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的時候，香港泛民主派向英國政府爭取民主，後來變成向中國政府爭取民主。在爭取民主制度的改變上，泛民主派做得並不成功。但在保衛人權、法治、廉潔等基本價值不被搶走、維持香港現有的系統運作方面，泛民主派從1980年代開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柴子文
春三月，寒意料峭，夾雜著南方的潮濕。香港特首選舉在最後一次小圈子選舉的鬧局中衝刺，黑材料頻出，黑金勢力浮出，全城騷動不安，考驗著香港既有制度和自由、法治、廉潔等核心價值。香港人像荒誕話劇《等待戈多》一樣等待著民主，徬徨無奈，進退兩難。當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對台灣民主程度嘖嘖稱讚時，香港還沉陷在小圈子選舉的亂局中。
跟台灣差不多同時起步的香港民主化，為何舉步維艱、前景不明？一直以來被認為推動民主化主力軍的香港泛民主派，如何在難以彌合的分化中，推進落實2017的特首普選，以及其後推動取消功能組別及立法會全面直選？香港，還要等待多少年，才能迎來一個民主的春天？
在香港中文大學半山腰的辦公室裏，研究香港政治頗具威望的學者馬嶽，談起香港政治從殖民時期到回歸後15年的變遷，學術的理性思維也難以抑制對民主現狀的感性憂慮。他認為，泛民主派應該總結反思，在人心朝向民主的大背景下，泛民主派推舉的特首候選人，為何卻依然無法取得足夠民意認同和支持。
在香港的政治光譜中，泛民主派分裂是近年一大特點。從2009年民主黨拒絕參加公民黨和社民連發起的「五區總辭」運動，分裂產生端倪；因民主黨與中央接觸談判，接納並推動2010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爭執公開化、白熱化；而到了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泛民主派競選活動更是各自為政，公開爭票，令支持選民反感，導致泛民主派力量整體慘敗。
泛民主派近年的分裂，雖然其後因為「爭民主」的大目標一致而有所收斂，但因為政治利益細分而產生的分歧和矛盾，主要政治理念、行動方式的差異也已日益明顯和公開化，而從更長遠來看，早在選舉制度設計時就已埋下了伏筆。馬嶽認為，泛民主派分化，是香港政治不可逆轉的趨勢。
「現在泛民主派的問題是，互罵沒有很多，但是政團之間原有的互信破壞了。現在有些時候還是可以合作，比如泛民主派參選特首選舉，但互信跟五年前很不一樣。五年前大家除了部分議員以外，都可以支持梁家傑去選特首的。現在變成大家表面上保持一種禮貌。」馬嶽說。
這種互信喪失，有其歷史淵源。根據馬嶽的分析，何俊仁等現在民主黨中間力量，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前後即屬於「民主回歸派」，與當時香港主流輿論支持的「維持現狀」、甚至接受英國繼續管治香港一段時間的觀點不同，他們贊同回歸，並以港人民主治港作為前提。「但他們也接受香港不會獨立，只是變成特別行政區，要在中國政府治下，得到中國政府同意來推行民主。」所以，到2010年討論政改方案時，民主黨覺得香港不可能在沒有中央政府同意下推行民主。一方面，憲法上（基本法）不允許，另一方面，如果中央仇視泛民主派，政治現實上也不可能。從「民主回歸」到2010年政改方案，在政治理念上一脈相承。
中央對待泛民主派的態度，也經歷了一個起伏的過程。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民主回歸派」與中央互動良好。但八九學運後，中央和泛民主派的接觸幾乎為零，到2003年「七一」50萬人大遊行後，泛民主派更一度被視為搗亂分子。直到2004年人大釋法前，泛民主派仍被定性為敵對勢力。但是，2003年的大遊行也讓中央接受民主在香港本地的高認受度這一事實。從2007年人大常委會提出2017普選時間表開始，北京顯然已經改變對泛民主派一刀切的做法，所以才會發生2010年和泛民主派接觸、通過政改方案的事情。
九七回歸前，香港末任總督彭定康原定的政改方案，是立法會選舉模式採用與英國相同的單議席單票制（每選區得票最多者勝出佔一席）。中國政府反對，回歸後立法會選舉便改用比例代表制（按票數比例分配議席）。兩者的差別很明顯，前者更易形成兩黨競爭格局，後者有利小黨派也能佔有一定議席。馬嶽認為，中央顯然不願看到出現泛民主派佔據選舉的制度優勢，團結為一股力量，抗衡本地親中建制派。
回歸前被「推到重來」的1995年末代立法局，選舉採用了彭定康主張的單議席單票制，成為香港選舉史上最接近兩黨對決的選舉。因為要避免分薄票源，兩陣營都協調候選人，在大多數選區形成「泛民主派vs親中派」的對決局面。結果民主黨為首的泛民主派拿下20個直選議席中的12席，親中的民建聯只取得2席。
親中陣營認為是選舉制度幫了民主黨，當年《文匯報》更在選舉第二日的社論批評，單議席單票制為民主黨度身訂造，目的是製造民主黨「一黨獨大」局面，時任副總理錢其琛也公開批評「選舉制度不公平」。馬嶽認為，正是選舉的結果加強了中央推倒單議席制的決心，最終在回歸後的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是泛民主派分化的制度性原因。從此之後，民主再也不可能出現為保共同利益，協調推舉一個政治明星出選，整體推動泛民主派在議會勢力的壯大，這也是為什麼社民連採用激烈手段仍能當選的原因。某種程度上，比例代表制鼓勵小黨能在選舉中採用與眾不同的選舉策略。當然這一分散效應也同樣作用於建制派。
開始的時候，香港泛民主派向英國政府爭取民主，後來變成向中國政府爭取民主。這個變成香港泛民主派先天的特點。馬嶽認為，在爭取民主制度的改變上，泛民主派做得並不成功。但在保衛人權、法治、廉潔等基本價值不被搶走、維持香港現有的系統運作方面，泛民主派從1980年代開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過去十幾二十幾年，我們常常看見有很多力量在破壞，但是香港泛民主派跟公民社會都有一個現象，就是要保衛一些既有的東西比較容易，比如如果你要侵害新聞自由，香港人就覺得很重要，要出來反對、抗爭。如果沒有泛民主派這股力量的話，我覺得過去十五二十年很多事情會壞很多。單就廉潔問題，一個系統要貪腐沒有監督也可以變得很快。」馬嶽說。
在現有選舉制度下，又與建制派資源對比明顯較弱情況下，泛民主派還能在立法會直選的30議席中佔據23席，克服了重重困難，馬嶽認為這是非常難得的。而這22年來，由泛民主派推動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一直堅持下來，人越來越多，馬嶽說：「事實上，這個非常不容易。回歸的時候，我們這一代人就擔心年輕一代不會想像到六四當年的那種情感投入，不會堅持下去，結果最近兩年比以前還多人，這是一種民主文化的傳承。如果香港人支持民主，但是對劉曉波、艾未未沒有同情，那你爭取的是什麼民主？這個是很基本的。」
雖然香港的民主發展，不可能脫離中央的認可，但馬嶽認為，香港未必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大前提下才能達成民主。事實上，香港的法治、文明完全有條件成為中國政改的試點。這需要中央對香港政策有根本的改變，也允許泛民主派發揮更大作用。
對於香港民主的前途，馬嶽顯得比較樂觀。他認為只要2017年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不管是否設置提名門檻，「投過一次票，就再不會回頭了」。對於立法會的普選，由於中央沒有正式確定時間表，未來變數反而比較多。
馬嶽認為，在2017特首普選的大前提下，香港的政治文化會變得更加以民意為依歸，無論泛民主派還是建制派，以後在立法會辯論時，民主與否不再是主要分歧，階級、經濟和民生政策將成為博弈焦點。那時候建制派要團結也不容易，因為它要負責的不再只是討好中央和特首，而是必須更直接回應民意。到時候，不排除出現建制派和泛民主派具體議案上更多的合作，而泛民主派解體、重組，建制派出現更大分裂也是大勢所趨。
那時，香港的政治光譜將徹底重新組合，香港民主將經歷更多複雜變化和考驗，要達到台灣民主的程度，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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