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出现了“反华”示威，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为了钓鱼岛，连续好多年，不也有中国民众站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门口，只不过，中国的游行示威人数，比菲律宾的二百多人要少很多，当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只有这点人想上街。
我认识这些保钓人士，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得到了官方的鼓励，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都认为他们是作为中国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因为这样，他们也常常承受压力。如果大家认同保钓人士抗议的对象是日本政府，所谓“反华”，矛头到底向谁，也就相当清晰。
所以，对于中国外交部指责菲律宾政府，“鼓动民众发动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是导致事态扩大化、复杂化的错误举动。”，我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这样的指控很容易被对方化解：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民众有上街游行的权力，作为政府，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维持好公共秩序，对于违法行为，坚决打击。
事实上，政府背后操控的示威，人数只有这些，那实在是太难看。看看伊朗还有朝鲜的反美示威，在一个没有集会自由的地方，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集会，自然会让人联想政府在背后的角色，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国家，政府不是这样有效率。
有些国家还试图低调处理民众上街，比如越南，很多年前，如果媒体刊登批评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文章，是要承担后果的，而民众到大使馆门口示威，这些民众也是抱着承担一定后果的准备，至于当地的官方媒体，这样的新闻，几乎是看不到的，显然越南政府这样低调处理，是担心被指责在背后鼓励，虽然还真的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有网友很快找到了这次游行的幕后“黑手”，一位在中国有业务的跨国公司的负责人，她是一个菲裔美国人。于是，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抵制这家企业的声音。
这样的情景同样不陌生，08年抵制家乐福，05年反日游行，结果那些名字看上去像日本企业的商铺连着遭殃。只不过，这一次，声音多元了很多，网络上充满了辩论，再也不是一边倒。人们开始对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爱国，有了更多的思考。或许，大家需要慢慢习惯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有几种身份，工作是一方面，工作之外的社会活动是一方面，家庭中的角色又是一个方面，在正常的社会，这些角色是不冲突，也不应该受到牵连的。
说到菲律宾，香港人有着深刻感受，2010年823菲律宾人质事件，导致八名香港游客死亡。香港政府，还有民间，敦促菲律宾政府尽快进行独立有效的调查，社会上一度也充斥了一些极端的情绪，甚至有一些谣言在社区流传，但是就在死者头七的那天，香港各政党联合举行游行，八万多名港人，安静走上街头，悼念死者，要求菲律宾政府彻查事件。
这次事件，没有激发起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让更多的香港人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不公义，民众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不应该为政府的错和不负责任而买单。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拿人质事件和这次黄岩岛的争议来进行比较不太恰当，但是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不是需要一个国家中的人民，来为争议，包括主权问题而一起背负责任？受到伤害？
一位中国的外交官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在微博上回应我说：“政府间的任何事都无一例外地会牵涉到个体，这是个体的悲哀，而且个体往往会被政府的政策所影响和引导。据说，菲发生了大规模的＂个体＂组成的反华游行。埋下仇恨的不是中国。”
首先我不相信无一例外，如果政府间的任何事情都涉及个体，这样的政府在我看来，肯定有失责的地方。其次游行是否埋下仇恨？我想，如果对方抗议的是中国政府，就好像中国人抗议日本政府那样，用仇恨这个词，倒是是否恰当？再说，一个大国，何必在乎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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