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許多「意見領袖」好談政治，但是卻脫不了一股很有港英殖民地風情的政治潔癖。面對大陸人帶來的熱錢浪潮、野蠻行為，企圖將香港變成消費主題樂園的野心，他們不是勇武帶領群眾反抗，而是等而下之，站出來大講要包容同胞、不要「民粹」。就差在沒有說共產黨最喜歡的「不要將事件政治化」。
然而，弱者沒有資格憐憫敵人。在亂世之中，只有敢罵敢打，才有生路。先要夠惡，才會有人跟你講和平。大陸人踩上心口，就是因為香港人到這個地步還跟他客客氣氣。許多無憂衣食、不受陸客影響的逍遙學者、政客，當然能夠出來誇誇其談要和平理性，但是他們的言論卻是完全抽空了陸潮對香港根本的破壞性，無視香港有不少人正在切切身身地受到影響。究竟這些日日夜夜出言護短的人是天真還是別有用心，我真是不明白。
包容甚麼，文化差異甚麼
好像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周保松教授就說：「內地遊客不是蝗蟲，他們來香港觀光購物，不僅推動香港經濟，同時帶來良性的文化交流。」（全文）究竟內地人可以怎麼用屎尿和我們交流，我真的不清楚。也許我們可以跟他們研究一下排便姿勢的歷史源流，或是根據屎尿顏色來判定身體狀況的中醫理論？難道有人在你家隨地大小便，也是周教授所說的「文化差異？」如果非洲的食人族來香港獵人頭，周教授也一定不會認為這是謀殺，因為獵人頭是食人族的文化。這只是文化差異，我們應該包容才是啊。又或是大陸將他們那套一黨專政的制度套在我們頭上，這也是文化差異，大家也不要反抗了，不然我們就是歧視中共啊。上世紀三十年代，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是整個德國的文化，你是不是要叫猶太人包容一下德國人？因為這只是德國人和猶太人的文化差異啊？戰鬥就是德國的文化，你怎麼要歧視他們？這些溫文爾雅的學者，實際上是顛倒黑白。明明是香港人正在受害，卻被人說成是迫害者。
不要說我上綱上線，無限聯想。因為周教授也不過是執著「蝗蟲」一詞、一個廣告的用詞，就將香港市民因為日積月累的壓迫，而迫於無奈發出保護自己城市的訴求上綱上線成種族歧視。周教授可以無視本地孕婦、醫生護士、一般市民的不便和苦楚，不是他只知國而不知有家，就是他生活太過舒適，在辦公室裡坐得太久。總之有人根據客觀事實指出大陸人的不是，就會被他們一腔腦兒地定性為「民粹、歧視」。
不要說周教授被人「圍攻」，至少活躍於陶傑身邊和文字媒體的健吾也出來護航。但是健吾的維護，最後也只能空洞地歸結於周教授的教學熱誠。在健吾的眼中，對他所敬愛的周教授提出質疑的，就是「以散佈仇恨和挑起罵戰作為他的資本的鍵盤戰士」。不禁令人感嘆，有因人而廢言者，亦有因人而護短者。我不理會周保松本時的教學和人品如何，其言論有可議可厭者，為甚麼不可以批評？難道一個好老師發的膠論就不是膠論嗎？你最多跟我辨論那是不是膠論吧？即使批評他的言論，也不代表否定他整個人和教學貢獻。還是健吾口裡說不，身體很誠實，又要瞧不起人家，謂其「鍵盤戰士」，心裡又害怕「鍵盤」會有殺傷力。
仇恨作為一種戰略
民粹和仇恨在今天都是必須的。你們說大過錯在政府上，那敢情是，大家都同意，可是，怎樣迫使政府改變？靠尊駕長篇大論的政治論述？靠學者政界勢孤力弱地跟政府講道理，希望它良心發現聽你的話？十幾年來，一事無成，只因與群眾脫節，不懂、也不敢操作民粹，所以每一次的政治事件總是由敢於「政治不正確」的建制派收割成果。政治不僅是西裝畢挺的在立法會裡辨論，煽情的民粹動員，也是常規手段。如果訴諸民眾，就是民粹，那全世界的民主選舉都是民粹。這些「意見領袖」不論有心無意，其立論的立足點都是否認中共正在殖民香港的戰略現實。他們在「蝗蟲」一字紛紛攘攘，不是轉移視線，就是目光如豆，見樹不見林。
因為往日犬儒鄉愿，所以今天山河盡染紅
政治的世界就是弱肉強食，沒有拳頭，你提出一千個訴求都沒有份量。十幾年來，政府有哪一次是聽道理的？反共對一般人來說，真是虛無飄渺。談生計、談床位，他們就明白。不煽動仇恨，又如何團結一般市民、喚起他們強烈關注？沒有煽動起來的民粹，又何來傳媒有如群蟻附膻的日夜報導？歸根究底香港是受侵略的，根本沒有資格講「害怕衝突」。因為因為中共殖民戰略所造成的衝突已經存在已久，你不去解決它，就是它來解決你。不要跟我談甚麼種族主義，在這個被侵略的時刻，本地人再多的罵、再多的打，都是正當防衛。但是這在左仔的眼中，就是種族主義。有個白人被黑人強姦了，左仔會說，不要歧視人家是黑人，你知道人家家鄉有多窮嗎，你被人強姦，應該包容一下。你喊痛，你是不是在搞種族主義？
為甚麼怕亂、怕民粹？十幾年來，香港就是中共的殖民戰略中被吃得穩穩妥妥的一池死水，一點也不亂。香港人很理性和平，也很犬儒鄉愿，不敢打、不敢怒，所以才落得今日的局面。香港再不亂，你們以為以後還有機會嗎？對不起，以後不會再有一個很亂的香港，只有一個整整齊齊沒有異議很和諧共融的Xiang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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