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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 April 2012

为何他们选择离去

近年来中国富人日益强烈的移民倾向已是显明的事实,去年招行与贝恩的报告,最近中行与胡润的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对于富人们为何出走,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因为税负过高,或投资环境太糟糕,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个人发展机会,或者更好的生活条件、更清洁优雅的环境、更好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或者只是更有吸引力的文化,等等。

   自然,每个选择出走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理由,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是可以从种种理由背后隐约体味出一些共同倾向,他们或多或少的,或自觉或无意识的,都在向往着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知道,在温饱线之下,每个人的需求都差不多,而在此之上,个人的价值追求便开始急剧多样化,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或制度结构无法容纳更多元的价值,人们便会向外寻找发展空间。

   在观察这一点时,我们不必过于严格的区分生意、工作和生活,对于早已远离温饱线、拥有了所谓财务自由、无须再为钱而劳碌的富裕人群,投资、生意和职业其实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消费了,它本身带来的乐趣或许比它带来的金钱更重要(当然对某些人来说,金钱积累本身就是乐趣所在)。因而,在观察他们的行动和选择时,这种种方面的倾向,皆可视为其价值追求的一部分。

   个人的价值追求不是一堆价值的随机杂凑,相反,它是以非常精巧的结构有机组织在一起的,而其中的核心是人格,即,我认为或希望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旁人眼里又是什么样的人?其次,要为自己选择或构造将一个生活于其中文化小环境、交往圈子,以及与之相称的生活方式,日常的种种消费(除了满足生存需要的那些之外),多半不过是附着在这一结构上的功能组件或装饰物。

   为何他们选择离去?

   然而我们的企业家却发现,要在这个社会获得成功,甚至仅仅是让企业生存下去,让养活着一帮兄弟的生意维持下去,让家人和孩子的境况不至于一落千丈,常常不得不让自己拥有一个十分卑污的人格,或至少一个高度分裂的人格,而其中一个是十分卑污的。

   对于那些前途高度依赖于权力、因而经常需要取悦于权贵的企业家,这是容易体会的,但情况比这更糟,由于权力垄断了大部分核心资源,国企占了大半份额,权力渗入市场每个角落,这样一个产业环境所筛选出来的成功企业,多半继承了权术游戏中的种种污浊不堪的游戏规则和交往规范,因而即便那些为洁身自好而刻意远离权力的企业家,最终也将发现自己不得不滚打在这样一个污泥坑中。

   当然,可以相信,不乏有人喜欢这样的污泥坑,不觉得打滚于其中会显得很卑污,乃至乐在其中而留连忘返,但无疑也有很多且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新生一代,在见识过另一种社会,见识过那里的男女们独立、自信、阳光、有尊严的人格,见识过让这种令人艳羡的人格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与制度环境之后,会顾影自怜,会心有不甘,更会不忍眼看自己的孩子被迫继续滚打在这样的泥坑之中。

   如果你不能改变这局面,何不离它而去?当然还有一个选择是退缩和出世,你可把自我缩的很小,将欲望和希冀降至最低,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可以在三寸之地上保有自己的独立和尊严,但很明显,只有一小撮人会甘心于此,那些仍怀抱梦想,希望有所作为的人,将何以自处?

   于是剩下的问题便是:当渴望尊严、怀抱梦想且有能力追逐梦想的人纷纷加速离去,这个社会的未来将会如何?这是不是另一种空心化?在民国的第一波城市化中,农村已经历过一次空心化,乡村精英的离去导致了传统社区和地方秩序的瓦解,并直接助长了此后几十年的社会动荡,最终让拳头逻辑主导了政治进程。

   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社会中,我们正在沦为另一个空心化的农村吗?一个钢筋混凝土版本的破落农村?它所吸引过来的老外和海归们,是那些更偏爱或适应这个烂泥坑的人吗?比如唐骏们?这里将变成厚黑成功学施展拳脚的舞台吗?或者已经是了?只剩一小撮隐士在角落里冷眼旁观?公知们对韩寒的无耻集体吹捧是厚黑术的最新式表演吗?200多位“海内外学者”联手围殴一个弱女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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