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2012年3月30日明報)
在北京力挺之下，梁振英順利勝出特首選舉。
新特首上場，原是香港重新出發的契機，但綜觀整個政局的發展，香港只怕正步入新一波政治危機之中。
高度自治危機
港人治港是北京對港政策的核心，也是寫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憲制承諾。回歸初年，北京給予董建華極高自主度，各個駐港機關都恪守《基本法》第22條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條文。但2003年七一遊行，令北京驚覺特區政府無力駕馭局勢，開始積極介入香港事務，中聯辦亦漸趨活躍，不但協調各級選舉，甚至參與議會箍票及月旦時事。董落曾上後，香港管治未見好轉，眼見特區政府長期積弱，大國堀起自信滿滿的中方官員，逐漸流露出一種「香港人總是搞不好，中央還是要管的」心態，干預之手越伸越長，漸漸出現西環(中聯辦)壓倒中環(特區政府)的現象。
梁振英上台後，香港的自治空間有被進一步侵蝕的危機。我們無法確定地下黨員的傳聞，但客觀現實是梁振英與傳統左派關係密切，從爭取提名到成功當選，都見到中聯辦官員的身影。香港巿民有理由擔憂，在北京強調干預的治港方針下，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將會全面接管香港事務，甚至直接領導第一支管治隊伍(梁振英政府)。西環治港的模式一旦落實，不單高度自治將名存實亡，更加意味政治價值與行事手法與港人南轅北轍的中方官員，將會與香港社會直接衝突——以往特區政府與巿民的矛盾，將轉化為中央與本土之爭，北京將面對比現時更棘手的困局。
自由倒退危機
去年政改通過後，香港政治逐漸出現「新加坡化」及「馬來西亞化」的趨勢：即政制逐步邁向2017普選之時，香港原有的自由空間卻面臨政權機器的壓制(見筆者2011年9月2日《明報》觀點版《共同守護香港這片自由之地》)。過去數月，從區議會種票、批鬥學者，到政治檢控社運人士等等，民主派及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備受打壓，各種核心價值岌岌可危。
梁振英的「防暴隊言論」是否屬實有待查証，卻令人重新記起這位新特首昔日的鷹派形象。梁振英去年還聲言要制裁七一遊行示威者，上台後會否效法新馬兩國政府，強硬壓制反對派及公民自由，為2017普選後確立「控制式民主」體制(managed democracy)鋪路？部分中方官員也許認為，港式社會抗爭溫溫吞吞，即使強推新馬模式逐步侵蝕港人自由，北京的政治代價也極為有限。這種想法的危險之處，在於忽略了港人對自由的堅持，其實更強於對民主的追求，一旦北京及特區政府決心將新馬模式移植香港，並企圖強推23條立法，必將激發巿民為自由而激烈抗爭，將社會推向騷亂邊緣，北京及香港都要付出沉重代價。
政府管治危機
回歸以來，由於各種政制缺憾(小圈子選舉的特首欠缺認受性、政府欠缺執政黨支援在議會沒有穩定支持)，已註定任何人出任特首，都要面對結構性管治危機。
梁振英上台後，除了要繼續面對這個破爛政制，還要應付比董建華及曾蔭權更多的政治問題。相比前兩任特首當選之時，梁振英可謂「三低特首」：低民望(民調支持率只有三成)、低選委會票數(建制派嚴重分裂)及低公信力(西九及黑金飯局等醜聞纏身)。一個早已破爛的政制，再加上一個「三低特首」，北京還可以寄望梁振英政府，可以走出管治能力不振的困局嗎？
擺在北京及梁振英面前的選擇，其實明確不過：假如北京及梁振英恪守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原則，尊重人權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並且推動各黨派大和解建立全民政府，則仍然有望避免各種政治危機，開啟香港管治的良性循環；相反，假如北京領導人及梁振英迷信強硬管治路線，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移植新馬模式強推23條立法，並且堅持一左二窄非友即敵的管治手法，則必會面對社會強烈反抗，引發連綿不絕的官民衝突。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管治之道，在於作出明智抉擇」(To govern is to choose)。未來5年香港是亂是治，就看北京領導人及梁振英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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