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起——
刚从草根论坛归家。今天平安夜，很开心能与包括杜阿姨、慕容嗷嗷、杜冠宇等在内的诸多同龄人一起度过，共同分享彼此的观点与看法。在此先谢过包括刘爽在内的组织者，这种NGNO（非政府无组织活动——by 金天线），的确可以时常搞搞。能把这么多人凑一块，也是件美事。遗憾的是，由于个人原因，我并没有待到所有的演讲结束，而是在第二轮四位嘉宾演讲结束后，就匆匆离开了现场，错过了现在看来最高潮迭起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四位演讲嘉宾，刘宇翔、魏欢欢、谢梦遥、杜冠宇，以及某几位因我提前离开而失之交臂的朋友，在此，我得好好道个歉。天高水长，以后交流的机会多多。
感谢刘爽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场合演讲，向大家阐述我的一些想法，有关知识分子专业化的问题。回家之后，打开电脑，发现不论是墙内（新浪微博），还是墙外（Twitter），都正空前热烈地讨论韩寒新近写作的《谈革命》与《说民主》，这让我深感有必要趁热打铁，把演讲时所涉及到的最主要内容再拿出来强调强调：
专业，专业，再专业。知识分子应且只应该对自己所熟知的专业领域发表公共言论，这既是爱惜羽毛，也是对听众负责。那些跨专业，极其业余的言论，不仅无助于知识的增进，反而容易造成概念混乱，混淆视听，且可能因虚名耀眼，遮盖了他人的真知灼见，把一潭水搅浑，得不偿失。《蜘蛛侠》一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这番话值得所有的知识分子深思。
当然，在公共事件中，也存在大量只需基本常识，并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的场合，这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当议题明显超出常识范围，需要较强的知识储备及实践经验来支撑的情形，当此之时，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韩寒近作的批评——
比如今天引起广泛争议的这两篇。其实，无论是谈革命，还是说民主，这种高度抽象化的议题都需要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来支撑，仅凭从生活中得来的常识，无法把握如此宏大的命题，反而容易被人看了笑话。
在《谈革命》中，韩寒明显混淆了概念，以革命后果的不确定性否定了革命作为人民反抗极权最终武器的正义性，主张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暴力，二者并非绝然对立。
在《说民主》中，拿国民素质与民主说事，再以反向“墙头草”，帮弱不帮理，“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同存”为变革中的知识分子定位，前者忽略了民主化进程与公民素质提高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开启民主化进程，普通人也能充分享受到政治权利，才有可能摆脱政治冷漠，逐渐向公民社会转型，后者颇有些村上春树“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的味道，但也显然忽略了现代民主概念中，民主（少数服从多数）自由（保护少数人权利）共和（权力制衡）宪政（按规则行事）实已四位一体，缺一不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已内生地保护少数人权利。这种四位一体也可帮助大家理解为何卢旺达式的民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同时，帮弱不帮理也容易演变成刻意地“找平衡”，为保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而放弃原则和立场的过分中庸——维护多元化与刻意“找平衡”之间的度，并没有那么好掌握，这更多地需要制度来保证，如言论、出版、结社、示威四大自由等，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个人道德之上。
——对革命与改革的评述——
不过，平心而论，作为知识分子，而非直面冲突的利益受损方，主张以渐进改革而非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并非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个人看来，这更多是韩少受知识储备不足所限，只懂得常识，如暴力革命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对更加抽象的概念如革命、民主等一知半解，仓促之下发言，有失偏颇，令人诟病。
同样的意思，不妨用如下语言表达，更加中正平和：
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政权，并不必然导致制度变迁，这一点，从中国历史的兴衰律即可略见一斑。而即使推动了制度变迁，如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所做的那样，这种基于个人强权而无相应制度保障的运动式变迁，并没有稳定的基础——毛既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给个人，也可以在人民公社中把个人的土地收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若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观察，革命与否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更重要地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而革命，只是这种博弈的极端解，有其合理性所在。
事实上，革命与改革，并不取决于某篇文章与某个知识分子的态度，而更多是当权者与最大利益受损方之间的矛盾。后者活不下去了，每一种常规方式都用过了，都改变不了生存的状况，自然会选择最原始的暴力，如杨佳，你不给我个说法，我来给你个说法；前者所承受的压力太大了，穷则思变，自然也会开始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一贯逻辑，因执政是中共的底线。
——变革中知识分子何为及对乌坎事件的思考——
那么，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何为呢？会发现，知识分子在决定道路选择方面其实难有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受制于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能不成为阻力已经是万事大吉，做得好了也只是小骂大帮忙；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至少目前看来，要么如刘晓波刘贤斌等，成为中共坚决消灭的对象，要么演变成笑蜀彭晓芸，走“国师”及“革命导师”路线，替党国分忧，要么如推特及微博的多数“公知们”，极其业余，概念混乱，逻辑不清，往往让人看了笑话，失了公信力。总而言之，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知识分子能够独当一面，如哈维尔那样，成为一面旗帜。
不过，离开道路选择方面，深入到制度变迁的细节，不难发现，这些无关于革命与改革之争等宏大命题的一地鸡毛之事，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用武之地。以乌坎为例，祸起于中国的土地制度，罪则在乌坎的农民并没有从城市化的过程中分享到好处，反而面临财地两失的局面，再加上基层治理的黑社会化，土地矛盾上升为治理危机，这才引起了乌坎村民的强硬反抗。媒体上，舆论间，往往只见对事件的跟踪报道，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方式转型”的褒赞，香港《信报》甚至吼出了“汪洋拐点”的“时代最强音”，却鲜见对于土地制度的讨论，分析如何通过制度的改变，如土地的确权及流转改革（所有制改革是禁区，可适当回避），让村民主动（而非被迫）参与到城市（镇）化进程中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在这次公共事件中，乌坎村民、媒体/SNS网络及普通民众都有上乘的表现，村民们的坚持，媒体/SNS网络及时传播各种信息，普通民众保持强大的舆论压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却在知识分子这个环节上，颇让人失望，表现实在太过业余，几近沦为笑柄。
为何？
个人猜测，盖因谈土地制度的改革需要很强的知识背景，要了解中国土地制度的现状及问题，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了解目前已展开的各种土地改革的方式，如成都模式“还权赋能，城乡统筹”，重庆模式“地票交易”等的背景、优势及不足，并不是简简单单一句私有化能够解决（即使是私有化，也得进行确权，造册登记，开村民大会等）。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需要知识分子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去调查研究，阅读大量文献，才能形成自己的认知与思考，远不是提笔就能下千言，匆匆忙忙做判断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至少是活跃在公共台面上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些专业化与精细化的领域上，真的过于幼稚和业余，水平太低。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其实，同样的问题，早在近百年前就已有人提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狠狠地扇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耳光，他妈的都快百年了，你们还是老样子！永远停留在对民主、自由、革命、法制、人权……等宏大叙事词汇上长期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美其名曰“启蒙”，而无更加深入及振聋发聩的见解；永远都浮于表面，空谈主义，而对实际中的各种问题不屑不顾，认为一地鸡毛，不足挂齿。这让人如何尊敬这帮毫无建树，只懂互喷的“公知们”？真是闲的蛋疼哟！有这时间，还不如老老实实地读上一本《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不如走下田地，进行田野调查，具体问问农民们对土地的看法！
——地图炮——
再不专业点，虚心点，脚踏实地点，我都怀疑未来中国变革中，（公共）知识分子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至少从目前来看，帮闲多于帮忙，弊大于利。
当然，这并不是在封“公知们”的口。我区区一介草民，即使想封口，也没那能力，只是深为知识分子在变革中迷失方向而感到焦虑。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担当，但以目前来看，实在是难堪重任。
回归知识分子专业化的命题。对于那些需要较强专业背景，门槛较高的议题而言，往往只有那些在专业中浸润了较长时间的人，才能咂摸出其中真谛，甚至于对于那些看似用常识就可以解答的问题，专业与非专业视角之间的差异，恐怕也是云泥之别。在此，既得讲分工，又得讲合作，在分享本专业知识的同时，吸纳他人的观点，形成良性的互动，共同促进。这恐怕才是未来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而非一言不合，随即站队，只论屁股，不看逻辑。
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理应各司其职。对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最重要的是进取于专业化，做好本职工作，利用专业的知识，推动社会转型，更多专注于细节，而非拘泥在某些宏大叙事之上。福柯曾言，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这点值得所有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铭刻于心！
快苦练内功吧！别一门心思打口水仗，寻摸着当“革命导师”，“启蒙”大众，停留在最抽象的概念上！再不努把力，明日要被“启蒙”的人，恰恰就是今日这些自诩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民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单纯的投票，不是无休止的口水仗。民主在于细节，是种生活方式，发源于最琐屑之事，又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紧密相连。抛开生活的真谛，抛开经济生产模式，对一地鸡毛不屑一顾，只会高高在上，指指点点，空谈民主，口头革命。未来的中国如果能靠这帮业余吃闲饭的建起来，那才是真见了鬼嘞！
本文 @__pisces 及 @liubinyan 两位好友也有贡献，但文责自负，供批判使用。
附 @mozhixu 对本文的评论及我的回复：
评论：
1、@mozhixu：写得有点混乱。哈维尔作为文艺家，估计更不懂实际事务，构成了你所谓问题主义二分的反例。转型由多种合力构成，其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很小的，可能最重要的是选择，而不是什么专业化。
2、@mozhixu：知识分子的根基就在于专业化，所以想用专业化克服面对大转型时茫然无措的焦虑，这个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不如直接承认转型往往与知识分子无关，可能更为恰当。转型是多种合力形成的，其中与知识分子最相关的，是认同和意识形态表达，更属于政治表达技术的应用，也谈不上太深的专业。
回复：
3、@CaoniBird：转型时知识分子的无力文中已点明了。这里的专业化指的是做好本职工作，并在各自领域发声。我在政治表达方面的思考并不多。
4、@CaoniBird：这其实也是自我保护吧。因为在政治参与方面，我也没有太多见解。毕竟不是搞这个的。延伸讨论涉及到政治家治国与专家治国的分野，对此的思考也不多。整个框架还没有理得非常清楚，但念在这其实也是跨专业之作，乱点就乱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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