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软肋”正是邻邦的优势
欧美面对全面危机的同时，亚洲已经成为了许多分析家眼中，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拥有巨大出口能力以及市场规模的中国目前被认为是这股力量的核心。但德国的经济专家们指出，中国在亚洲经济的发展格局中并非“一枝独秀”。
中国的制造业面对人力资源匮乏，成本上升的挑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劳工荒”充分体现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给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对于中国部分邻国来说，这正是他们在未来与中国竞争中的潜在优势。说起与中国竞争“世界工厂”地位的越南，德国工商大会驻河内代表雷格纳(Oliver Regner)指出，与中国相比，越南的首要优势体现在人口结构上。
邻国在人口结构上的优势
据雷格纳介绍，越南多年来奉行“二胎政策”。虽然人们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政策的规定。但是许多家庭还是基本上都有两个孩子。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人群。越南总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7岁。而且新生儿的数目也相当可观。
越南的另外一个竞争优势就是劳资成本。目前该国的工资水平低于中国，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但由于在越南生产的外资企业从本地很难找到符合技术质量要求的供应商。所以许多生产性工业都需要依靠大量进口，从而抵消了该国低工资水平带来的竞争优势。雷格纳表示：“越南人的平均月工资为每月200美元左右，但低收入工种的收入水平比这还要低很多。这绝对是在中国的水平之下。”
与越南的情况类似，印度人口结构总体来说也非常年轻，出生率非常高。并拥有完善的教育系统。德国工商大会印度加尔各答代表处的克乔(Jan Thorsten Kötschau)指出:“这意味着，未来会有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这是印度在未来的10至15年中比中国更具有优势的地方。它将会有非常年轻的，有消费能力的就业人口。”
台湾和日本在科技创新领域中仍然领先
中国不仅仅因为自身的人口劣势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弱势。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生命力也是真正体现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已经和老牌工业强国日本一样，在世界市场上打出了自己的技术品牌。德国工商大会驻台北代表魏因（Roland Wein）表示，台湾的贴牌（OEM）以及原始设计(ODM)产业非常具有竞争优势。与还在和“走出去”过程中的困难较劲的中国企业相比。台湾的许多供应商企业已经开始向国际市场推出自主品牌。魏因指出：“像华硕、HTC、TSMC、友达这样的电子产品生产上已经能够凭借自己的品牌，进入普通消费者的眼界，从供应链的终端获取巨额盈利。”
在亚洲生活了多年的魏因眼中，台湾之所以能够在科技创新上能够实现巨大的突破，也无不与政府注重保护知识产权有关。
“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台湾享有很好的声誉。所以也愈发成为国际生产类企业在亚太地区的科技研发中心。从2008年开始，台湾就特别开设了由9名法官组成的，专门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法庭。保证了公权力在处罚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执法力度。”
而亚洲地区中唯一的传统型工业强国日本则正面临多方的挑战。据德国工商大会驻日本东京代表许尔曼(Marcus Schürmann)介绍，虽然日本制造业已经基本从福岛“三灾并行”的厄运中走出。但灾难过后，许多生产企业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发展策略。他们在此提出的具体问题是：“我还必须留在日本吗？”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日本企业开始审视将生产设施照搬到亚洲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从而减少对日本本地生产资源的依赖。许尔曼向德国之声透露：“许多日本的生产型企业都对能源的持续保障存有疑虑。这也不可避免的造成日本本地能源价格上涨，并同时影响日本企业的竞争实力。”
许尔曼指出，日本工业必须重新定位，变得更加国际化。这其中当然指的当然不是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大企业，而是该国的中型企业。但他认为,日本工业总的来说在关键的创新领域将依然占据领先的位置。日本企业和研究领域目前非常注重科研成果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中国在摩擦中寻找机会
无论是在人口结构，创新能力还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虽然邻邦的许多优势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但同时，在与邻邦的交往中，中国也发现了自己的机会。
比如，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薄弱环节存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克乔认为，印度在诸如航空港，海港以及高速公路建设领域，还不能与中国同日而语。这同时也为诸多中国基建企业提供了机会，踊跃参加印度相关项目的招标工作。
另外，据克乔介绍，印度每年从中国大量进口电子消费产品，像联想这样的品牌在当地也是耳熟能详。但涉及到印度自己也能够生产的电子产品时，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就大行其道，向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在全球化经济中，越南已经晋升为世界上重要的出口国之一，与欧盟的贸易往来为本国带来了大量的贸易盈余，但与中国却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逆差。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其最大的外贸伙伴国。虽然中国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诸国在南海海域上存在领土争端，但在雷格纳看来，这只是一个存在于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和其邻邦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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