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思维又上了人民日报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今天（ 2012-3-30）发表记者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文章，原题是《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凤凰网转将文章标题改得更为直观《领导干部应该与敌对思潮进行斗争》。
纵观这篇文章，讲的多是官话套话，让领导干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哪些是马克思经典著作，李慎明没有开出书目，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原则，也一字不提，在凤凰网数百条跟贴中，大量的疑似“网评员”跟贴，高呼左派口号，一方面质疑人民日报文章里，为什么没有提及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列，认为应该加强倡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不动摇。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跟贴者的政治智慧，他们极其敏锐在闻到了双重气息，一是因为人民日报在倡导，所以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他们为此欣喜，执政党没有从根本上抛弃左翼力量；另一方面李慎明居然没有提到一句“毛泽东思想”，而这与网络上传闻的，中央内部有决定，宣传文书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相吻合。如果传言属实，这对极左阵营的人们来说是继重庆事件之后，又一棒击。
李慎明在这篇专访里发言充满火药味，他说：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加上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使我国思想政治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噪音。对这些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对各种敌对思潮的侵害，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
苏东巨变是苏东人民的政治觉醒，是抛弃极左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斯大林恐怖主义之后的民主化进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阵地的极左势力不顾苏东人民的感受，扭曲苏东巨变的现实，严重误导了中共高层的世界视角与民主发展观，五年前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陈恩富副院长发表讲演，我当面问他，如果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通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你们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上面让我们研究，结果不可能不符合上面的要求。这种唯上而不唯科学、不追求真理的态度，完全是一种实用的奴才哲学，这样的研究机构怎么可能对执政党与人民负责呢？
将剥削思想与各种腐朽思想当成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沉渣泛起，也是李慎明们的一大发明，我们知道，孔子时代就有礼崩乐坏，腐朽没落的思潮从那时从来就没有禁绝过，这是人性与社会制度使然，社会对公权力没有制约、公权力不能透明公开地行使权力，必然产生各种腐败，它与“西方”没有必然的关联。孔子时代还没有“西方”这样的政治或地理概念，更没有资本主义思潮，当时社会怎么那样败坏与腐朽呢？李慎明的逻辑与雷锋的逻辑一样，雷锋认为干革命不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行，而李慎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观点，就是反腐败反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不行。这样的革命斗争逻辑还堂皇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个时代离文革思维，远吗？
二、斗争哲学祸害无穷
原教旨的斗争革命思想，以斗争的方式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理念，是文革之祸源，它没有造成国家分裂，但它分裂了人民，在文革中甚至分裂了无数家庭，也使这个国家精神分裂，传统社会的道德理念与人性伦理常识，都被斗争方式所毁坏，现在如果继续“高举斗争的旗帜”，而不用对话、妥协、和解、包容的精神来对待社会不同的政治理念，中国还会陷入文革之乱。
李慎明的另一大发明就是上纲上线，将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公平正义等等普世价值，当成“西方”的普世价值，只要任何概念被蒙上“西方”这样一个黑头套，哈士奇就立刻变成了狼，任何人都可以在理论上被顺理成章地诛杀。
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极左思潮的领导与求是杂志社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一直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敏感词，甚至召开研讨普世价值的会议也不得在大学里进行。翻开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主办的报纸，或通过笑蜀先生主编的《历史的先声》，无论是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都曾被大力倡导，军队国家化、普选直选相关的文章更是累篇累牍的发表。共产党之所以当时得到百姓的拥护，人民用脚给共产党投票，就是因为“共产党它一心为人民，它实现了民主好处多”，无论民主方式在自己领地落实得怎么样，共产党的普世价值倡导，振奋了知识人，凝聚了民心，使农民看到了拥有土地的希望，使精英看到了共和的制度，使工人看到了成为主人的梦想。
现在的极左力量故意遗忘了中共的普世价值追求与政治诺言，将中共曾经追求的普世价值，污名化为西方价值，然后将其敌对化，变成政治噪音，于是便有了李慎明在人民日报上放出的狠话：“对这些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对各种敌对思潮的侵害，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
这些敌对意识的形成，完全是文革思维的结果，将不同的声音，当成噪音，当成对立的声音，而对立的声音，则当成敌对的声音，既然是敌对的声音，就要与之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文革之时，这种思维直接导致对人身的攻击甚至消灭。所以，温家宝认为文革仍然可能复活，因为文革是一种极端思维的结果，它背后的非理性的逻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都是走上文革不归路的潜在因素。
如果要说中共这三十年的成功经验的话，就是摒弃斗争思维，向包容思维转化的结果，万里包容了包产到户，这在当时农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一次试验，而邓小平包容了深圳特区，以及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胡锦涛和谐理论，都有着包容与和解的精神蕴含其中。由于极左力量的坚守，普世价值没有获得进一步包容，宪政民主社会主义没有得到承认，在新三十年产生的重大事件上，没有包容心怀，所以没有平反或和解，这些都形成政治改革的包袱，使中国难以在政治文明道路上前行。
胡锦涛曾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在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又指出要“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如果没有包容性政治，包容性经济无从谈起，而包容性政治，则需要宽容政治异见，任何组织与个人，不能因为掌握到话语权，掌握了公权，就将自己真理化，拿着马克思主义的大棒，指向哪里，哪里就出现了所谓的敌对势力，就打向哪里。
三、马克思经典原著里有普世价值
共产党的知识精英应该摒弃斗争思维，现在中共体制内的许多教条主义者，固守着战争时期的斗争思维，像这位李慎明先生，仍然在引用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然后引伸到和平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讲，革命前辈当年打江山，冒的是“枪弹”；我们现在建国家，冒的是“糖弹”。
战争年代面对枪弹，需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平时代反腐败的糖弹，需要的则是权力分立的体制，需要民主直选出的官员，需要的是自由的新闻监督。
马克思主义除了斗争性或革命性，还有没有一些理念当代共产党人应该学习或思考？
著名新闻学教授展江在分析马克思自由新闻观时说提及，马克思在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里，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声辩：“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在马克思眼中，受检查的报刊＝不自由的报刊，书报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的批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
自由就是流动的空气，公开就是阳光，而自由的新闻与公开的信息，现在的中国仍然是极为稀缺的公共资源，它被权贵垄断着，被无形的手控制着，我们没有看到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原著出发，来纠正现实中限制新闻自由的弊端。
而民主宪政思想，亦可以从马克思经典作品中找到启示，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在著作中，也谈到了马克思宪政社会主义思想原型，从《马恩全集》看，在低度民主的政治环境中，马恩关于未来高度民主的设想要点是：（1）建立没有任何专政的新国家。（2） 在这种新国家实行普选制。（3）建立基于普选制的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4）使基于普选制的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5）实行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6）实行社会主义法治。（7）实现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8）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中产阶级化。（9）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教育官员，社会高于国家。[9]马克思曾将这种制度叫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它也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们需要静下心来研究与学习马克思关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理论了，李慎明们也知道中国社会现在问题严重，无论是贫富差距还是腐败严重，都使已有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陷井。极左开出的药方仍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或政治异见战斗，而民主自由宪政社会主义者们，却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文库、包括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寻找可资中国人借鉴的理论资源。
路在脚下，但中国面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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