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比較歷史數據、國際標準、經濟預測模型，中國的儲蓄率都非常高。從2000年起，平均儲蓄率一直上升。
看中國儲蓄率發展可分為3個 時期︰1984年至1994年，儲蓄率由佔GDP約30%升至約40%，是穩定增長的時期；1994年至2000年微跌至約37%；2000年過後是高速 增長。與國際水平比較，2008年中國的儲蓄佔GDP 58%，比所有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高，也超越了長期居首的新加坡，成為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國家。經濟學家以收入水平和增長、人口、財政政 策、貿易、金融發展和不確定因素等宏觀經濟基本面，建立預測儲蓄率模型，現實中的中國儲蓄率超越了預測兩成多。
高速發展國家常見情況
國 民儲蓄率迅速崛起雖然罕見，但並非中國獨有，不少亞洲國家在高速發展的時期都曾經歷這種情況。1955年至1970年間，日本的總儲蓄佔GDP比率上升 15%；1983年和2000年之間，韓國的儲蓄率從16%上升到40%。過去10年，印度的儲蓄率上升了10%，2008年佔GDP的38%。相比別的 高速發展中亞洲國家，如日本和南韓，中國的高儲蓄率並不是那麼驚人。但是中國與別不同的，是個人、企業、政府層面的儲蓄也高，3個層面的儲蓄也促進了國民 儲蓄總值上升。
在統計上，儲蓄是收入減去消費的剩餘價值。在經濟上，不同經濟學家對儲蓄的角色有不同演繹，有的着眼於其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有的着眼於它與總體需求周期的關係，有的視過度儲蓄為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
城鎮化必提高人民儲蓄
本 欄早前寫過中國的市場因為各種補貼出現扭曲，這裏不贅，有人認為這是驅使中國企業儲蓄率高企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高儲蓄的原因更基本。中國經濟結構一直在 高速改變，例如從1980年至2008年，農業佔GDP從30%下降至10%，城市化加上大量民工從農村移到城市，農業就業人口從70%下降至40%，城 市人口從20%上升至45%，中國的就業人口從64%增加至74%。經濟轉型，大量人口收入增加，儲蓄率上升是必然的。
1990年代開始 的制度改革，也大力影響中國人民的儲蓄傾向。1995年起的10年，中國進行了嚴厲的企業改革，導致大規模裁員。很多經營不善的國企倒閉，國企的就業機會 減半，從前以企業基礎提供由出生到死亡的社會安全網都沒有了，失業的人只有微薄的社會福利。本來旨在提高企業效率的的改革，因為削減職位，間接促使企業和 個人有意識要提高儲蓄率。
企業改革的其中一個部分，是國企不會再為員工提供住宿，福利由提高住房公積金代替。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建築及服務。房屋市場的開放，人們對私人自置居所的需求，激勵人們提高儲蓄。
1997年推行的退休金制度改革，因為在人口流動下，過去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規劃已不合時宜，所以計劃新增了個人帳戶。而在人口老化的情形下，公共退休金計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為紓緩情況，新計劃減少了退休福利，也增加了供款比例。這些明顯也是推高個人儲蓄率的原因。
中國儲蓄率的中長線前景，除了影響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也可能影響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事宜。
雖 然近年中國私人消費開支每年約有8%至10%多的增長，但儲蓄率仍然大大較其投資率高，造成龐大的經常帳盈餘。在全球經濟復甦相對薄弱、中國國內的投資率 已經甚高的前景下，私人消費在維持中國經濟增長便發揮關鍵作用。中國要將經濟增長導向消費，並保持強勁的內需。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和政策措施都可能會影響這 種過渡。
加強社福保障鬆綁儲蓄
上文提到影響中國儲蓄率的因素中，1995年起10年的的大規模裁員已經過去，我們可以合理假設那帶來的影響力都已體現，未來會出現類似程度改革的機會也不大，所以人們對收入和支出並沒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家庭和企業部門的私人儲蓄的動力會因此被削弱。
中國進入人口加速老化已經10年，會帶來兩個現象。第一個現象是勞動人口將會下降，家庭儲蓄率和投資支出可能會跟隨放緩步伐，導致較低的產量增長。第二個現象是中國未來數年繼續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立實體資產，適合作為退休金資產，也配合持續的城市化發展。
要協助經濟過渡至更平衡的增長模式，政府要採取兩套互補的措施：促進城市就業及加強社會安全網。在城市化的過程，除了要大量投資，還需要創造就業機會。放鬆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管制、支持小企業、降底勞動力密集的服務部門的進入壁壘，都是有好的政策，可以穩定工資。
加 強社會安全網也是必要的。因為目前各種公共福利制度仍然非常分割，而且覆蓋層面有限。在農村勞動力繼續大量流入城市的情況下，這一政策更應優先處理。中國 近年把一些上市的國有企業股份轉讓，用以加強退休金資產、提高社會福利，是正確的方向。但任何國家的福利政策都不可能完美，設計不良的社會保險制度也可能 適得其反，尤其在預期的人口迅速老化、經濟增長可能放緩的背景下，今天設計的社會福利計劃未必有很久的持續性。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可能對儲蓄和消費決策有 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香港中文大學應用金融學教授、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碩士課程主任，前巴克萊銀行常務董事，逾十年投資銀行工作經驗。
看中國儲蓄率發展可分為3個 時期︰1984年至1994年，儲蓄率由佔GDP約30%升至約40%，是穩定增長的時期；1994年至2000年微跌至約37%；2000年過後是高速 增長。與國際水平比較，2008年中國的儲蓄佔GDP 58%，比所有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高，也超越了長期居首的新加坡，成為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國家。經濟學家以收入水平和增長、人口、財政政 策、貿易、金融發展和不確定因素等宏觀經濟基本面，建立預測儲蓄率模型，現實中的中國儲蓄率超越了預測兩成多。
高速發展國家常見情況
國 民儲蓄率迅速崛起雖然罕見，但並非中國獨有，不少亞洲國家在高速發展的時期都曾經歷這種情況。1955年至1970年間，日本的總儲蓄佔GDP比率上升 15%；1983年和2000年之間，韓國的儲蓄率從16%上升到40%。過去10年，印度的儲蓄率上升了10%，2008年佔GDP的38%。相比別的 高速發展中亞洲國家，如日本和南韓，中國的高儲蓄率並不是那麼驚人。但是中國與別不同的，是個人、企業、政府層面的儲蓄也高，3個層面的儲蓄也促進了國民 儲蓄總值上升。
在統計上，儲蓄是收入減去消費的剩餘價值。在經濟上，不同經濟學家對儲蓄的角色有不同演繹，有的着眼於其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有的着眼於它與總體需求周期的關係，有的視過度儲蓄為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
城鎮化必提高人民儲蓄
本 欄早前寫過中國的市場因為各種補貼出現扭曲，這裏不贅，有人認為這是驅使中國企業儲蓄率高企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高儲蓄的原因更基本。中國經濟結構一直在 高速改變，例如從1980年至2008年，農業佔GDP從30%下降至10%，城市化加上大量民工從農村移到城市，農業就業人口從70%下降至40%，城 市人口從20%上升至45%，中國的就業人口從64%增加至74%。經濟轉型，大量人口收入增加，儲蓄率上升是必然的。
1990年代開始 的制度改革，也大力影響中國人民的儲蓄傾向。1995年起的10年，中國進行了嚴厲的企業改革，導致大規模裁員。很多經營不善的國企倒閉，國企的就業機會 減半，從前以企業基礎提供由出生到死亡的社會安全網都沒有了，失業的人只有微薄的社會福利。本來旨在提高企業效率的的改革，因為削減職位，間接促使企業和 個人有意識要提高儲蓄率。
企業改革的其中一個部分，是國企不會再為員工提供住宿，福利由提高住房公積金代替。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建築及服務。房屋市場的開放，人們對私人自置居所的需求，激勵人們提高儲蓄。
1997年推行的退休金制度改革，因為在人口流動下，過去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規劃已不合時宜，所以計劃新增了個人帳戶。而在人口老化的情形下，公共退休金計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為紓緩情況，新計劃減少了退休福利，也增加了供款比例。這些明顯也是推高個人儲蓄率的原因。
中國儲蓄率的中長線前景，除了影響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也可能影響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事宜。
雖 然近年中國私人消費開支每年約有8%至10%多的增長，但儲蓄率仍然大大較其投資率高，造成龐大的經常帳盈餘。在全球經濟復甦相對薄弱、中國國內的投資率 已經甚高的前景下，私人消費在維持中國經濟增長便發揮關鍵作用。中國要將經濟增長導向消費，並保持強勁的內需。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和政策措施都可能會影響這 種過渡。
加強社福保障鬆綁儲蓄
上文提到影響中國儲蓄率的因素中，1995年起10年的的大規模裁員已經過去，我們可以合理假設那帶來的影響力都已體現，未來會出現類似程度改革的機會也不大，所以人們對收入和支出並沒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家庭和企業部門的私人儲蓄的動力會因此被削弱。
中國進入人口加速老化已經10年，會帶來兩個現象。第一個現象是勞動人口將會下降，家庭儲蓄率和投資支出可能會跟隨放緩步伐，導致較低的產量增長。第二個現象是中國未來數年繼續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立實體資產，適合作為退休金資產，也配合持續的城市化發展。
要協助經濟過渡至更平衡的增長模式，政府要採取兩套互補的措施：促進城市就業及加強社會安全網。在城市化的過程，除了要大量投資，還需要創造就業機會。放鬆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管制、支持小企業、降底勞動力密集的服務部門的進入壁壘，都是有好的政策，可以穩定工資。
加 強社會安全網也是必要的。因為目前各種公共福利制度仍然非常分割，而且覆蓋層面有限。在農村勞動力繼續大量流入城市的情況下，這一政策更應優先處理。中國 近年把一些上市的國有企業股份轉讓，用以加強退休金資產、提高社會福利，是正確的方向。但任何國家的福利政策都不可能完美，設計不良的社會保險制度也可能 適得其反，尤其在預期的人口迅速老化、經濟增長可能放緩的背景下，今天設計的社會福利計劃未必有很久的持續性。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可能對儲蓄和消費決策有 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香港中文大學應用金融學教授、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碩士課程主任，前巴克萊銀行常務董事，逾十年投資銀行工作經驗。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6/blog-post_12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