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如果能夠擔當起合適的領導角色，將能在消除這些威脅及其隱含風險方面起到關鍵作用。因此，世界銀行的187個成員國今春如何選擇將於7月卸任的Robert Zoellick的新行長，將事關全球重大利益。
世界銀行成立於1944年，初衷是促進經濟發展，如今，基本上所有國家都已成為它的成員。其核心任務是消除世界貧困以及確保環境良好、社會安定的全球發展。實現這些目標不僅能夠改善數十億人民的生活，還能將因貧困、飢荒和爭奪稀缺資源而引發的暴力衝突扼殺於未萌。
美國官員習慣於將世界銀行視為美國外交政策和商業利益的延伸。世行坐落於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與白宮只隔著兩個街區，因此美國人一直主導著這個機構也就不足為奇了。如今，不少成員國——包括巴西、中國、印度和數個非洲國家——正在發聲支持合議領導以及改善世行戰略使之適用於所有成員國。
自世行成立至今，一直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行長人選由美國政府決定。成立至今的11位行長均是美國人，而且沒有一位是世行核心責任——經濟發展方面的專家，也沒有一位擁有扶貧或促進環境可持續性的職業經驗。相反，美國總是選擇華爾街銀行家和政客來擔任這一職務，大概是為了保證世行政策能夠符合美國商業和政治利益吧。
但這一政策卻令美國弄巧成拙，也嚴重地傷害了全世界。由於世行最高層長期缺乏戰略上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因此該行一直沒有明確的方向。許多項目與其說是為了可持續發展，不如說是為了迎合美國公司的利益。世行弄砸了大量的發展項目，解決的全球問題卻少之又少。
長久以來，在世行的領導下，許多完全不適合最貧困過家及其中的最貧困人口的美國式概念被強加於他們頭上。比如，世行完全沒能處理好20世紀90年代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的大爆發，沒能給予疾病暴發、數百萬生命危在旦夕的國家足夠的幫助。
更糟糕的是，世行主張採取使用者付費和覆蓋成本的醫療服務，這導致窮國的最貧困人口——最需要服務的人群——根本無法獲得賴以救命的醫療服務。2000年，在德班愛滋病峰會上，我建議成立新的全球基金來對抗這些疾病，而我之所以如此建議，正是因為世行的不作為。全球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對抗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TB, and Malaria）成立了，並挽救了數百萬的生命，光是在非洲，瘧疾致死率就至少降低30%。
類似地，世行錯失了在非洲、亞洲和拉美貧困農村地區支持自耕小農、普及促進農村綜合發展的關鍵機會。從1985年到2005年的近20年時間裡，世行一直拒絕使用已被證明效果良好的定向小地主支持項目以幫助貧困自耕農提高產量、走出貧困。而在最近，世行已增加了其對小農的支持，但距離它所能做到也應該做到的還差得很遠。
世行的工作人員是高度職業化的，只要擺脫狹隘的美國利益和視角的束縛，他們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世行具有成為催化決定世界未來的關鍵領域進步的潛力。其優先項目應該包括農業生產率、為可持續發展動員信息技術、開發低碳能源體系以及促進有教無類式的平等教育（更多地依靠新型通訊手段讓數以百萬計的原本得不到優質教育的學生獲得優質教育來實現）。
世行的行動目前涉及到所有這些領域，但沒有在其中任何一個起到實質上的領導作用。盡管其工作人員想到那個優秀，但世行缺乏戰略眼光，也不夠靈活，無法擔起變革代理人的責任。讓世行做該做的事需要艱苦的努力，要求其最高層具有專家知識和技能。
最重要的是，世行的新行長應該具有應對發展挑戰方面的第一手職業經驗。世界不應該甘於現狀。地球需要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來應對復雜的發展挑戰，又一位來自華爾街或美國政壇的世行行長將是對地球的重大打擊。世行需要一位成就卓著的專業人士，他從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必須做好應對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挑戰的準備。
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地球研究所主任，聯合國秘書長千禧年發展目標特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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