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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1 February 2012

孔诰烽:统一中的彷惶,走出殖民时代的香港中国观

无论是对中国大陆的恐惧、憧憬,还是不断与大陆的恶性比较,其实都源自由冷战遗留在我们心中的,视香港为有别于中国的独立个体之心态。解除这一生硬的文化界线,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挥之不去的心魔。

时移世易

 

80年代回大陆旅行,常常可看到港客向当地旅馆或商店的服务员破口大骂,骂他们懒、骂他们没礼貌﹑骂他们甚么都不懂。被骂的通常无言以对。

 

在最近一个电视新闻节目中,记者随一名港客到深圳购物,将买卖过程录像下来。当中港客与售货员议价﹕「阿妹,算便宜一点罢,我给的是港币!」售货员的回应斩钉截铁:「港币又怎么样,现在100元港币只兑105﹑106人民币,110也不到!」后来一位受访店员说︰「你们香港经济好像真的很差,港客现在买东西一定杀价。」

 

小时侯回母亲的故乡广州过新年或放暑假,爱上了越秀山下的老平房与小巷子,也喜欢那边的朴素悠闲与邻里间的人情味。对于空气中或浓或淡的柴火气味,更一直是记忆犹新。这一切都与香港街道的混乱与无情很不一样。

 

到了今天,外公的旧房子已不复存在,广州的街头变得像香港一样混乱与无情。长大后读到一篇有关广东改革前后对比的文章,才知道自己一直向往的那个老广州,原来叫「极左派经营下的一潭死水」。

 

香港的新移民一直受到歧视。学校里「语带乡音者」更是常常成为被孤立或嘲笑的对象。影艺圈中有新移民背景者,都努力掩盖自己的大陆背景。

 

现在,跟讲国语的友人逛街,店员总会热心地讲国语,国语仿乎成了购买力的象征。也不知道从那时开始,有大陆背景的艺人开始不再掩藏自己的来历。黎明可以毫不尴尬地高唱「I was born in Beijing」,后来更在两套叫好叫座的电影中演新移民。被认为最能体现香港意识的王家卫,亦在「花样年华」中暗暗表达出自己对本地小上海的乡愁。

 

但一次居港权争论﹐却又证明了我们心底里原来仍是那么瞧不起大陆人。

 

香港人对大陆的理解与想象,一直都错综复杂,一直都爱恨交缠。回归之后,中国成了香港的「老板」,大陆的经济比香港更欣欣向荣。但港人的剩余自豪感和港人看不起大陆人的心态,却仍然强烈。

 

今天的港人忽然发现大陆发展的势头比香港好﹐天天担心被上海等大陆城市追上。政府高官与商界则天天盘算着把大陆的人流物流和资金吸引来港。当我们急着要挤上大陆的高速经济列车之时,我们又担心与大陆进一步整合会带来贪污、传染病和罪犯。今天香港人的大陆观,同时体现了自卑与傲慢、赞叹与鄙视。这一矛盾的意识,并非单是当下环境一时造成的结果,而更是香港漫长殖民历史的沉淀物。

 

要解开这个香港特有的后殖民情结,我们便先要回归历史。

 

二战前的香港与大陆:三城故事

 

由19世纪香港开埠到1949年之间,一个固定的香港人身份认同从未存在。无论从商业经营、革命运动、文化发展抑或人口流动的角度看,战前的香港、广州、上海与其他华人聚居的海外城市都是一个紧密网络的一部分。居于香港的华人,或会把自己看成是广府人、潮州人或客家人,但绝不会把自己视作有别于国内华人和海外华人的特有族群。

 

鸦片战争后,香港与上海的崛起令原来在清朝「一口通商」下一枝独秀的广州失色,香港与上海成了此消彼长的竞争对手。但这一城市间的竞争,并没有带来今天那种「广州人」、「香港人」与「上海人」间互比长短的情况——当年在大上海南京路上耀武扬威的﹐很多都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广东商人。

 

当时的文人与政治家(如王韬、康有为﹑孙中山及后来的左翼人士),也正是游走于这一跨都市空间中。无论他们在那一个城市活动,心里牵挂着的,都是中国的前途。

 

香港在文化上脱离中国大陆,并产生出一个有别于中国的本位主义身份认同,是49年后东西方冷战的结果。

 

冷战下的香港与大陆﹕恐惧与憧憬

 

二战后大量大陆难民来港定居,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视香港为家,催生香港意识的历程,恐怕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特别的是,从1949年到1978年,香港与大陆处于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学校教科书鲜会提及大陆的事情。「土生土长」新一代的香港人要理解大陆,便只有透过父母的「口述历史」(通常都夹杂对共产党的漫骂)和来自左面或右面不尽不实的报道。一个以香港为本位,有别于一般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是香港与大陆多年隔绝的结果。

 

大陆在地理上与血缘上离我们很近,但因冷战而做成的社会文化距离又如此巨大。大家都感觉到,大陆与香港是两个彻底不同的体系。当时的大陆对于香港人,就如登月计划前的月亮对于人类一样﹕每晚举头都轻易看到,却又遥不可及,因此成了无限恐惧与幻想的对象。

 

当时香港市民对共产中国的恐惧,不难理解。本地反共文人对中共的不停攻击、有关大跃进与大饥荒的消息、文革时从珠江口飘进香港水域的五花大绑尸体、67年香港左派「反英抗暴」斗争后期的恐怖主义与动乱平息后港英政府与右派动员起的反共情绪,都令很多港人相信深圳河以北存在着一头时刻想把香港的繁荣生活吞噬的巨兽。

 

但若我们回顾60、70年代的年青人刊物,便不难发现,其实当时的年青人很多都对大陆充满憧憬。他们的憧憬,有些是基于朴素的乡土情怀,有些则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理想与制度的向往。若我们追塑一下今天香港50多岁中年精英(不只是在左派阵营,还包括政府高官、名嘴才子、文化人、著名学者和民主派人士)的过去,便会发现他们不少都在年青时或多或少经历过认同中国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

 

对于当时这些热血青年来说,腐化和暴力的殖民体制(当时公务员高高在上,中文受歧视,廉政公署还未上轨道,皇家警察与「烂仔」无异,消防员更是「有水放水,无水散水」)才是吃人的恶魔。能驱走殖民地不公义的,正是深圳河以北的社会主义祖国。在这些年青人眼中,67年的反英抗暴,乃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之举。

 

恐惧与憧憬,都是比较极端的情绪。这两种情绪的基础,正是当时中国与香港在社会体制与价值上的极端差异。

 

后冷战的香港与大陆︰人比人比死人

 

70年代末开始,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冷战开始缓和,中国开始了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以迂回的方式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奉为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邓更表示要在大陆多建几个香港。

 

香港与大陆在社会制度与文化价值上的绝对差异减退,港人对大陆的极端恐惧与憧憬,也就失去了一个主要基础。大陆开始弃马列而拜金银,消融了不少市侩港人对中国的恐惧。虽然在80年代,不少港人仍担心大陆的市场化发展会有反复,中共会走回头路;但这些恐惧最后都随改革的深化而烟消云散。市场改革与大陆新领导层对四人帮时代各种谎言的揭露,则笃破了不少理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美梦。他们当中,虽有部分在80、90年代仍活跃于民主运动与各种社会运动当中(不论是本地的运动还是支缓国内的运动),或成为入世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大部分都在理想幻灭后,融进主流社会之中,成为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在各种公共议题中消失。

 

香港与大陆的绝对差异在减少,但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以香港为本位的身份认同却仍然坚固,港人仍倾向视大陆为异邦。但香港与大陆的「我」与「他」之间,再不存在绝对的差异。「我」与「他」,终于可被放在同一标尺上量度。而财富和繁荣,自然成了这一标尺。

80、90年代,正是香港金融地产泡沫扩张的年代,习惯了炒股炒楼不劳而获、金铂捞饭和红酒混「七喜」的港人见到国内同胞急忙赚钱却不得其法的窝囊相﹐以及沙尘滚滚、污糟邋遢的大陆城市,当然嗤之以鼻。于是大陆被香港比了下去。于是港人可以在内地肆无忌讳地骂当地人,一些本地知识分子也可以自恋地宣示「香港是中国现代性的前锋」。

 

97年,我们经历了一次激烈的时移势易、重心转移。我讲的不是97回归,而是97金融风暴后香港(及其他「亚洲小龙」)的陷落,与中国经济的奇峰突出。

 

回归以后,香港与大陆虽已同属一国,但大部分港人,仍摆脱不了视大陆为邻邦,并时刻与之相比较的习惯。

 

在金融风暴后,我们再将香港与大陆放在同一标尺上量度的结果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城市的生活水平还远不及香港,但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大陆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香港像泄气气球般德颓势。再而是大陆的领导人越来越专业体面(从朱熔基到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香港在回归后的领导却越来越庸碌无能,令我们蒙羞。

 

更糟糕的是,很多原本令港人感到自豪的制度——如新闻自由、法治精神、与有效率的公务员系统——在回归后不断被一些不能与大陆一起与时俱进的本地「爱国人士」破坏。

 

这一矛盾的情况,令我们在拿自己跟大陆作比较时,产生既自大﹑又自卑,既看不起别人﹑又看不起自己的复杂心情。

 

挥之不去的后殖民情结?

 

无论是对中国大陆的恐惧、憧憬,还是不断与大陆的恶性比较,其实都源自由冷战遗留在我们心中的,视香港为有别于中国的独立个体之心态。解除这一生硬的文化界线,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挥之不去的心魔。

 

解构中港之间在身份认同上的界限,并不等于要解构一国中的两制。20世纪初中港的模糊文化界线与鲜明制度界线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地,正是这一中港于统一(文化认同上)中见多元(政经制度上)的格局,为中国带来了推动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化发展﹑商业繁荣与政治转型之巨大能量。

 

我们在殖民时代辛苦建立的特有生活方式,如新闻自由、法治、专业精神等,不应只被看作香港在与其他中国城市竞争时的优势,亦应被视为香港能贡献于中国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今天不少香港商人已像100多年前以香港为基地的广东商人一样,在上海与北京等地大展拳脚。大珠三角地区的整合,已成了香港未来发展的长远策略。自中国改革以来,香港再次成为大陆批判知识人吸收养分与新鲜空气的窗口;不少在香港有相近志向者,亦开始了在大陆开展舞台。

 

香港的后殖民情结,并非真的挥之不去;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走出狭隘的本位主义和对殖民统治的眷恋,积极响应新的时代。

 

(孔诰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原文载中文大学学生报(编):《中大四十年》(香港:中大学生报,二○○四年);另收录于孔诰烽《浮夸中华:大国雄起与香港主体的前世今生》(圆桌精英出版社, 2012年)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电子周刊第46期,下载地址: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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