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迩東晨
希特勒与希特勒主义：纳粹德国
元首（Führer）的早期目标包括体育、回归乡村生活、全民医保——以及针对犹太人预示着灾难的各项计划。
作者：尼古拉斯•费尔维瑟
在我第一篇文章（《大西洋》3月期）中，我详述了形成阿道夫•希特勒政治哲学的主导思想。我指出，这个非凡人物的信念几乎全部源自他所持有的日耳曼人是“上帝选民”的观点。这成为他所有思想的源泉，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激烈的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态度以及对犹太人毫不掩饰的仇视；他理解的领导，仍停留在部落阶段，因此，他不信任民主政府和议会体制。现在，我要考察希特勒采用的方法，亦即他得以将民族社会主义党打造为令人生畏的团体，号令800万狂热信徒所使用的各种手段，并通过考证他本人的言论，揭示人们所称的纳粹党，或法西斯主义者一旦大权在握，将有何等作为。
在希特勒早期政治生涯中，他专心研究了经济问题，戈特弗雷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充当了他的导师。作为国社党的经济专家，费德尔还是德意志帝国[译者注：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统一德国至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末代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为止的德国，也称“第二帝国”]议会的现任议员。构成他经济思想的基础可以简述如下：资本总是劳动的成果，并有赖于与劳动本身一样的人为因素。资本依赖国家的自由和权力，但不能容许资本控制国家。虽然资本是个体的财产，它的应用将影响国家福祉；因此，必须引导它用于促进全面福利。简言之，希特勒相信，经济界限应该与政治界限保持一致；正因为此，他谴责“由犹太人控制的经济交易所的资本”，称其被用来颠覆民族国家。
实施经济孤立政策将导致混乱和瘫痪的预言，在希特勒看来，与修建铁路之初巴伐利亚医学界一本正经的观点一样，纯属异想天开的无稽之谈，当时的医学界称乘客将会感到头晕恶心。他断言，就民族社会主义者而言，
人民和祖国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我们要为之战斗的是保障我们的种族和人民生存和增长，抚养我们的孩子并保持他们血统的纯正，维护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只有这样我们的人民才能够完成造物主赋予他们的使命。任何思想和观念、任何教诲和学习，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要对任何事物加以检验，以决定适用与否，或加以应用，或予以摒弃。
由此可见，纳粹的经济理想基于早已落伍的商业和贸易观念。他们的思维水平仍然停留在放任自流、毫无限制的自由竞争阶段，从未想过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需让位于国际合作，通过一个全球性组织的协调，使得全人类获益。形形色色的自由派也察觉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国家若以一己之私为念走向的不是理想之境，而是毁灭之路；但无论是德国还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均非自由派。
希特勒尤其抵制现代工业生活呈现的复杂性。他向往的是回归简朴和更具个性化的生存条件。他与甘地一样，追求早已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两人都沉浸在一种超越实际的社会组织形态，将旧秩序中的美德与其外在特征合而为一。甘地要求他的人民勤于纺织，因为他将自己崇尚的人类价值观，赋予了自然经济时代，那时的每家每户过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活。希特勒出于同样理由对国际资本心存忌惮。他并未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经济学”已是明日黄花；更没有看清重建一个更原始的社会制度，以复兴他附着在那个制度身上且心向往之的美德并非明智选择，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应该积极适应人类所需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方兴未艾，势不可挡。他没有认识到国际资本的存在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认定什么人乃至以何种方式控制着它。
二
在谈到战争结束之际德国全面崩溃时，希特勒清晰地向我们展露了他的思想脉络。他说，崩溃的起因不是战事失利，而是后方的颓废堕落。他反复强调德国在战前那些年犯下的重大错误：放弃了在欧洲本土夺得更多土地的目标，却去追求在经济上征服世界。这导致了工业化泛滥，使得农民群体衰微，大城市里无产阶级过度滋长。结果是，严重的贫富分化滋养了不满和苦难，人民也因此四分五裂，加入不同的政治阵营。相应地，“大企业”成为国家的情妇，金钱受到众人顶礼膜拜。在德皇纵容之下，逐利之风日盛，侠士风骨渐失，整个民族的尚武精神从此衰败。
战前的德国教育糟糕透顶，它强调治学而非行动力；它不去锻造性格，只培养薄弱的意志、怯于担责和三心二意。本应为国家利益而严加管控的报纸，则利用了这些普遍存在的缺陷。希特勒说，如今，报刊读者分为三大类：全盘接受读到的内容；全盘否定读到的内容；余者会推理、验证、并思考读到的内容。人民的大多数属于第一类，而战前的报刊一直用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教化他们，从而削弱了人民为捍卫其种族遗产而死战的意志。唯有武力是有效的，而报刊必须受到国家的监控，不能让其落入人民公敌之手。希特勒不无欣赏地说，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一代人对于使用武力不再那么神经过敏：“1颗30厘米嘶嘶作响的手榴弹，具有远胜1000家犹太人毒蛇报刊的威力。”
他抨击战前的德国当局疏于采取适当措施，治疗梅毒和肺结核。这两种病的蔓延，损害了国家的力量。他长篇大论不当的性生活和滥爱对于社会或金融领域的退行性影响。他宣称肮脏的戏剧和立体主义一类精神错乱的艺术，实际反映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状态。他写道，大部分退行性影响集中在城市中，这里缺乏个性和艺术珍品，缺乏像中世纪的大教堂那种凝聚城市生活的雄壮的建筑物。由于拒绝克服这些社会邪恶成分，战前德国未能履行其首要职责——即，维护整个民族身心的健康，而希特勒则为此提出了自己具体主张：——
1. 通过提供新的住房和必要的资助，促使人们早婚。
2. 教育要兼顾身心的培养。
3. 向各个阶层提供医疗服务；坚决清除那些患有不治之症者。
4. 掌控公共道德的建设，并净化所有的娱乐活动、海报和广告。
5. 城市生活必须被打破，并引导贫民窟里的人回归土地。
希特勒说，过去25年所有的社会病症产生的原因是，人民缺乏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除非有令群众深信不疑的明确教义，否则，群众不会信奉宗教。因此，搅乱宗教信仰不符合公共利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宗教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假如他不能发明更好的替代品，他就应该尊奉主流信仰。也就是说，宗教是政治家魔袋中的一种道具（注意，也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来自墨索里尼）。但绝不能将宗教拖入政治泥潭，为世俗目的服务；那种做法极其恶劣。最后这条原则竟与美国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尽管在希特勒的心目中，它专指德国中央党[译者注：即成立于1870年的罗马天主教中央党。该党是德国天主教的代言人，是当时德国重要政党之一。1949年，中央党改组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
宗教堕落、世风日下、忽视公共健康——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国家崩溃，希特勒重复着，但它们并非主要诱因。他声称，根本的诱因，或所有诱因的本源是德国未能认清种族问题。一旦开始谈及他酷爱的主题，他便如鱼得水，展开滔滔雄辩。雅利安人是各个文明的伟大创立者，他们的文化源远流长，持续地保持着纯正的血统，并加强了他们的优越性。
混血、种族血统受到污染是古老文明消亡的唯一原因。人类不因战败而颓败，皆因失去了与生俱来，只存于纯正的血脉中的抵抗力。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史实不过是种族之间为生存而战之后的结果。
希特勒说，雅利安人最值得称道的是其秉持的理想主义，为了共同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犹太人不具备这种理想主义，其文明借自其他族群，而且即便是表面上对理想的忠诚，也无非是出自群居本能，只在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下才会显现。除此以外，这个族群便无所事事，全然陷入个体间为生存而进行争斗。如同饿狼，这个族群时刻准备着袭扰左邻右舍，因为主导他的是最冷酷和最露骨的利己主义。这构成了希特勒信条的要旨，他总是就此高谈阔论，鲜有事实为依据——也许因为他的臆说本身便难于找到事实依据，也许因为种族之说本就是宗教教义，无需事实为证。
他说，犹太人没有国家；他们甚至都称不上是游牧民族，而是地道的寄生虫；他还勾勒出犹太人潜入其他民族建立的国家制序的路径。工会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犹太人的计谋，而议会政体是犹太人的行动场所。先是民主体制的实现，紧接着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导致德国崩溃的最后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诱因，则是德国未能认清种族问题，特别是犹太人构成的威胁。
三
希特勒希望通过组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译者注：或“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简称“民社党”或“国社党”，其缩写按照汉语音译为“纳粹党”]，发动广泛的大众运动，使得德国全体公民重新焕发自强不息的坚定意志。在他看来，如果意志缺失，武器只是一堆废铁。1918年，大多数德国民众都感染了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因此，当他于1919年着手组织他的政党时，他便决意要首先争取得到广大不满群众的同情。他为达此目的而建议采用的策略，可从他为这场运动制订的工作计划中一览无遗：
1. 为赢得群众支持，任何社会牺牲都不足为惜。如果必要，雇主们应提高劳工工资。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做出经济上的牺牲。
2. 对群众进行的民族教化成功的关键是，首先要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能够分享本民族文化宝藏，及其秉承的理想。
3. 为提高人民的种族和国家意识，集中诉诸群众情感的狂热、精准和单向宣传是必经之路，群众需要的不是对公平和正义加以考量。
4. 必须彻底摧毁这场国民归化运动的敌人。群众无意于中庸之道。若想攫取人民的灵魂，必须肃清来自国际上的灵魂毒药。
5. 保持种族血脉纯净是要务。它是世界历史的关键所在。
6. 这项计划与按照职业划分的组织或者保持适当的职业权益之间并无冲突。群众必须提高自身的社会和文化水平，并要与他们的领导层脱离关系，因为这个领导层深受国家主义影响，缺乏爱国主义精神。
7. 一个政治改革运动的目标从来不会通过劝说或影响当权者的方式实现；改革者必须自己掌握权力。“成与败，是判定这场运动对或错的唯一现实标准。”
8. 这个运动反对议会政体。它不相信多数票原则。唯一要做的是选举一个领袖。领袖指定下一级领导，下一级领导指定更下一级，如此这般直至最底层。每一位领导都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责任。这场运动意在将这种制度推向国家。如果他参与国会，其目的也是要摧毁它。
9. 这个运动拒绝就任何超出其政治范畴或无关宏旨的事务表明立场。它追求的不是宗教改革，而是政治重构。两大宗教社团（天主教会和路德教会）都是有价值的群众基地，但反对任何政党利用宗教团体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运动并不刻意追求建立任何特定形式的政府，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它要创建的是任何政府均赖以存续，具有根本性的社会机体——具体而言，即一个日耳曼人的（也就是，条顿人的国家，而非单纯的德国人的）国家。
10. 该运动的内在组织轻原则，重实用；其组织管理的主旨在于全面保障领袖及其中央办公室的绝对权威和控制。这个运动不可或缺的就是麦加和罗马所具有的那种神奇魅力。基于这种考虑，该党不惜耗费重金在慕尼黑建造总部办公楼（“褐宫”)。
11. “这个运动的未来取决于对非议者绝不宽容，以及它的拥护者的狂热，这种狂热保持着它唯一正确的地位。”与任何类似运动的联合都是危险的。它要独善其身，要像胚芽一样，仰赖自身的内在力量发芽成长。
12. 必须培养它的追随者，使他们热爱与敌人战斗，以被犹太人仇视和诽谤为乐；然后，这个运动便是不可战胜的。
13. 要保持人们对伟大人物、天才的崇敬之心。但不能对群众有丝毫膜拜之意。这个运动“绝不能忘记有关人的一切价值存于个体，任何思想和任何成就，都是人类集体创造力的结晶。”
希特勒称，只有在清晰的哲学思想激励下，类似民社党的这种大众起义，才能在与导向毁灭的民主的、布尔乔亚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战斗中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他将诠释纳粹国体的哲学视为己任。
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那个目的就是保护、维持和促进日耳曼民族的发展。国家是容器，种族是内容。吸纳非日耳曼人，只会降低日耳曼种族的品质。外国人可以学说德语，但他们无法变成日耳曼人。德语的唯一用武之地就是领土。因此，德意志帝国应该容纳所有的日耳曼人。它应该将那些拥有丰富原生种族元素的种群集于一个国家之内，并缓慢而坚定地将最优秀的血统置于统治地位。国家要管控婚姻，必须制止不健康群体的繁衍，必须确保品质优良的父母不因贫穷而无法养育子女，并且要重点关注健康、血统纯正的孩子的福利。
有了血统纯正、健康的下一代还不够，国家必须施以教育，首先要使他有强健的身体；然后培养他的性格、意志和毅力；最后，提供给他学习的机会。要从文化上而非技术上培养教育人民。世界史教科书的内容必须申明种族问题是影响世界事务的重要因素。通过张扬伟大的日耳曼人所取得的成就，唤起青年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激情。从军应成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在青年服役结束后，国家应颁发给他两个证书：公民资格证和体格健全适于婚姻的证明。体力劳动的工资应高于“白领”工作，并享有同等的荣誉。每个公民应该尽其所能为公共利益出力，并获得足够的报酬，使之能够与其人民共享文化生活。通过精心繁育和着意培养，一个洋溢着民族热情，健康、坚定的种族将成长起来，并有望在雅利安人与犹太人的战斗中赢得胜利。
在这个国家中，将居住着三类人：（一）公民；（二）无公民身份的国民，以及（三）侨民。所有在国家疆域内出生的人都是国民，但不一定是公民。
完成全部培训并具有纯正日耳曼血统的男性，应在服满兵役之后获得公民资格证书。日耳曼血统的女性，除特殊情况外，将在结婚之际成为公民。非日耳曼血统的人，以及不健康或者不受欢迎的那些日耳曼人，只配享有国民身份，不能成为公民。
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应着力物色和开发具有特殊才能的个人，因为掌握独断权的是有才智的个人，而不是大多数人。新宪法应阐明的原则是“每个领导人都对其下属拥有绝对权威，同时对其上级领导负责。”国会只能作为顾问委员会继续存在，所有的决定权将掌握在主席手中；不能用投票的方式决定任何事务。
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探究希特勒在理论上阐述的纳粹国家应怎样做。他的“25点纲领”，照他的说法，是为了让普通人对民社党所追求的目标有个大体认识。很自然地，希特勒高度赞赏墨索里尼及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并称劳埃德•乔治［译者注：Lloyd George（1863—1945年），英国自由党领袖。1916年12月7日出任首相，1922年10月19日辞职］具有伟大鼓动家的品质。
四
在其运动初期，希特勒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让德国人民认清《凡尔赛条约》的罪恶。他与社会民主党多次交锋，后者极力抑制他的党的崛起并执意破坏他的集会，或无视他们的存在并力阻他们的支持者远离纳粹。这些横加阻挠的活动促使希特勒创建了著名的“冲锋队”（或称“褐衫队”），这个着褐色制服的组织在创立初期仅负责维持党内会议的秩序，但从1922年起成为希特勒主义者招摇过市的突出形象特征。他在解释组建该组织的目的时，用词谨慎。它并非秘密社团，制服是必要的。其成员要接受各种运动的训练，达到很高水准的身体反应效率和道德效率[译者注：道德效率指道德行为当事人所作出一种行为的预期结果。一个道德行为主体，可按其不同的效率目标预期或偏好选择相应的道德行为]，但希特勒强调说，它只是一个“非军事组织。”
我们看看一些例证便能明白冲锋队到底怎么“非军事”。它已经分成两部分：仅服务于本地的冲锋队（S.A.）和不限地区的精干人员组成的“党卫军”[译者注：德语Schutzstaffel，简称"S.S."]。1931年11月3日，该党日报《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ier）曾刊登如下广告：——
慕尼黑党卫队急需：400个帆布背包、400顶营帐、400个野营水壶，同时征求斗篷背带、野营水壶背带、皮靴、黑色皮裤、褐色衬衫、带扣皮带、肩带。诚请同仁党友助党卫队一臂之力，免费或以最低价提供上述物品。亦欢迎提供单件用品。敬请致信慕尼黑党卫队。地址：布兰恩赫街45号。
第二天该报再次刊登作为冲锋队最高指挥官的希特勒亲笔签名的致辞，就该组织成立10周年向各位冲锋队员同志表示祝贺：——
历经10年的自我牺牲和热情的奋斗，以及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与奉献，这支由英勇无畏的战士组成、曾经微不足道的“万字符”之军，如今已成长壮大，拥有20万之众。
这些例证体现了褐衫队“非军事”的典型特征。随着希特勒的党徒不断增多并逐渐组织化，他感到要有一面旗帜挥舞在他的行进队伍当中，并成为这个运动的象征。苦思冥想之后，他决定将这面旗帜设计为红底白圆心、黑色万字符“卐”嵌在正中。红色代表社会主义，白色代表民族主义；万字符象征雅利安种族。有趣的是，这个组合中的几种颜色与德意志帝国国旗的一样。
希特勒清楚地表明，民社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机的人民之国，它将致力于促进作为独特种族的日耳曼人的利益。为实现这个目标，德国必须勤劳不懈，以取得更多欧洲领土。这是希特勒钟爱的话题，而且会不失时机地经常提起。他说，欧战前的德国不是世界强国，今后若不能取得更多领土，也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强国。种族的繁衍需要开疆拓土。德意志帝国获得安全保障的唯一途径是“当它在几百年时间里能够向日耳曼种族的每个后代提供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土地。永远不能忘记，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权利，是一个人拥有自己渴望耕种的土地的权利，而最圣洁的牺牲，则是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而流出的血汗。”
但是，德国在哪里能够找到她所需的新土地？在俄国，希特勒断言。在数百年间，日耳曼民族不可抗拒地向南和向西推进；如今，它需要凝视东方。夹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几个小邦国不能成为她的绊脚石；在一个伟大人民的事业中，利他主义毫无用处。当现今在俄国的犹太政权崩溃后（希特勒认为它崩溃是早晚的事），俄国必将陷入崩溃之中。这成为德国的机遇，而她必会以“胜利之剑的力量”赢得新的疆域。
当然，法国绝不会无所作为，眼看着德国以俄国为代价壮大自己，因此，必须首先打垮法国。希特勒说，只有德国被摧毁，法国才会心满意足；因此，德国自卫的上策就是对她予以打击。法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摧毁法国之后，德国才能向其它地区扩展。大概所有这些若要成功，的确，希特勒这么说过，——需要通过与英国和意大利结盟获得帮助。但希特勒忽视了一点：这个征服计划将会再次引发世界走向德国的对立面；或者，他想到了，却不屑一顾，因他已完全陶醉于适者生存的教条，以及最适合生存的莫过于日耳曼人的信念。于是，他信心十足地 面对这个世界，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存在无休无止的争夺，充斥着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
五
至此，在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如何认定当前的情势？最近有传说，纳粹党要与德国的另外一个政党结盟，这意味着什么？有些人认为希特勒正努力让法国人容忍自己；让众人相信他将依照法律行事；与中央党和解，假如这些都是真的，会有怎样的结果？上述妥协之举难道不是有悖于他所钟情的所有原则吗？当然是这样——但有一条例外。对希特勒来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实现一个有限目标，他可以与任何人同行 (甚至与魔鬼结盟，格雷戈尔•施特拉瑟说），但一切都不会长久，只是实现部分目标的权宜之计。希特勒自己也说过：“强人只在独处时才最强”；联盟是危险举动，与他人的合作只能是临时的，只服务于某种特殊目的。
那么，如果希特勒得出结论：仅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在今后几个月实现大权在握的目的，他或许会说服自己与人分享权力，总好过两手空空。毕竟，它为今后独揽大权打下了一根楔子。若是这样，令他最不反感并且最有用的同盟者会是谁呢？必须排除社会民主党，因为它的政策取向与希特勒的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点，无法共事。但德国的罗马天主教中央党是个一丝不苟的团体：只要能够维持有条不紊的政府和避免革命的发生，它愿意与任何人为有限的目标共事。那么，为什么希特勒不去联络中央党，而中央党也不与他达成交易呢？不管怎样，如果无法阻止希特勒获得权杖，中央党人或许认为与他分享权力并对他狂野的倾向予以制衡应属良策，正如德国愿见英军与法国人一起驻守莱茵河。况且，天主教会对纳粹党的禁绝令未必不可撤销。
这种联盟，即便成行，也未必意味着希特勒通过结盟方式合法掌权之后，会放弃独揽大权之念；或者一旦上位并遭到大多数的对抗，他不会试图依其既定方针实施独裁统治。一切都取决于他对当时情形下如何行事所作出的判断。
他向法国示好同样不能说明他已回心转意。它意味着承认事实而已。正如希特勒在致布吕宁总理[译者注：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年），中央党党员，1930-1932年担任德国总理]的公开信中所说的那样，《凡尔赛条约》是个事实，并应如此待之。法国人目前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在与他们打交道时，必须正视现实。但是，一旦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最终崛起，便会不失时机地击垮法国，从而使德国踏上向东的征服之路。
这样看来，希特勒的目标没有丝毫改变，无非是在当前现实重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哲学家制定终极目标；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则会择机而动，循着可行的路径走下去。在纳粹党中，希特勒扮演着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角色。
敬请阅读第一篇：“希特勒与希特勒主义：命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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