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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0 February 2012

南方周末:实名制变形记

现在,什么事情不好管,就用实名制。实名制正面临被滥用的危险。 (CFP/图)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沈颖

关于微博实名制的另一只靴子落下了。2012年2月7日,北京市网管办负责人在一个关于微博管理的座谈会上透露,自3月16日起,新浪等四大门户网站的微博,将全部采取前台自愿、后台实名注册,未实名用户将被强制拦截,禁止发言。

这只是关于实名制的最新一次行动。事实上在春节前后,北京“菜刀实名制”的消息就已传得沸沸扬扬,引发媒体对“实名制”的又一拨议论热潮。北京警方随后澄清,说只有管制刀具才需实名购买。

“实名制”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新世纪以来,在中国以各种理由广泛推行,并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储蓄、看病等少数能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实名,到网络、手机、自行车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的购买和使用,再到个别地区连购买猪肉、避孕药也要“实名制”。几乎每一种实名制的推行,都会引起关注和争议。

每个管理部门在推出实名制时,都有着合理的逻辑和美好的初衷,从最初的维护社会诚信,到现在成为各部门“维稳”的良药。但实名制的推行多数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事实上,回望近年曾引起关注的种种实名制中,真正效果良好,实现了政策制定者初衷的并不多。大部分实名制在热闹过后不了了之,有的名存实亡,有的进退两难。

开启时争议小

对实名制比较通行的解释是,人们必须以真实姓名作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标识。照此解释,过去,在航空、固定电话、出入境等领域实名制早已存在。

“实名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在2000年。当年4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当年国家推行储蓄实名制的目的有,为了遏制金融诈骗、整顿金融秩序、打击公款私存、遏制贪污腐败。

但实行的效果与政策的初衷尚有距离,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武田曾撰文指出效果“十分有限”。实名制之后,金融犯罪仍居高不下,原因在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户籍管理的缺陷,使很多人有多个身份证明。此外,规定本身不彻底,没有对2000年4月1日前的虚名存折进行清理,有的至今还在使用。

在打击贪腐方面效果也不明显,一些贪官用亲属之名存款,加之没有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应配套的制度,这些都影响了实名制的效果。

迄今,所有文章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我国的存款实名制离真正的金融实名制“有十分遥远的距离”。但存款实名制,由此开启了“实名制时代”。

2002年,我国实行证券账户实名制,解决了机构用多账户操作股价的问题,但目前的条款还有对违反实名制的罚则。

2003年,北京市推行看病实名制,解决了“一人参保全家看病”的冒名看病问题,但政策始初宣传的“打击号贩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这几项实名制,尽管还存有政策自身的漏洞,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但社会接受度较高,争议也小。

网络实名激辩升级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实名制被管理者视为网络管理的有效手段。2002年4月29日,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李希光在访谈中提出,“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言论”,一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2005年后,实名制在网络加速推行,争议也接踵而来。

2005年3月,教育部要求所有大学校园网的BBS转为校内平台,学生实名登记不对外开放。当年7月,腾讯QQ开始推行实名制,随后,实名制浪潮席卷了网络的每一个角落,网游实名、网店实名、博客实名、版主实名,直到今年又开始微博实名。

一项项实名制并未管住网络上的泥沙俱下。如防止网游沉迷的实名认证,系统只会识别身份证号码是否“成年”,却无法识别在玩游戏的人是否成年人,这直接带来很多青少年在网上买成年人的身份证号,轻松绕过系统。

网店实名制,在现实中同样可以遭轻松破解,一些人花几十元购买一个身份证生成器就对付了。

网络实名制尚没有上升为全国性的规定,国内只有少数省市尝试这一做法,杭州是全国第一个通过地方立法实施网络实名的城市,根据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2009年5月1日起,发帖、写博、网游都要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当地的初衷是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

此条例当年一发布,就遭到了质疑,认为此举会收缩公民诉求表达的渠道,而且如何界定“恶意攻击”也是难题,随后媒体集中报道了杭州“网络实名制遇冷”。这项法规的执行不了了之。

在与网络有关的实名制推行之时,国内爆发多起网民信息泄露事件,2011年12月21日,国内最大的程序员社区CSDN上600万份用户资料曝光。22日,多家网站近5000万用户信息泄露,29日,广东出入境政务服务网400万用户信息泄露。“实名制是否危及用户隐私”的话题再度被热议。

中国的网络实名制,重要的学习对象是韩国的实名制。不过2011年12月,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提出,从2012年起逐步废除已经实施了4年多的互联网实名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行互联网实名制的国家,韩国已开始走回头路。

但这些都没改变中国的网络管理部门用实名制管理网络的决心。2011年底,面对微博制造的一波波舆论,北京市的应对方式,仍是推行微博实名制。

“手机实名制”有名无实

与网络实名制同时推行,当然也饱受争议的,还有“手机实名制”。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治理不良短信,但实行已三年,诈骗、色情、违法开票的垃圾短信照旧漫天飞。

推行此政策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在购买手机卡环节保证实名。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了解到,现在用户去几大移动通讯运营商的直属营业厅办理手机卡,需要出示身份证,三级代理商去营业厅批发卡号,也需要凭身份证,但用户到代理商处购买,则不需身份证,在这里手机实名制形同虚设。

众多实名制中,商业预付卡实名也正面临“形同虚设”的尴尬。2011年5月23日,国办转发了七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预付卡办卡实名。

但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意见规定了不记名的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1000元,购买者很容易每次购买不超过1000元,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逃避监管。另外,意见只规定了购卡实名制,却没有用卡实名制,也给腐败留下了漏洞。

对于普遍老百姓而言,实名制出现在生活的更多方面,比如买自行车。2007年9月27日,商务部、公安部、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自行车购销管理的通知》,规定从当年12月1日开始,凡是新出厂的自行车售卖实行“实名制”。具体做法是,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出厂前刻制独一无二的15位编码,作为“身份证”,顾客购买时需提供身份证,销售网点通过非机动车管理网进入录入、登记。

自行车实名制的出发点是,群众在自行车丢失后报案,公安机关在追回被盗车辆后可及时返还给失主。不过4年已过,只有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几个省份出台了类似文件,且具体执行仍难如人意,购买自行车,并不需要出示身份证。广东省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马助森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广东省没有执行自行车实名制。

已实行自行车实名制的浙江杭州余杭区,一位警方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情况也不乐观,目前的管理体制不顺影响实名制的推行,公安、质检、工商都在管,多头管理加大了执行成本,使落实难上加难。最为关键是现在丢失自行车,没几个人会报案,公安机关又有多大可能去追查一部自行车?

消失的猪肉和避孕药实名

1月31日,厦门市停止了为期4个多月的市级储备肉投放,喧嚣一时的“卖肉实名制”也划上了句号。2011年8月,面对高涨不下的猪肉价格,厦门市动用政府储备肉,以低于市价15%的价格销售,同时规定购买2公斤以上者需出示身份证,每人限购5公斤。

此举迎来了好评,也带来了质疑和批评。2月3日,厦门市商务局市场处处长胡衍国说,全市350万人才投放了600多吨市级储备肉,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购买。这批肉投放有平抑物价的作用,更主要是保证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供应。

至于身份证,他说并不是为了限制购买,而是防止有人大量购买之后再倒卖。今年春节后,厦门肉价回落,储备肉停止投放,“卖肉实名制”也不再有。

消失的还有“避孕药实名制”。2009年12月31日,福建省药监局下发《关于加强紧急避孕药品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紧急避孕的米非司酮(10mg)等非处方药时,要登记顾客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

2011年底,福州、厦门、三明等市要求“购买避孕药实名制”被曝光,引起争议。药监局的解释是,当时实施实名制主要是出于监管紧急避孕药用于非法终止妊娠,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原因。2012年2月4日,福建省药监局办公室相关人士回应说,这份文件已经废止了。

众多实名制中,快递业的实名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据公开报道,2010年,国内查获大量通过快递渠道的违禁品,其中毒品案件327起、各类危险品1400余起。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邮政局为此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寄递渠道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快递企业要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等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同时自2011年开始将浙江绍兴县作为试点推行快递实名制。

2012年2月3日,南方周末记者从绍兴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了解到,目前试点运行良好,全县25家快递企业均已实行实名制。

2011年8月,有媒体报道此举将在全国推行,但随后就有声音表示全国推行面临客户隐私外泄风险,且加大了快递企业的运行成本,甚至会流失客户。上海、南昌邮政部门明确表示暂不执行。至今尚无全国推广的下文。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只有那些涉及个人信用以及国家安全的才可以实行实名制,其他的领域则是给老百姓的自由越多越好。不能什么事情觉得不好管就用实名制,这实际是行政权力的滥用,他担心这种滥用会进一步扩大。

现实中,实名制从网络和社会生活中深入到涉及个人隐私的领域,2010年7月17日,武汉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实名曝光。2011年3月,还是武汉,在市属媒体上实名曝光了40名乱闯红灯、乱扔垃圾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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