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大选刚刚结束，看到广场上民众在跳舞欢唱的情景，我不由得想起中国。201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大事件，正从不同的方向指示着中国的未来：从目前这种溃而不崩状态走向沙砾化。
“溃而不崩”一词，我早在2003年《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前景》一文中指出，意谓社会溃败在道德、政治、环境生态等各个层面都在发生，但还剩下政治强权这一整合功能。政治强权有如建筑材料中的劣质水泥，对一盘散沙式的社会成员即“砂砾”起粘合作用。所谓“砂砾化”，就是社会在缺乏自组织能力的情况下，先面临道德秩序之崩解，继而在强权日渐瓦解（即政府的政治凝聚力与组织力逐渐丧失）时的无序状态。它不同于孙立平曾说过的“碎片化”，因为在“碎片化”的状态下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地方（大的碎片）有自组织能力，有社会重建所必须的环境支撑力。但只要中共还能将这种溃而不崩的局面维持五到十年，并竭尽全力将中国民间的一切自组织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国的结局只能走向砂砾化。
一、薄熙来事件显示中国政治精英集团缺乏凝聚力
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无异于分茅裂土的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向天子权威挑战，这说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严重弱化；处理薄案过程中的高开低走，从以路线斗争开局到以薄妻谷开来杀人为名定罪，说明形式上的最高权威胡锦涛受到各方势力掣肘；权斗方式前所未有的怪异，除了高层内部过招之外，还得通过各类外媒轮流放风向党内高层的对手施加压力；制度资源上处于下风的周永康在河南未当选十八大党代表，却在新疆怪异当选。以上种种说明，胡锦涛这位总书记在中共高层中缺乏凝聚力，政治局九常委不仅各有盘算，也各有自己的“政治领地”。
权力斗争只会有两种结局：1、将一方斗垮，清除异己，形成新的凝聚力，通过政治组织重构变得强大；2，双方平手，这种情况下的和局只是暂时的，斗争还会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展开。目前占尽制度资源优势的胡温，如果联起手来还不能清除异己，十八大之后高层的权力斗争会继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不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这种情况会加深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但由于中国民间自组织力量非常弱小，无论是主张渐进改革者还是主张革命者，都未准备好，中共高层的矛盾与内斗并不意味着在野者的机会。
二、“弃船意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共识
多项调查表明，中国60%的经济精英已经或正在办理移民。在政治精英内部，“裸官”现象获高度认同。2010年是中共政府宣示的“痛治裸官年”。那一年的2月22日，国家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的工作重点被提出。3月召开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公开向媒体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颁布施行。广东、湖南、深圳等地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类似规定，比如配偶子女定居国外的官员不许再在机构中担任一把手之类。但到了今年2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蓝皮书》，其中的分报告《“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指出，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在“两会”上，作为2010年“两会”最大成果的“痛治裸官”议题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官员群体对“裸官”现象的高度认同，源于其深刻的政治危机感，也说明“弃船意识”已成为官僚集团的共识。 中国近年的所谓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金（地下矿产）、木（森林）、水（河流湖泊）、土（土地）不是被掏空、砍光，就是被严重污染，换来的金钱主要集中在5%的权贵富人手中。如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都争相移居海外，数年后，中国可能只剩下满目疮痍的破碎山河与遍地穷人。
三、政府对发展经济已经黔驴技穷
如果还有人寄希望于政府救经济，不是蠢到家，就是在帮助政府骗人。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即使一些平常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的人现在也开始担忧。为了拯救经济，国家发改委悄悄批项目，重拾2009年政府投资之故智。
中国政府2009年投入五万亿（加上地方债务20万亿）拯救经济，并未将中国经济带出低谷，反而造成一系列问题。因为由政府扩大货币供给造成人为的经济扩张，短期内可以降低失业率，增加产出，但这个过程是不可持续的，从而这种繁荣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在“公共投资的悲剧”一文中已经指出，政府投资（即公共投资）过度扩张，除了给官员们提供一轮疯狂洗掠的机会，还会导致产业结构更加扭曲。
2009年政府投资的严重后果是由全民买单，中国人不得不承担更重的税负、持续的高通胀 与世界上最昂贵的房价。今年的2.0版4万亿走的不过是2009年老路，当然不可能成功。经济发展一旦停滞，中国政府将失去稳定社会的最后一张王牌，既无法稳定社会，也将丧失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后一点凝聚力。
四，西藏、香港的社会怨恨日积，离心趋势日强
北京对西藏宗教文化与语言的压迫，是2009年以来37位藏人自焚事件的根本原因。西藏人自己总结说：“虽然每个例子都有不同的导火线，但基础是一样的：当对自由的挣扎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选择以死亡抗议中国政府对藏人精神自由的压迫。”
香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近年来与日俱增。政治上，北京不断加深对香港政治的干预，导致香港大陆化现象日益严重，言论自由渐失，集会自由受到警方严重干预，香港行政当局对北京弯腰的姿态越来越低。经济上香港情况也日益恶化。自2009年以来，香港失业率与房价同时飚升，随着房价上涨，贫富差距拉大，香港700万人当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仍生活在相对贫困中，香港已成为亚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一连串官商勾结丑闻成为不满情绪的催化剂。从去年港大民调表示不愿做中国人，直到今年与大陆人发生冲突唱蝗虫歌，再到今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抗议，最后演化成对湖南邵阳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事件的抗议。李旺阳这位此前不太有名的异议人士能牵动一场香港的政治风暴，完全是香港多年不满北京控制香港导致香港大陆化的一次总爆发。
新疆维吾尔族的反抗与上述两地的同时发生，无论是对腹地还是对边陲，北京都已丧失政治向心力与凝聚力，只剩下暴力维稳手段。不可能设想，当暴力手段难以为继之时，这些地区还愿意留在中国这个“国家共同体”内。
五、中国政府已经放弃对社会的正常管理
由于食品安全与环境安全是所有社会成员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政府以前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要尽责。但今年对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却以一种非常怪诞的方式应对这些问题。引起国际社会哂笑的就是今年6月初中国当局要求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停止发布驻地的空气污染监测结果，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说这一干涉内政的抗议在国际媒体间造成逗乐效应。我却看到另一危险信号：即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有履行任何政府正常职能的愿望，只剩下维持（暴力维稳）与粉饰（控制言论并将范围扩大到外国）这两大功能。
按照目前这样的走势，中共这种自利型政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长期维持。但一个社会要通向民主化，必须依赖政治共识、民族认同、对道德秩序的共识，还要有一个为社会共同承认的精英群体领导这一过程。目前中国有精英群体，但却不为社会共同承认。其他三个基本元素的重构可能还看不到，如果中国的知识人坚持“不冒犯官方意识形态，不挑战官方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的合法性”，维权者坚持“中央政府好，地方政府坏”，自由与民主不会从天而降。
这种情况下，还能代替文官政府管理社会的，必然是军政府或军人政府。他们离权力最近，也最可能充当一个“砂砾化”社会的强力粘合剂。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年6月28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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