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球將有58個國家舉行大選，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將有4個國家需要進行換屆選舉。毫不誇張地說，2012年將是全世界政府的更迭與重生之年。只有算命先生才知道誰會在大選中獲勝，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2012年需要在全球範圍內重建政治權威。一個政治權威流散的世界，必然是無序、雜亂，甚至是血腥暴力的。需要強調的是，“權威”在這裡並不是強制與暴力，而是一種政治的合法性，是一個國家或者組織得以存續的資源。
從組織的角度而言，政治權威是將各個成員凝聚為一體的紐帶，沒有權威，就是一盤散沙。無論對於國家還是國際社會，都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宣導重建世界秩序，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貿易總協定等一批國際組織建立起來，當然背後是美國，尤其是羅斯福總統的政治威望和政治智慧。
當代國際關係的“社會化”程度已非羅斯福時代所能相比，但是，羅斯福所留下的世界治理的框架已經嚴重滯後，新形勢需要新的制度設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無所作為，在天量資本快速流動的世界市場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擁有的資本額度猶如滄海一粟。原先的G7為G20所取代，但是隨著成員數量的增加，多樣化、異質性也隨之上升，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的邏輯讓G20成為清談會，未來的世界秩序的重建還要依靠大國之間的協同。
美國總統奧巴馬以“變革”的口號登上總統寶座，三年過去了，他的確推動了不少改革，比如金融改革法案、醫療改革法案等關係到美國國內經濟社會的改革。在外交上也取得了不少成績，比如擊斃本•拉登為美國一雪9•11之恥；從伊拉克撤軍，結束了這場以“莫須有”為藉口的不義之戰；高調重返亞洲，尤其是打出了TPP的旗號來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客觀來講，奧巴馬做了不少工作，但是，這些成績對於直接秩序的重構有多大意義？凱恩斯曾說，“不論是福是禍，帶來危險的始終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奧巴馬的工作都在圍繞著美國“霸權護持”，而不是帶來觀念的更新或者思想的衝擊，所以，最終的結果註定無法保證美國的霸權地位。奧巴馬需要做的並不是抵消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而是構建一個可以接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的制度框架。在這一點，奧巴馬相比羅斯福，相差的何止十萬八千里？
奧巴馬做得不夠好，其他幾個大國的領袖也不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薩爾科齊上台之後，一改法國“戴高樂主義”的傳統，不但重返北約，而且還與英國聯合打擊卡紮菲，這在之前是不可想像的。此外，薩爾科齊還與默克爾合作應對歐債危機，法德軸心得以鞏固，因此贏得了“默克齊”的稱謂，這對高傲的高盧雄雞而言，是個不小的轉變。薩爾科齊是個現實主義者，他深知法國憑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領導歐洲，更不可能在世界上扮演主角，於是在軍事上與英國合作，在經濟上與德國合作，左右逢源之際，法國的主體地位似乎也消失了。面對歐債危機，薩科齊似乎變成了默克爾的助手，薩爾科齊雖然號稱“小拿破崙”，但是他也是徒有虛名而已，今日之法國與拿破崙時代的法國不可同日而語。
本來信心滿滿的普京慘遭民意的滑鐵盧，俄羅斯的民眾打出了“沒有普京的俄羅斯”來對抗普京的“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普京是一個典型的國家主義者，他立志恢復俄羅斯的歷史榮光，所以，世人不可能寄希望於普京創制一個新的全球治理秩序，因為普京先生既沒有能力，也不感興趣。
崛起的中國引人關注，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也層出不窮，但是，中國人均GDP才達到4000美元，剛剛進入中等偏下的水準，“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像時時警示著最高領導人：國內問題具有優先性。除此之外，中國之於比較成熟的國際體系而言，還是一個後來者和新來者，在議價能力、議題設置方面還需積累經驗。
2012年，世界需要一流的大國領導人，無論奧巴馬還是薩爾科齊，抑或是普京，在登上總統寶座的時候，需要考慮為世界創制一個新的治理框架，這是他們的使命。
曾經鼓吹“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在9•11之後終於意識到脆弱的國家才是國際秩序的最大威脅，像阿富汗這樣的失敗國家成為毒梟、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而福山的老師亨廷頓在1968年就提出，各國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政府形式而是統治能力。亨廷頓這句話戳破了諸多政治學的神話，比如說2012年全球58個國家大選，形式相近，但是難掩其中差別。
“破碎地帶”是地緣政治的術語，主要是指一個地區沒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權威，難以建立一種穩定的政治秩序，更談不上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縱觀五百年的國際關係史，破碎地帶是戰爭的火藥桶，正是政治權威的缺位為外部大國的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機。2011年，“阿拉伯之春”使得中東這個歐亞大棋局上的“衝突弧”變得更加脆弱，中東國家最需要的不是選舉，而是國家性的重建，國家權威的重建。
中東地區雖然經歷“阿拉伯之春”的洗禮，但如今也並不是春暖花開。一系列強人政權倒台之後，留下的是政治權威的廢墟，如何重建，人們似乎並沒有靠譜的藍圖。安徒生的世界中到處是童話，政治的世界中從來沒有童話，任何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國家權力框架之上，而且需要良好的經濟福利和公民素質作為支撐，可以說民主制度的建立與鞏固如同嬌生慣養的富家千金一樣。富家千金能在中東北非的沙漠中存活下來嗎？
與北非一海之隔的南歐國家已經集體成“豬”，隨著民眾的抗議和示威，議會體制下的政客紛紛倒臺，連貝盧斯科尼這樣的不倒翁也黯然讓位于蒙蒂。南歐國家的議會制度主要是上個世紀70年代民主化浪潮的產物，議會制比總統制更能體現民意，但是也更沒有權威，政客時時受到民意的制衡，如果失去民眾的支持，不用到任期結束就要下臺。2011年的南歐總理們都是“提前下課”，有誰能保證這些“豬”國的總理們在2012年不會“提前下課”？政治權威渙散，將會讓南歐成為歐盟的軟肋，也成為歐元的系統漏洞，要修復漏洞，不僅需要“殺毒軟體”，更需要一個強大的系統，那就是重建政治領導人的權威，修復政治的信用。否則，歐豬們將成為歐盟的“破碎地帶”。
在全球“大選年”的時刻，重提政治權威似乎是不合時宜的話題，畢竟選舉、民主已經成為“政治正確”的話語，但是任何穩固可靠的民主都是在以一種合宜的方式集聚政治權威，不是嗎？
作者是國際關係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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