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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3 June 2012

游順釗:(六四23周年)六四結——平反二字喊啞一代人

明報 4-6-2012

編按:今天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此前,內地頻頻傳出平反六四的風聲,令人對平反之期有了盼望。不過,司徒華生前摰友、長居法國的學者游順釗,有另一種看法……

平反問題,能寄望後胡溫的領導班子嗎?我認為,若形勢沒有突變,他們還是繼續保持沉默,得過且過,不招惹這筆舊帳。

江澤民主政時,六四問題是個燙手山芋,他當然裝作平安無事。到胡錦濤接手,六四事件得益者的影響力還在,平反問題仍然束之高閣。現在習近平快要掌舵了,但他肯定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不會出賣父輩打下的江山」(陳雲語),又怎會主動去處理這個冷卻了的山芋呢?就算他想在民主改革方面有所作為,也會另開一個新帳簿,不會主動為鄧、李、江等人結帳。二把手李克強看來更不是個溫家寶。汪洋這位稍懂得使用懷柔、安撫策略,化解烏坎事件的廣東省委書記,就算當上了中央常委,也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於當前金權結合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分贓和妥協,還不至於出現表面化的衝突和分裂。權力的轉移,還是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不會出現動盪的。」(司徒華語)現今再沒有人像毛澤東那樣,會敢於把手創的黨砍碎,也沒有人像鄧小平敢於拍板,找個代罪羔羊去平反八九六四。怎樣處理這個歷史事件,就沒有拐彎的餘地,他們只好拖得多久就多久。

溫家寶沒誇張

今年三月,溫家寶曾警告說,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我認為他指的是黨員官僚的貪污腐化,會使黨內失控,為極左或極右派系奪權,跟一九八九年形勢的重現無關(雖然三月下旬英國《金融時報》傳說他曾三次在內部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可是黨員官吏的貪污腐化、驕奢淫逸,無疑是黨的致命傷,是一黨專政這個「獨胎政制」的惡果,活該。你看,官場裏豪吃、豪住、豪玩多令人側目。再如把妻子兒女遷居到國外而獨自留在國內當「裸官」的現象,多丟人,多令人惡心。此外,據說目前有四千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在逃,每年外逃數額近兩百億美元,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的2%。從這個角度看,溫家寶沒誇張,黨的處境是危機四伏。

對十年後習近平等交差時實現平反,我雖然表示不樂觀,但這僅就時間而言,所以這個所謂「不樂觀」與我對平反的堅定信念完全無關。再者,我的估計,只基於一些國內外形勢的分析,變數還很多,而這些變數也包括給予這個期望的存在空間。俗語說,「天有不測之風雲」。誰在一九八九年初預料到幾個月後的慘劇呢?哪個局外人能在去年十二月美國國務卿訪問緬甸前,猜想到昂山素姬會復出呢?又如重慶薄熙來的垮台,誰在事發前預言過呢(雖然在監管缺位的制度下,這絕非出乎意料的醜聞)?更何十年後的事!正所謂「十年人事幾翻新」,像剛才提到的黨的「致命傷」,要是給溫家寶言中,當年六四風雲在全國再湧現,那平反當然在望。

旅美民運負責人之一楊建利先生早在六四二十周年,以二十七個海內外組織共同發表聲明,作為化解政治、社會積怨的開端,把六四訴求降低,僅提出釋放因六四事件而仍在押的人員,撤銷當年的通緝令,與死難者家屬對話,成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六四調查委員會等幾項要求。

今年四月初,海外網站又傳言溫家寶要讓「六四」學生回國。七日,王丹等部分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發表公開信,呼籲當局「順應歷史潮流」,「以各種方式」允許他們回國。這是進一步敦促北京接納二○○八年在香港發起的「我要回家」運動。這一連串的舉動,既是投石問路,也像是回應官方的「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處事方針(見四月五日《人民日報》)。

我很認同他們這種「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實事求是態度,務求打開談判之門,創造一些解凍的條件,邁出大膽的一步,然後進一步尋求最終冰釋之路。二十多年來在爭取平反問題上的僵局,讓我們認識到事情不能一蹴而就。為了打開這個僵局,我們要懂得如何在不違反原則下,活用古訓的「權變」來應付今天的特殊情。我亟望大家在這方面作好心理準備,取得廣泛的共識。

緬甸的啟示

緬甸的近很有擧發性。軍政府為了挽救經濟的崩潰,改變對外關係,不得不在政治上讓步。然而昂山素姬在這個轉捩點上,沒有在他們的困境中,趁機加以壓力,提出對她一九九年贏得大選的平反,作為復出參加國會補選的條件,而採取「各行一步」,以減少對方為難之處。這是個很得人心、很明智的策略。據我的揣摩,她是冀望經濟在二一五年普選前出現好轉,這將對她領導的民主聯盟競選有利。屆時若再來一次「大獲全勝」,她就能超越事後的「平反」,而作活覑的「榮歸」。我們預祝她如願以償。可是我們別忘記,我們要走的路,比她的「漫長、崎嶇、曲折、艱苦」得多。

六四的深遠影響在於它是個概括性的歷史日子,只要這個日子留在人們的記憶中,就不會因當事人的逝去而被遺忘。中國近代史裏,像譚嗣同等為推翻滿清而犧牲,雖沒有正式的平反,但在史上被稱作「六君子」不就是對他們的事舻的肯定?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要堅持八九六四是個愛國民主運動,珍惜香港和海外這兩股支援力量,要敏於觀察、勤於分析、勇於判斷。

我曾參與六四事件後由在英國牛津的《民盟》出版的《匹夫有責》的編寫。秉承這份雜誌的精神,今天我才敢報腹心,對民運人士進言,給他們作個參考,而同時作為民運的一個支持者,也以此和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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