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家”的一份新闻稿说，“过去一年中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起义是苏共垮台以来对威权统治的最大挑战”。这一被普遍称为 “阿拉伯之春”的政治起义为一些国家带来了更多自由，但却在另外一些国家导致当局对自由的严厉压制。自由度下降的国家的数目连续六年超过了自由度提升的国家。
“自由之家”资深东亚研究分析员库克在接受本台记者方雷克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2008年奥运结束以来，自由状况不进反退，出现了一阵又一阵的镇压和收紧，司法领域的自由度明显倒退。早先给予商界和民事诉讼界的律师以某种自治的非常有限的司法改革也开始往回收。
库克说，不少政治活跃人士受到打压，一些领域人人自危：
“特别是去年二月份到六月份，发生了系统性的绑架和被失踪事件。一方面引发这些事件的主要因素是中东的抗议浪潮，共产党对此感到害怕、不安全，不愿意看到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压制态势事实上已经有些日子了。超越司法程序、实行酷刑的现象严重，著名政治活跃人士、社会媒体、微博用户、艾未未等艺术家、维权律师等人士深受其害。其结果，在第一线推动最低限度政治和司法变革的人士变得人人自危。”
贵州政治评论家曾宁表示，他赞成“自由之家”有关中国2011年自由状况的评估。他说，在阿拉伯民主浪潮兴起之际，中国当局对于异议人士严加防范：
“2011年中国的自由度应该说是由于发生了阿拉伯的民主浪潮之后明显地自由度是下降和收紧了。我想可能是中国政府对阿拉伯民主浪潮可能会波及影响到中国，这样的判断是有关系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从2011年好像是3月份开始，包括对我们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自由思想者在内都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自由度的收紧。中国政府就提前做了这种准备，提前就对一些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些维权人士事前进行了一些管控、事先进行了一些控制，包括我们在内相当一部分人受到政府的各种各样的形式的限制人身自由。”
但在阿拉伯民主浪潮“暂时告一段落”之后，中国当局对一些异议人士搞秋后算账:
“随着阿拉伯世界发生民主化浪潮的进程，一系列的阿拉伯国家逐渐地开始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浪潮暂时告一段落以后，我们发现中国政府就开始在国内加大了对于一些敢于为民请命，倡导自由民权的一些人士秋后算帐。比如像四川的陈伟、贵州的陈曦，武汉的李铁，还有紧接着是浙江的朱虞夫都将面临着所谓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样的指控甚至审判。有些已经被判刑了。中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强硬派人士足够的充分的法律措施把一些异议人士处于一种失去人生自由的状态，甚至在2011年年末，2012年年初直接就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人士给予了重判。”
许多人把中国自由状况的收紧部分归因于中共18大召开前当局的求稳怕乱心态。但在被问到对18大召开之后中国的自由状况有何展望的时候，曾宁仍不表乐观：
“这个情况就不好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因为2011年中国自由度的状况和开十八大当然应该说是有关系的。从逻辑上来讲十八大即将召开，为了顺利平稳地召开十八大，因此它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为了达到这种政治环境的稳定，它可能就会采取一些高压措施，这是合乎逻辑、合乎常理的。十八大之后，新的领导人上台，当然我们可以预见的是旧的领导人不会完全退出这个决策层，新的领导人上台以后，他马上就要面临一个巩固、加强自己的权力和领导权威的问题了，有时候他不会表现出一定的甚至是相当的宽容度来，我想他们不会这样表现，相反他们可能会反过来表现出一种比较强势的政治姿态。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不仅不会出现相对宽松的环境，可能形势会依然更严峻。”
“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称，在2011年，87个国家的自由度没有变化，仍然“自由”，60个国家为“部分自由”，48个国家为“不自由”。报告说，一半以上的全世界不自由人口住在中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雷克和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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