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或者文化本身並不會導致衝突和戰爭，但一旦代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主權國家頻繁互動，就會產生巨大的能量，既有合作的能量，也有衝突的能量。
近年來中國的外交環境可以說呈現出“風雲變幻”的局面。各個方面吃緊，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幾年前，美國宣稱要“重返”亞洲。盡管現在的美國也是說得多，做得少，但美國所做的一些事情則令中國深為擔憂。人們看到，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越來越具體化，或者已經初步成型，那就是經濟方面的TPP和軍事方面的南中國海問題。這兩者都具有深刻的戰略含義，前者具有戰略性貿易的味道，而後者的軍事戰略味道是很顯然的。也同樣重要的是，在這些實際政策變化背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話語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從先前的積極話語轉變成為消極話語。
如何理解美國現在針對中國的這些新舉措？一些人認為這是美國的選舉政治所致。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和每次選舉年一樣，各種選舉言語不斷湧現。如果僅僅是選舉言語，人們不用太過於認真，因為這些言語不見得能夠成為政策。也有些人把此歸諸於奧巴馬總統的弱勢，總統和其他政府部門之間存在著分歧。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奧巴馬總統的表述方式和國務卿、國防部長的表述方式都會有所不同。
這樣說，當然過於簡單，會看不到問題的實質。在很大程度上，現在中美關系所面臨的這種情形，類似於小布什政府剛剛上台時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對華政策。當時美國也想把戰略重點轉移到亞洲，並且把中國作為戰略重點，搞所謂的“亞洲小北約”等。中國當時也面臨莫大的外交甚至是國際關系的壓力，但不久發生的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改變了事物發展的方向。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的戰略從對華政策轉移到反恐戰爭，而在反恐問題上，中美關系找到了新的定位，雙方的關系穩定下來。現在隨著反恐戰爭告一段落，美國又有機會作全球性的戰略重點的轉移，而這次的目標又是中國。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說，這並不難理解。作為唯一的霸權，美國最為關注的就是維持其霸權地位。在美國看來，對美國霸權能夠構成真實威脅的就只有中國。盡管中國實際上並沒有意圖挑戰美國，也無意稱霸，但美國人的認知並不是這樣的。
沒有人對這次美國地緣政治轉移的極其重大意義有清楚的認識。美國的戰略家也感覺到高度的不確定性，紛紛表示出擔憂來。
美國戰略大轉移的意義
地緣政治轉移的結果會是什麼？對這場深刻的戰略大轉移的意義，及其對中美關系乃至世界政治的影響，人們必須站在一個大歷史的宏觀角度才能加以深刻的認識。本欄想先從文化地緣的角度入手來論述問題，接下來的文章會逐一深入理解中國正在面臨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環境。
從文化地緣的角度來說，很多類型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或者國際衝突表現為文化的衝突，盡管同一種文化內的不同國家也會發生衝突。盡管在國際政治的文獻上，找不到具有實質性的文獻來研究文化和文明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並不是說文化地緣就不存在。歷史地看，最顯著的就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不管表現為什麼樣的方式，兩種文明的衝突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上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的理論。盡管學術界不看好，但在實際政策中引出了巨大的爭論和影響力。實際上，很多人把“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視為是“文明衝突”的經驗論證。文明或者文化本身並不會導致衝突和戰爭，但一旦代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主權國家頻繁互動，就會產生巨大的能量，既有合作的能量，也有衝突的能量。
把文化放置於國際關系中，就不難看出文化到底如何發生作用。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其一，文化作為思維方式影響國際關系。文化有很多方面的內容，但任何一種文化的內核表現為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思維方式本身並不成為衝突的根源，但當兩種思維方式互動的時候，衝突很容易發生。在國際政治上，思維就是對“自身”和“他者”（其它國家）及其自身和他者之間關系的思考。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沒有兩種文化是相同的。例如一種文化裡表現為“防御性”的戰略，很容易被另一種文化理解成為“進攻性”戰略。其二，文化可以成為一種資源或者工具，為主權國家所動員和利用來影響國際關系。文化一旦被當作資源，就會對國際政治產生無窮的影響。這方面具有非常豐富的內容。例如盡管穆斯林是一種和平的文化，但一旦被極端原教旨主義者所利用，穆斯林教義就可以被曲解，成為恐怖主義的精神基礎。又如，長期以來，一些西方政府總能在最大程度上把“民主自由”的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資源來動員以達到其國際關系的目的。而自其產生以來，民族主義更是為各國政府所動員，經常成為國際衝突甚至內部衝突的文化根源。
那麼就國際關係來說，中國文化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什麼不同？在那些方面會發生國家間的衝突呢？
中西處理安全議題的差異
這兩種文化首先表現為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使得中國具備了一個其他大國很少有的大歷史觀，善於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問題，也往往能夠從長遠的角度來考慮長遠的問題。中國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國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歷史觀聯系在一起，而後者的理性更表現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中國的這種理性表現在很多方面。首先是處理問題的方式。中國在處理國際問題過程中往往顯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夠的耐心。盡管西方稱之為“拖延戰略”，但實際上是中國想在這個過程中找到更為合理的解決方案。中國把很多問題看成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只要這個過程在繼續，總能找到問題的解決方式。對一些難以找到解決方法的問題，人們往往求助於時間，把問題留給未來。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只要問題得到有效管理，不讓其爆發出來成為現實問題即可。
其次是對戰略的理解。中國所強調的“韜光養晦”戰略，在西方看來只是暫時性的，只是為了等待更好的機會，但實際上，從中國文化的角度看，這一戰略則具有永久性。在不同時間，中國使用各種不同的話語來論證“韜光養晦”戰略，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它是中國數千年“反應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文化的當代體現。“防御性”外交最顯著的表現就是“長城文化”。為了防御敵人攪亂自己的生活，中國修築了萬裡長城，力圖把敵人擋在長城之外。盡管這種戰略在歷史上並不算成功，但很能反映中國人的文化。
同時，這種文化也反映在中國的軍事發展上。中國強調“止戈為武”，發展武器是為了反對武器的使用，防御性和非進攻性是中國國防發展的最顯著特色。此外，中國只有當了解到其他國家會以何種方式、使用何種武器來威脅自己的時候，才會去發展某種武器，制定某種軍事戰略。中國很少有主動的，類似於美國的“先發制人”的戰略。這和蘇聯不同，和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不同，也和英國、美國不同。所有這些國家，在崛起過程中都出現了“爭霸”的國家意志和國家計劃。
反應性外交更是反映在中國的日常外交事務中。在清末以前，中國是沒有類似西方的外交部的。在傳統“天下”觀下，中國一直沒有外交的概念。近代以來，盡管開始有外交的概念，但外交在國家的政治議程中很難占據重要地位。這種情況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中國往往缺乏主動的外交戰略，整個外交系統都在反應性地運作，每天對國際事務作出“救火”式的反應。這種方式遭致了很多批評，認為有損於中國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務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不過，不管人們喜歡與否，這種反應性外交可能是個客觀的存在。
外交沒有被賦予其應有的重要性，和中國人的“圍棋”概念分不開。基辛格在其新書《中國論》（On China）通過“圍棋”和“像棋”的不同，比較了中西戰略文化的不同。西方是“像棋”邏輯，是一種絕對游戲或者零和游戲的概念，即國家間的游戲更多的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游戲。中國所秉持的則是一種“圍棋”邏輯，這是一種相對游戲，或者是非零和游戲。很顯然，在“像棋”邏輯主導下，西方外交獲得了極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在西方諸國，無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外交部長往往是少數最為重要的部長之一，地位顯赫。而中國的“圍棋”邏輯則表明，外交並非你死我活，就是說，外交就像做生意，只是一種相對的獲得，今天你多賺一些，明天可能我多賺一些。既然如此，外交就不會具有緊迫性。和西方各國外長相比，中國外長在行政等級系列中所取的位置極低，其對中國外交事務的影響也甚微。
實際上，從再深一層次看，這兩種“棋”文化和中西文化不同的本質有關。西方文化無論是基督教文化還是穆斯林文化都是宗教文化，是一種排他性的使命感文化。使命感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去改變“他者”，使“他者”轉化成為自己；如果改變不了，那麼這個“他者”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敵人”。而中國文化則是世俗文化，沒有使命感，並且具有包容性。中國文化不僅從來就沒有想去改革“他者”，更重要的是始終持開放的態度，來主動接受並且包容“他者”和他者的文化。
中西文化的包容性與排他性
對國際關係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和西方對主權國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了。主權概念興起於西方，傳播到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盡管主權的概念來自西方，但在中國做了根本性的轉型。西方的主權國家概念裡包含有“同質性”和“趨同化”的意義，因此西方國家總是努力想改變其他國家的政體形式，使得其他國家形式和西方的趨同。這明顯表現在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推行“民主自由”政體的努力上。很多年裡，西方的“人權”高於“主權”的概念也僅僅是西方文化的表現。
與此不同，中國人所理解的“主權”仍然具有濃厚的“和而不同”的傳統。中國人所理解的“主權”意味著一個國家不應當欺負另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不應當強求其它國家接受自己的各種制度形式。多樣性事物的共存成為中國國際關系的理想，即所謂的“和而不同”，或者“和諧”。當然，這是中國人所追求的理想，這個理想是否能夠實現，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不很重要。
歷史上，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都想互相改變對方，結果導致了無窮的衝突和戰爭。直到今天為止，這兩種文化的衝突還在繼續。同樣，他們也在互相競爭，擴大各自的影響力。西方基督教文明起於地中海，從地中海開始一路擴張，先占據了大西洋兩岸，現在又擴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和穆斯林相比，基督教文化呈現出世俗化的趨勢，其擴張往往和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意識形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而穆斯林文化從表面上看受九一一事件的影響而處於劣勢，但實際上也在快速擴張，並且是和平的擴張。穆斯林信仰不僅已經擴展到原來非穆斯林地區，而且也通過不同方式，深入到了原來基督教為主體的區域即北美和歐洲。
中國在歷史上儘管也和其他國家發生過衝突甚至是戰爭，在國內也發生過不同教派之間的衝突，但從來沒有出現過像基督教和穆斯林兩種文化之間那樣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作為世俗文化，中國成功地吸收消化了佛教文化，甚至連最具有特性的猶太教也沒有能夠避免被中國文化所整合。今天盡管從意識形態上說，中國還是繼續拒絕西方宗教，但這並沒有妨礙中國主動和西方融合。盡管中國官方的努力抵制，宗教實際上已經深入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何容納宗教？這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管怎樣，在處理和西方的關系上，中國避免了蘇聯的選擇。蘇聯選擇了和美國爭霸，而中國則不僅選擇了不和美國爭霸，而且選擇了和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接軌。蘇聯和中國作出不同選擇背後的理性，來自兩種不同的文化，即俄羅斯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中國人的世俗文化。
十多年前，筆者曾經提出，“中國外在的挑戰首先並不是美國，而是現代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合二為一的世界體系。這個體系所具有的無限擴張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個不同類型的經濟體和政治體吸納進去，變成其內在的部分。而美國剛好處於這個體系的中心，是這個體系擴張的領導者。美國的擴張性並不主要取決於哪一個政府或者哪一個總統，而更多的是受這一體系的驅動”（見“世界體系、中美關系和中國的戰略考量”，2001年）。這個情形現在不僅沒有變化，反而在變得越來越具有現實性。
隨著美國把戰略重點轉移到亞太地區，隨著代表中西兩種文化的兩個主權國家之間互動的增多，它們之間衝突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多。如何應對這種文化地緣轉移給中國外交所帶來的巨大挑戰？這是中國今後數代人要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很顯然，這種挑戰遠遠超出了外交領域。外交領域所能做的僅僅只是努力減少不同文化所能造成的文化“誤解”，和增進文化間的互相了解。中國要真正應付這種文化地緣所帶來的壓力，就只能等待中國文化的真正崛起，一種既體現自己價值又能容納西方價值的新文化。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近年來中國的外交環境可以說呈現出“風雲變幻”的局面。各個方面吃緊，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幾年前，美國宣稱要“重返”亞洲。盡管現在的美國也是說得多，做得少，但美國所做的一些事情則令中國深為擔憂。人們看到，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越來越具體化，或者已經初步成型，那就是經濟方面的TPP和軍事方面的南中國海問題。這兩者都具有深刻的戰略含義，前者具有戰略性貿易的味道，而後者的軍事戰略味道是很顯然的。也同樣重要的是，在這些實際政策變化背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話語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從先前的積極話語轉變成為消極話語。
如何理解美國現在針對中國的這些新舉措？一些人認為這是美國的選舉政治所致。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和每次選舉年一樣，各種選舉言語不斷湧現。如果僅僅是選舉言語，人們不用太過於認真，因為這些言語不見得能夠成為政策。也有些人把此歸諸於奧巴馬總統的弱勢，總統和其他政府部門之間存在著分歧。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奧巴馬總統的表述方式和國務卿、國防部長的表述方式都會有所不同。
這樣說，當然過於簡單，會看不到問題的實質。在很大程度上，現在中美關系所面臨的這種情形，類似於小布什政府剛剛上台時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對華政策。當時美國也想把戰略重點轉移到亞洲，並且把中國作為戰略重點，搞所謂的“亞洲小北約”等。中國當時也面臨莫大的外交甚至是國際關系的壓力，但不久發生的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改變了事物發展的方向。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的戰略從對華政策轉移到反恐戰爭，而在反恐問題上，中美關系找到了新的定位，雙方的關系穩定下來。現在隨著反恐戰爭告一段落，美國又有機會作全球性的戰略重點的轉移，而這次的目標又是中國。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說，這並不難理解。作為唯一的霸權，美國最為關注的就是維持其霸權地位。在美國看來，對美國霸權能夠構成真實威脅的就只有中國。盡管中國實際上並沒有意圖挑戰美國，也無意稱霸，但美國人的認知並不是這樣的。
沒有人對這次美國地緣政治轉移的極其重大意義有清楚的認識。美國的戰略家也感覺到高度的不確定性，紛紛表示出擔憂來。
美國戰略大轉移的意義
地緣政治轉移的結果會是什麼？對這場深刻的戰略大轉移的意義，及其對中美關系乃至世界政治的影響，人們必須站在一個大歷史的宏觀角度才能加以深刻的認識。本欄想先從文化地緣的角度入手來論述問題，接下來的文章會逐一深入理解中國正在面臨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環境。
從文化地緣的角度來說，很多類型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或者國際衝突表現為文化的衝突，盡管同一種文化內的不同國家也會發生衝突。盡管在國際政治的文獻上，找不到具有實質性的文獻來研究文化和文明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並不是說文化地緣就不存在。歷史地看，最顯著的就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不管表現為什麼樣的方式，兩種文明的衝突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上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的理論。盡管學術界不看好，但在實際政策中引出了巨大的爭論和影響力。實際上，很多人把“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視為是“文明衝突”的經驗論證。文明或者文化本身並不會導致衝突和戰爭，但一旦代表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主權國家頻繁互動，就會產生巨大的能量，既有合作的能量，也有衝突的能量。
把文化放置於國際關系中，就不難看出文化到底如何發生作用。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其一，文化作為思維方式影響國際關系。文化有很多方面的內容，但任何一種文化的內核表現為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思維方式本身並不成為衝突的根源，但當兩種思維方式互動的時候，衝突很容易發生。在國際政治上，思維就是對“自身”和“他者”（其它國家）及其自身和他者之間關系的思考。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沒有兩種文化是相同的。例如一種文化裡表現為“防御性”的戰略，很容易被另一種文化理解成為“進攻性”戰略。其二，文化可以成為一種資源或者工具，為主權國家所動員和利用來影響國際關系。文化一旦被當作資源，就會對國際政治產生無窮的影響。這方面具有非常豐富的內容。例如盡管穆斯林是一種和平的文化，但一旦被極端原教旨主義者所利用，穆斯林教義就可以被曲解，成為恐怖主義的精神基礎。又如，長期以來，一些西方政府總能在最大程度上把“民主自由”的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資源來動員以達到其國際關系的目的。而自其產生以來，民族主義更是為各國政府所動員，經常成為國際衝突甚至內部衝突的文化根源。
那麼就國際關係來說，中國文化和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什麼不同？在那些方面會發生國家間的衝突呢？
中西處理安全議題的差異
這兩種文化首先表現為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使得中國具備了一個其他大國很少有的大歷史觀，善於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問題，也往往能夠從長遠的角度來考慮長遠的問題。中國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國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歷史觀聯系在一起，而後者的理性更表現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中國的這種理性表現在很多方面。首先是處理問題的方式。中國在處理國際問題過程中往往顯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夠的耐心。盡管西方稱之為“拖延戰略”，但實際上是中國想在這個過程中找到更為合理的解決方案。中國把很多問題看成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只要這個過程在繼續，總能找到問題的解決方式。對一些難以找到解決方法的問題，人們往往求助於時間，把問題留給未來。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只要問題得到有效管理，不讓其爆發出來成為現實問題即可。
其次是對戰略的理解。中國所強調的“韜光養晦”戰略，在西方看來只是暫時性的，只是為了等待更好的機會，但實際上，從中國文化的角度看，這一戰略則具有永久性。在不同時間，中國使用各種不同的話語來論證“韜光養晦”戰略，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它是中國數千年“反應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文化的當代體現。“防御性”外交最顯著的表現就是“長城文化”。為了防御敵人攪亂自己的生活，中國修築了萬裡長城，力圖把敵人擋在長城之外。盡管這種戰略在歷史上並不算成功，但很能反映中國人的文化。
同時，這種文化也反映在中國的軍事發展上。中國強調“止戈為武”，發展武器是為了反對武器的使用，防御性和非進攻性是中國國防發展的最顯著特色。此外，中國只有當了解到其他國家會以何種方式、使用何種武器來威脅自己的時候，才會去發展某種武器，制定某種軍事戰略。中國很少有主動的，類似於美國的“先發制人”的戰略。這和蘇聯不同，和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不同，也和英國、美國不同。所有這些國家，在崛起過程中都出現了“爭霸”的國家意志和國家計劃。
反應性外交更是反映在中國的日常外交事務中。在清末以前，中國是沒有類似西方的外交部的。在傳統“天下”觀下，中國一直沒有外交的概念。近代以來，盡管開始有外交的概念，但外交在國家的政治議程中很難占據重要地位。這種情況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中國往往缺乏主動的外交戰略，整個外交系統都在反應性地運作，每天對國際事務作出“救火”式的反應。這種方式遭致了很多批評，認為有損於中國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務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不過，不管人們喜歡與否，這種反應性外交可能是個客觀的存在。
外交沒有被賦予其應有的重要性，和中國人的“圍棋”概念分不開。基辛格在其新書《中國論》（On China）通過“圍棋”和“像棋”的不同，比較了中西戰略文化的不同。西方是“像棋”邏輯，是一種絕對游戲或者零和游戲的概念，即國家間的游戲更多的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游戲。中國所秉持的則是一種“圍棋”邏輯，這是一種相對游戲，或者是非零和游戲。很顯然，在“像棋”邏輯主導下，西方外交獲得了極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在西方諸國，無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外交部長往往是少數最為重要的部長之一，地位顯赫。而中國的“圍棋”邏輯則表明，外交並非你死我活，就是說，外交就像做生意，只是一種相對的獲得，今天你多賺一些，明天可能我多賺一些。既然如此，外交就不會具有緊迫性。和西方各國外長相比，中國外長在行政等級系列中所取的位置極低，其對中國外交事務的影響也甚微。
實際上，從再深一層次看，這兩種“棋”文化和中西文化不同的本質有關。西方文化無論是基督教文化還是穆斯林文化都是宗教文化，是一種排他性的使命感文化。使命感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去改變“他者”，使“他者”轉化成為自己；如果改變不了，那麼這個“他者”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敵人”。而中國文化則是世俗文化，沒有使命感，並且具有包容性。中國文化不僅從來就沒有想去改革“他者”，更重要的是始終持開放的態度，來主動接受並且包容“他者”和他者的文化。
中西文化的包容性與排他性
對國際關係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和西方對主權國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了。主權概念興起於西方，傳播到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盡管主權的概念來自西方，但在中國做了根本性的轉型。西方的主權國家概念裡包含有“同質性”和“趨同化”的意義，因此西方國家總是努力想改變其他國家的政體形式，使得其他國家形式和西方的趨同。這明顯表現在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推行“民主自由”政體的努力上。很多年裡，西方的“人權”高於“主權”的概念也僅僅是西方文化的表現。
與此不同，中國人所理解的“主權”仍然具有濃厚的“和而不同”的傳統。中國人所理解的“主權”意味著一個國家不應當欺負另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不應當強求其它國家接受自己的各種制度形式。多樣性事物的共存成為中國國際關系的理想，即所謂的“和而不同”，或者“和諧”。當然，這是中國人所追求的理想，這個理想是否能夠實現，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不很重要。
歷史上，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都想互相改變對方，結果導致了無窮的衝突和戰爭。直到今天為止，這兩種文化的衝突還在繼續。同樣，他們也在互相競爭，擴大各自的影響力。西方基督教文明起於地中海，從地中海開始一路擴張，先占據了大西洋兩岸，現在又擴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和穆斯林相比，基督教文化呈現出世俗化的趨勢，其擴張往往和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政治意識形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而穆斯林文化從表面上看受九一一事件的影響而處於劣勢，但實際上也在快速擴張，並且是和平的擴張。穆斯林信仰不僅已經擴展到原來非穆斯林地區，而且也通過不同方式，深入到了原來基督教為主體的區域即北美和歐洲。
中國在歷史上儘管也和其他國家發生過衝突甚至是戰爭，在國內也發生過不同教派之間的衝突，但從來沒有出現過像基督教和穆斯林兩種文化之間那樣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作為世俗文化，中國成功地吸收消化了佛教文化，甚至連最具有特性的猶太教也沒有能夠避免被中國文化所整合。今天盡管從意識形態上說，中國還是繼續拒絕西方宗教，但這並沒有妨礙中國主動和西方融合。盡管中國官方的努力抵制，宗教實際上已經深入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何容納宗教？這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管怎樣，在處理和西方的關系上，中國避免了蘇聯的選擇。蘇聯選擇了和美國爭霸，而中國則不僅選擇了不和美國爭霸，而且選擇了和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接軌。蘇聯和中國作出不同選擇背後的理性，來自兩種不同的文化，即俄羅斯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中國人的世俗文化。
十多年前，筆者曾經提出，“中國外在的挑戰首先並不是美國，而是現代資本主義和民主政體合二為一的世界體系。這個體系所具有的無限擴張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個不同類型的經濟體和政治體吸納進去，變成其內在的部分。而美國剛好處於這個體系的中心，是這個體系擴張的領導者。美國的擴張性並不主要取決於哪一個政府或者哪一個總統，而更多的是受這一體系的驅動”（見“世界體系、中美關系和中國的戰略考量”，2001年）。這個情形現在不僅沒有變化，反而在變得越來越具有現實性。
隨著美國把戰略重點轉移到亞太地區，隨著代表中西兩種文化的兩個主權國家之間互動的增多，它們之間衝突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多。如何應對這種文化地緣轉移給中國外交所帶來的巨大挑戰？這是中國今後數代人要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很顯然，這種挑戰遠遠超出了外交領域。外交領域所能做的僅僅只是努力減少不同文化所能造成的文化“誤解”，和增進文化間的互相了解。中國要真正應付這種文化地緣所帶來的壓力，就只能等待中國文化的真正崛起，一種既體現自己價值又能容納西方價值的新文化。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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