸漸流失。傳媒的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式微了，流行文化產業的向北望也在大陸市場中迷失了方向。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的拆卸，曾經寬闊的海峽越填越窄，讓香港人和外來人留戀的景觀消失，象徵着香港文化價值的流失。內地大款蜂擁而來，改變了香港商舖的原有面貌，也改變商業文化的性格。香港人似沒有以前和善了。
近年來，一些回顧舊歲月的文化產品，使香港人懷念起舊日的文化。香港文化可與所有地方的文化交流，但希望不要放棄我們的獨特性，莫讓獨立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被侵蝕流失。事實上，曾經標舉獨立批判精神的某月刊，三度訪問梁振英，訪問中無一句質問，已盡顯向權貴傾倒的媚態。這股向北望的潮流怕是擋不住了。
梁振英在訪問中，提到「推動香港成為華文圖書出版中心」，他是完全不知道兩岸三地出版業的行情嗎？他又說香港「具備一切條件成為東亞文化中心」，他是不是在做夢？連日本、韓國文化產業如此發達的地方，都不敢說要成為東亞文化中心，而且，有沒有某一地的文化會成為整個地區的中心？他是不懂裝懂，還是董伯上身信口開河？
倘若如梁振英所說，他所設的文化局要「統領」所有文化產業，那就是對自由思想的禁錮。為保留香港特有文化長久一些，這樣的文化局不設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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