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先工作的单位，有一个女同事，也曾当过知青，后来被“推荐”上北大，所谓工农兵学员。说起人的命运，女同事说，当年下乡时，在农村与公社书记的儿子谈恋爱，不少公社干部知道，对我笑脸相迎；后来北大来招生，书记儿子被“推荐”走了，这小子，进北大没两天，就来信和我绝交，我伤心了好几天，嫌丢人，也不敢吭声，只有好好劳动；第二年北大又来招生，公社干部不知道书记儿子已经和我绝交，催着赶着又把我“推荐”进了北大。
女同事说，尽管阴差阳错，这也是一种命，一种你躲不开的宿命。
前几天，我与研究中国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法国学者潘鸣啸教授做对话节目。他说，上山下乡这条路，不是知青们自己的选择，而是别人的政治运动之路，所以，踏上这条路的知青们，是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
确实如此，在知青年代，有时候机会的十字路口就摆在你面前，“选择”微笑着向你招手，你还是无法选择。
强同学是我中学同学。1968年夏天毕业分配时，他留校上高中，好歹凑了两个年头的学历。到了1969年底，遵照毛主席“再教育”的指示，强同学这批高中生便 “被毕业”，送到城市郊区建知青农场去了。
农场的知青分成连队，睡大铺，吃大锅饭，集体出工，在黄河滩开荒，种水稻。强同学与本连几个好友爱议论“回城”之事，憧憬着住集体宿舍、月底领工资、周六洗澡、星期天看电影的城市生活。大家便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专拣脏活累活干，又写“红色日记”，往墙报上贴战表、贴决心书，争取在机会到来时，自己能被挑选上。
到了1972年12月，忽然有传说到了农场，市计委批的当年招工指标月底作废。消息还不知真假，一夜醒来，市内各工厂、商店、饭店的招工人员，蜂拥而至，挤到市郊知青农场突击招工。
知青农场都是些中学生，大家虽然也设想将来回城，却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突然。
早上起来，强同学就听见本连指导员在外面拼命吹哨子。他出门一看，原先早上出工集合的操场上，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一个人没有。招工的消息传开，全连同学连夜回家找关系、找后门，连假都顾不上请了。指导员是公社派来的干部，哪里知道这中间的事情。他声嘶力竭喊叫着，毛主席语录和土政策交替使用，最后缩着脖子来了三五个人。农场昨天还“战天斗地学大寨”，今天却冷冷清清，只有几条狗还在食堂前转悠。
那几天，从市内到郊区各知青农场的公路上，奔跑着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走马灯一般。这是家长们显身手的时候，轿车、吉普、大客车、大卡车、翻斗车、大公共，甚至连洒水车、垃圾车、拖拉机都出动了，连夜到农场拉学生。那时候不像现在，虽然马路窄，车辆多，人们还能讲点规矩，所以还不至于堵车。
社会就像施了魔法，人们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一夜之间，离开农场的同学们又回来了。为什么走？为什么回来？谁也不说话，四周静悄悄的。每个人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动作晚点的抓紧准备材料；门路通畅，下手早的几个人，已经开始整理行李物品了。
此时，同学们心里牢记的只有爸爸妈妈的教导：对谁都不要相信，遇人多个心眼，说话留有余地，问什么都假装不知道，只摇头就行。后来，有人总结说，那时看似走向目的地，其实，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其实，这时候最忙最操心最担惊受怕的还是家长们。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到1972年，各种事端、弊端、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真实面貌已经被反应到城市，上山下乡是条什么路？人人心知肚明。所有的知青家长，莫不为自己孩子担忧。一旦他们知道了招工消息，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处奔波，找关系，托熟人。不管白天黑夜，无休无倦。
父母分工此时一清二楚，出头露面跑手续的是娘，坐镇后台动用关系的是爹；有本事大的家长，拿着好几张招工表，送到孩子面前任其挑选，窃窃私语；也有当爹的亲自跑到农场，满头大汗，兴奋不已，明眼人一望便知，这已经动用预备队了，家里资源基本耗尽；当然，个别有权势者，不用亲自动手，自有秘书来办手续，坐着上海小轿车，或者北京吉普，车停下半天不开门，下车又颐指气使，吆吆喝喝，自是一番风景。
同学们原本平静的心被彻底打乱。原先朝夕相伴的好友，现在突然变得鬼鬼祟祟，做事遮遮掩掩，似乎见不得人。农场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失去了往日的生气。
也就在这时，那些两年前走向广阔天地的学生，才算迈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迈出由学生转为成人的第一步。
强同学属于家里毫无办法的那种，只能听天由命，悲哀的看着别人。一天夜里，他被一阵轻轻的抽泣声搅醒。起身看时，通铺的尽头，一位同学掩着被头在哭。强同学爬过去好言相劝，还念了墙上贴着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几条豪言壮语。那哭泣者抹着泪说，我也不是怕当农民，我就不明白，原先说干得好了就可以回城，我就好好劳动，每天晚上打着手电写红色日记，指导员都看见了……说完他又哭。另有几个同学也披着被子围过来，大家都劝他。有人说，也不知道这算不公平呢？还是领导骗我们？也有人笑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聊当自慰罢了。
又有一次，已经半夜了，连队指导员敲窗户叫起强同学等人，说旁边一个宿舍有几个人不见了，赶快去找，怕出大事。强同学几个人连忙拿着手电筒寻找。四处墙角旮旯，涵洞土坡，寻常男女幽会处都找遍，就是不见人影。直到后半夜，才在场部后面的粪堆旁，发现几个醉倒在地的人，躺在粪土里，嘴里吐着白沫子，都已经冻僵了。强同学他们赶紧将几个醉鬼搬进宿舍，捅旺了火，又每人剥脱干净，盖了几床被子，捂了好一阵，几个人才醒过来。醒来便“爹啊！娘啊！”哭喊着，闹了半宿。强同学他们几个鼻酸，围着看，没有说话。
强同学说，我比较懦弱，连喝酒都不敢，更不敢哭爹叫娘了。
有一天，指导员叫强同学帮忙，带着一个干部到公社去办几个同学的招工手续。
强同学到了公社，找到办手续的地方，只见人头攒动，各家来办招工手续的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像赶庙会。其实也无所谓办手续，只在一摞子填写好的表格上签字、盖章就行。
盖章的只有一个人，在一间小屋子里。强同学他们挤进去，见几十个人围着屋子中间一张桌子，吆吆喝喝。盖章的是个中年人，面前一摞子表，他不断的翻动，签字、盖章，其他人站在一旁，满脸都是焦急，有人站在桌子上、椅子上，还有人站在床上。
屋里人虽然多，吵吵嚷嚷，但是谁先谁后，人人心里明白，所以也没有争抢，耐心排队而已。轮到强同学带来的招工干部，盖章的人翻看表格，说，少了招工单位一个章，回去补吧。那人好不沮丧，又无奈，只好交代强同学等着，他回去补办。等最后盖完所有的章，已经第二天凌晨三点了。
还有的农场，开大会宣布招工名单，一共招多少人，男生多少，女生多少，明明白白。看似公平，其实也是内定，全在幕后商量，后门、关系早已走到。国营工厂，车钳铣刨镗好工种，早已名花有主；少数几个积极分子虽榜上有名，不过陪太子读书而已。
真应了那句话，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个不散的筵席。都说是否极泰来，又谁知乐极生悲，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一天，市政府宣布招工指标作废，全部招工作废。已经到了单位的学生们又回到农场。
一场闹剧收场，落幕时好不凄凉。当那些回城的同学们，又提着行李从城里回到农场，强同学他们三五个留守人员站在农场大门口，举着小旗欢迎战友归队。当晚，强同学提议，连里买了酒，熬了大锅菜，全连同学聚餐。一些女生端着大碗，喝得酩酊大醉，又相互搭着肩头，嚎啕大哭；男生则端着空空的酒碗，对着夜空嗥叫。哭声和叫喊声，在黄河滩上空飘荡……
那段苦辣酸甜的日子，不管是进到城里还是身在城外，同学们饱尝世态炎凉，受尽命运的捉弄。现实教育了大家。原来，上山下乡真正有出路的，并不是那些劳动模范、重活累活抢着干的人，也不是那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而是那些有一个好爹，有一个好娘，家里有办法，有熟人，有关系的人。
强同学说，这次招工的黑色记忆，一辈子也忘不了。是命运在捉弄人吗？宿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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