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十几年来，香港贫富悬殊矛盾不断加剧，社会结构呈凝固化态势，上下流动性大大减弱。当年臧姑娘从卖水饺的小贩身份，到水饺女皇的华丽转身，早已成了香港的昨日黄花。而今社会底层上升通道完全被商家财阀堵塞，政府和商家财团明里各走各路，暗地里踩着官商勾结的鼓点，步调一致往前行。政府施政向商家财团严重倾斜，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导致基层民众仇商仇富情绪日甚于日。
唐英年走入世人视线后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好像游戏中的魔头，一阵商一阵官地变换着自己的装备，鱼于熊掌尽收囊中。他在去年曾得意忘形之时忘了自己的为官之尊，口若悬河说香港没有长工时，没有通货膨胀，没有护士短缺，没有保皇，而且没有僭建，就差说出张栢芝也没有在飛机上重遇陈冠希！最近卻對競選對手躲躲閃閃，不敢就香港未來的政綱展開討論。但他對選舉躊躇滿志，因為他心裡有把握一千二百個選委有一大部分是由支持他的財團、有錢人組成，他根本無虛和別人去辯論出醜。
在他看来香港什么问题也没有，就算很多人没钱捱穷，也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李嘉诚。他只是没有想到香港市民会这样回答他轻佻和傲慢：咁还要你唐英年做甚么，你不如英年早逝吧！香港需要的是有担当有能力的政治家，绝不是像他這般轻狂的纨绔之徒。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他公器私用、不修其身和一系列为官的劣政终于惹蚁上身，劣品如潮。作为政府施政的把关者，唐英年的民望随着夕阳政府一路下滑。他在市民眼里已变成一个『政治营养缺乏症』患者。现在好了，自由党主席田北俊按奈不住被日益边缘化的寂寞自动现身，以商家角度挺他做特首。市民觉得自由党的举动极之不识时务，认为他们是在抱团取暖，让人觉得做作和厌恶。
自由党创党的人都是中小企的企业家，他代表着所有老板说话，但为了能从普罗大众手里乞讨一些民意，有时会假惺惺说一些服务于香港市民的甜言蜜语，但从其政党的服务对象和理念来看，和普罗大众的诉求相距十万八千里。在政府复建居屋问题上，自由党早已变成了『保护无良僱主的政党』，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到今日，以地产霸权为核心的财阀垄断從社會的各個方面蚕食着香港的发展成果，试想在这怨声载道民生环境中，他们还剩有多少生存空间？党内一些大佬觉察出自由党离心离德的端倪，资深党员田北辰终于发出了不想代表『商界』的声音。
一般正常的社会发展逻辑是这样的：发展是手段，目的是将发展带来的利益结果惠及大多数民众，人民由此走上富裕之路。然而我们在香港看到的情景是相反的，社会财富的蛋糕愈来愈大，而广大中下阶层吃到嘴里的却愈来愈少，贫富悬殊迅速扩大，社会系统正不断地被恶质化。其实，如果撇开了资本垄断贫富分化的因果关系，什么中心什么未来的大都市定位及发展以及香港大多数人的利益都是扯淡。
香港的垄断财团如同某些可以控制宿主的寄生虫一样，寄生于社会机体不但榨取社会财富，且会控制社会的运行，并使之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他们运用自身强大的公关能力，可谓上九天可揽月，下五洋可捉鳖。他們壟斷着各個階層的話語權，和社会各个权力关键点默契配合，把民众的诉求声压到最低。其结果是可怕的，广大市民的福祉就这样被社会少数资本的操纵者蚕食了。他們還用用各种良好归宿诱使当政官员有意无意踩着他们的鼓点跳舞，制定着向他們傾斜利益的遊戲規則......以至于營造出今日之冷冰冰的蟻民社會。正如梁振英所言，社会整体财富大幅增加，而广大底层市民生活质素大幅后退，甚至差过回归之前，形成今日民怨沸腾的社会。
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双城记中的主角。两个城市都是面积细小的城市，都接受过英国统治。但新加坡在其强势政府多年的积极作为下，较好解决了市民的衣食住行； 而香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一面要看大商家的脸色行事，一面又要脸面朝北力求政治正确。为了推脱责任，把英殖民地时期留下的经济自由度当成金贴在脸 上，香港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丧失了科技发展和创新的能力，以至经济基础越来越狭窄。
香港的经济结构中所有的蛋全部放进了寡头经济的篮子，孤单的金融业成为未来对外竞争的唯一王牌，香港在动荡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格外显得脆弱。
风雨飘摇的香港面临问题多多，在一团迷雾中前途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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