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改革60余次。他指出，改革是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近日官方媒体又连续刊发呼吁改革的文章，似乎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4月22日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用深化改革消除“成长烦恼”》，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同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的文章《顶层设计：构建科学改革观》。很多现象都在预示，“改革”将成为2012年中国的关键词。改革既需要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解决主要矛盾，也需要从一点一滴的具体细节做起，润物细无声地让社会发生良性变化。中国社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改革，具体说来又可以从哪些细节入手呢？
中国的国民不能自由办学，办学须经层层批准。假如经过层层关卡，学校终于得以开办成功，政府又不允许自由招生，不允许自主设置学费标准，甚至还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管制，同时，教育局还控制着学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颁发资格。
中国的国民个人和企业不能自由持有外汇。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赚取的外汇收入必须卖给指定的银行，按政府制定的比价兑换成人民币；企业需要用外汇购置机器设备时，又必须向银行购买回外汇。（针对此问题的改革似乎已经启动。 2012年4月1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消息说，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企业和个人可自主保留外汇收入。这项政策尚待真正落实。）
中国的国民个人和社会团体不能办慈善。个人或团体行善只能向特定的机构进行捐赠，然后再由“特定的机构”处理善款和捐赠品，而不允许私自行善，更不允许民间自发成立慈善机构。
中国的工人不能成立属于自己的工会。由于工人不能成立工会，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完全失去了与强势集团谈判的力量。另一方面，具有官方色彩的总工会根本无意关注和处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他们在意的似乎只是协助政府和强势集团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的国民不能办报、办杂志。新闻出版的管理机构并不直接禁止国民从事新闻出版，而是对新闻出版做出种种限制，如规定刊号必须由单位或组织申请，未经审批的单位和组织不得出版刊物。这样严格的控制下，即使普通的出版社申请刊号都很困难。
中国的国民不能开办医院。目前中国的医疗机构一直由国有资本垄断，民间资本很难进入。2010年底，国务院虽然开放了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但有的地方卫生局却有意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非营利性综合性医院”，完全混淆了公立医院与民办医院的定位，继续变相禁止民间兴办医院。
中国的国民被限制投拍电影和电视剧，电影放映需要通过严格的电影审查。中国目前实行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任何国内外电影要取得国内的放映权就必须通过其审查，发放公映许可证。不久前出炉的《电影促进法》草案甚至规定，“未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不得发行、放映、参加电影节(展)，不得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进行传播，不得制作音像制品”。此项政策一旦推行，国内外经典影视作品将更难进入壁垒森严的国内市场，网上流传的中文字幕作品也可能销声匿迹。
中国的企业和个人不能进行民间融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自然会产生融资的需求，但民间融资在中国却是重罪，更别提民间融资的规范和管理工作。前不久刚刚被判处死刑的温州商人吴英就是禁止民间融资政策的牺牲品。《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网友批评说，“国家禁止民间借贷和集资，为的是保证资金进入银行和股市，然后让百姓只赔不赚，银行和股市稳当赚钱保证利益集团的黑收入”。
中国的股民不能从股市获得应得的收益。股民投资股市原本是希望通过股价上涨、股市分红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中国目前的很多做法均与此背道而驰。如证监会垄断审批权限，很多好公司无法上市；缺乏客观有效的退市机制，垃圾股充斥市场；企业为股民分红都没有做强制要求，股民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打击内幕交易不力，甚至容忍内幕交易；随意提高印花税。
中国的国民不能自由开设网站。中国公民开设网站的限制性要求层层加码，从最开始的网站简单备案，到停止cn域名申请，再到严查网络低俗之风，最后发展到网站开设者必须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处现场拍照采集备案信息。国家虽然承认个人开办网站的合法性，但公民个人开设论坛性质的网站基本不会被通过备案申请，原来蓬勃发展的个人网站目前早已趋于没落。国家还限制公民开设经营性网站，将申请经营性ICP的注册资本限定为100万以上，此举使得公民个人甚至小企业无法通过正常的网络途径经商和谋生。某些公共网站也在备案和管制政策下面临生存困境，甚至被关闭。
地方政府往往不允许国民上访申冤。国家《信访条例》本来明确要求地方政府畅通信访渠道，但各地上访群众不是被拦截，就是进学习班，甚至被精神病。社科院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拦截上访群众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为了禁止民众上访，有的地方政府日夜巡逻，在交通要道设卡堵截；有的动用公安局人员千里“接”访；有的动用经济手段对敢于上访的群众严厉制裁。
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能摆摊谋生。各级政府往往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如“脏乱差”、影响市容等，不允许人民摆摊谋生。人民是否能生存，在他们眼里反而显得无关紧要。限制人民自由谋生的政策导致了政府官吏与底层群众之间充满血泪的“城市游击战”，这场战争现在已经持续20多年，充满血泪，其惨烈程度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小摊贩原本就处在社会底层，他们靠劳动为生，而政府却强行禁止小贩摆摊谋生，实际上侵犯了公民的生存权。所谓“脏乱差”其实不过是政府错误管制的结果。摊贩讯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带了今天就是“脏乱差”？据台湾2003年调查数据，台湾依靠小摊谋生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高达4.6%。
中国的国民不能真正的信仰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但它似乎很难实现。很明显的证据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国家的“三自会”却日益官僚化，佛教、道教也已经趋于没落。真正的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它崇奉的神为至尊，能够独立地设置宗教职位和传道。
中国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需求。生产、流通、消费是商品经济的三个基本环节。只有以国内消费为主的经济才是健康的经济，也才是为了人民需求而生产的经济。有关资料却显示，2007年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高达66.9%。外贸比重巨大并不能说明中国的生产能力有多强大，相反却意味着人民没有能力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产品卖到国内，钱却留在了国内，还直接导致了中国不断发生的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更加困难。
改革开放曾给中国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温家宝认为，不继续改革开放，中国就有可能重走文革的回头路，就有可能“人亡政息”。这并非杞人忧天。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当记者试图采访某政府驻贵阳办事处一人民公仆时，该公仆竟然质问记者，“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人，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政府的威信在这类公仆的言行中丧失殆尽。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公仆”不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他们的职位很大程度上基于组织任命，因此他们“只需对上负责，无需对民众负责”。要改变这一状况，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温家宝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们有理由重温邓小平在30多年前讲过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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