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園街露天攤販疑遭縱火，四級火警釀成6死34傷的慘劇， 是回歸以來傷亡最慘重的火警，比之前旺角嘉禾大廈火警的傷亡更嚴重。這本是社會悲劇，也是有人蓄意犯下罪行（一條街兩邊都有火頭，可見不是偶然）；但從周三曾蔭權早上的發表講話開始，焦點不是嚴打縱火狂徒，卻放在排檔管理之上。其後各方，包括區議員、周一嶽、立法會議員，口口聲聲都在講如何規管排檔。食環署署長梁卓文最過分，趁此機會表現自己「有做野」，急急數出今年度曾檢控攤販600次以上，多次強調必定加大力度管制排檔攤販。
不應指責受害人
其實排檔商販也是受害人，他們做的只是小生意，損失也必定慘重，這個冬天必定更加嚴寒。況且，意外尚可防範，蓄意犯罪的話也防不勝防，難道不去追究誰人為何放火，卻去責難唐樓和排檔容易起火？為何政府官員，要指責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
這種「指責受害人」的習慣，是香港長期以來的畸型文化。女性被非禮？一定是因為自己衣著暴露！你被打劫？絕對是因為你夜歸！美國學者William Ryan七十年代所著的《Blaming the Victim》，就是反對當時的一些研究者，把社會問題如黑人的貧窮，歸咎於黑人的行為和背景（如單親家庭）。事實上，我們在面對社會問題時，一定要著眼於背後的社會問題結構，才能持平解決問題。然而，我們的政府，卻帶頭出來，把矛頭指向受害人。
攤販不夠財雄勢大，受指責難免慌不擇路；結果排檔攤販轉向指責劏房，認為是唐樓劏房太多，阻塞走火通道，才令致傷亡慘重。看見這種弱勢互相指責、社群割裂的局面，令人不忍。劏房業主獲利豐潤，租客則是因為租不起完整的一個單位才蝸居劏房；而排檔的業權持有人也可收得不錯的租金（經濟日報報導不少攤販須把檔口分租牟利幫補，是為「劏檔」），相反檔販都是賣平價貨錙銖抵日。兩方都是肥了業主，苦了租客。
庶民走投無路
再看遠一點，太子道西的80年唐樓將會活化成「特色酒店」，該區的地價遲早飆升，政府和巿建局，地產商和收樓公司，都打著算盤。從這個角度看，政商是沆瀣一氣，對庶民平價生活趕盡殺絕。無論舊式唐樓，還是露天廉價攤販，都是其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收樓頻繁的地區會突增火災，警方卻查來查去沒頭緒。
五十年代石硤尾大火，令數萬人無家可歸，當時殖民地政府亦能面對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遂引入公共房屋系統。但今日火災過後，攤販面對嚴冬，政府帶動傳媒一面倒呼籲朝行晚拆，以至搬到更遠的地方——代價都好像要由攤販來付，再不然就是未起公屋先趕絕劏房。這絕對是管治智慧和道德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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