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起到了同一時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想運動中其他人沒有可能起到的作用：從科學出發，以科學為依託，用科學語言和科學方法為武器，在中國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戰極權思想的理論基礎和根本信念。
文/程映虹
得知方勵之先生去世，不勝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勵之，正面來說，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和89年民主運動中的作用；反面來說，是中共官方宣傳中他的那個在美國使館避難的鏡頭，至今還是很多犬儒主義者津津樂道的話題。
很少有人知道，在歷史的長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起到了同一時代中國自由民主思想運動中其他人沒有可能起到的作用：從科學出發，以科學為依託，用科學語言和科學方法為武器，在中國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戰極權思想的理論基礎和根本信念。
這種挑戰後來從科學發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後使方先生成為中國政治中的「異議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們應該看到，方先生不是一個政治家，本來也無意捲入政治，是他對科學真理的執著，迫使他無法和專制教條妥協，是這種思想上的不妥協，推動他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個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體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進入中共科學最高學府和研究機構。但一旦當他接觸到和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的專斷教條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學時，我想，是人性中對真理的追求，推動他走上了和專制主義做鬥爭的不歸路。
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方先生確實屬極少數，因為在那個時代，不少人對「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這個教條在內心同樣不屑，但他們對真理的堅持從來沒有超出科學的領域。
我沒有機會見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間，多次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和他聯繫。當時我正在寫一篇關於毛主義宇宙論和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的文章，那篇近兩萬字的文章2006年發表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採訪過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說的兩個細節，而它們本來都沒有什麼很直接的政治意義。
第 一個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讀書時，從一本非主流的參考書上看到哥本哈根學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話。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界，從列寧開始， 海森堡的那個學派就是批判對象，說它在量子領域的理論是「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是反辯證唯物主義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義」。
海 森堡的那句話大意是說：布洛金采夫寫了那麽多頁，就是爲了證明列寧的一句話是對的。布洛金采夫是當時蘇聯著名的科學家，在「全盤蘇化」的中國也很有影響。 他寫的物理學教科書必須遵從列寧的「科學思想」，甚至為其作注解。方勵之說，這句話對他思想的衝擊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開朗之感。
第 二個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時，唯一能找到的有關科學的書竟然是一本關於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著作。正是這本書把他帶上了研究宇宙學的道路，而這條道 路直接通向對時空無涯，運動永存這個毛主義信念的懷疑。當方先生接觸到60年代國際天文學界的一些重要觀測結果時，他就在1973年復刊的《中國物理學》 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學語言表達了這個懷疑。那篇文章立刻給他帶來了毛主義者在上海《自然辯證法》雜誌上的批判。
就 這樣，兩個和現實政治完全無關的細節竟然在方先生思想發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與其說這兩個細節有多麼了不起，不如說那個制度的意識形態對人的 思想的控制是多麼全面，但正因為如此，又是多麼的脆弱，因為它處處皆敵。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不但是歷史真相，而且連某些科學理論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識 形態要壓制和屏蔽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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