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文刊出不久，筆者便作簡覆，附在另寫的一篇文章之後（〈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刊11月10日） ；惟字數所限，未及詳論閻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三個弱點」論有何證據、是否失諸偏頗，以至顧文認為筆者避重就輕。過失的確是筆者的，故本文就該點作補充論述。
第一論：「驚弓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一論，可稱「驚弓論」。筆者認為，共和國六十年來無數次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敢言知識分子殘酷打擊的事例，歷歷在目而未嘗或已，讓大陸籍學者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成為驚弓之鳥，遇有重大中港政治議題或事件，除非是「隨心所欲不逾矩」者，否則難以在香港這「半個解放區」內公開表達意見。此論非如閻文所擔心的旨在抹黑大陸籍學者，其要點恰恰在於體察到「鳥」的困難處境；若真有抹黑，黑了的也只可能是「弓」。此論亦非如顧文所說，「言下之意，大陸學者就是缺乏對時政批評之勇氣」。筆者沒有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意識或潛意識，並不視香港土生學者在勇氣方面高人一等；拙文就此點寫得很清楚：「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寫包單」是俚語，「認定」的意思）同是五千年文化孕育出來的群體，其子群體之間，固然會有經歷上的差異及處境之不同，卻沒有本質上的道德勇氣高下之別。
驚弓之鳥，古往今來多的是。筆者當年在美留學，其時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台灣留學生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國讀書、工作，思想比較活躍的，無論過了多久，依舊背負舊日政治陰影，時刻留意着身邊的「五毛」（當時不稱五毛，稱「黨員學生」、「黨工」什麼的，或者乾脆稱「大使館的人」）。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無法暢所欲言，行動每受制約；一些人天真，在保釣運動中豁出去了，結果有家歸不得，家人亦受累；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完全民主化之後才消失。到了八、九十年代，繼台灣留學生有此遭遇，筆者看到的，還有大陸留學生，尤其六四之後。今天，從政治上專制高壓國家到西方留學的，還有越南學生、新加坡學生、伊朗學生、敍利亞學生……；受壓程度不同而性質一，例子縱非俯拾即是，卻可說時有所聞。《明報》20日王雅雋文章〈黨籍作為一種生活工具〉，便有一個寫得相當細緻的個案描述。這令筆者想起「驚弓之鳥」一詞的典故。讀者還記得麼？
西漢劉向《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更羸與魏王處京台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淒。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淒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止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引弓虛發」，即箭不上弦，引弦而發，虛而有聲；「孽」，這裏指受過箭傷的雁；「瘡」，即創傷、傷口；飛徐而鳴淒，行動和聲音都不一樣了。）
誠然，對「驚弓之鳥論」而言，上述都是一般常識和觀察，與標準社會科學要求的嚴格論證還有距離。然而，要作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十分困難。驚鳥豈敢言弓？萬一調查資料給「維基泄」捅出去了，如何是好？還是如王雅雋文中的內地來港博士生老穆說的那樣就比較妥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包含這類自我審查問題的抽樣資料，統計學上可歸類為刪失資料（censored data），所引起的統計偏差，一般稱作社會贊許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具體所指，負意義的稱謂更為貼切：政治壓迫性偏差）。不過，容筆者反問：若說本地大陸籍留學生和學者當中沒有「驚弓之鳥」問題，倒是顛覆了常識、違反了直觀的說法，不是更需實證，而且證明定必加倍困難嗎？解此難題，大概要等到像台灣社會那樣動態穩定，「弓」不存在了，政治鎮壓用的武器鍛成農具了，才水落石出不證自明（台灣立法院本月8日三讀通過法例，取消了「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禁令和人民出入境必須申請許可的規定，政治上達到全面自由）。
大陸、乃至香港，會有政治上達到全面給人民自由的一天嗎？難說。此前，道路一定還十分曲折。就拿拙文刊出之後的一些「小事」為例吧。筆者也算是個「海歸派」，早年在美讀書教學，那是不少人包括筆者的一些黨員朋友都清楚知道的；可是，在三篇撻伐我的文字當中（不記得是哪一篇），我那幾年的讀書教學竟變成「在美國受訓和工作」，「中情局」三字差點沒說出口。枉筆者那些年思想變得左傾，回港後殫精竭慮為愛國事業工作十餘寒暑，如今說話不中聽，便得此下場。想想，其實並不奇怪，數不清的四、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後來被打成叛徒、特務，遭遇悲慘千百倍，都是因為說話不中聽。陳年往事不必詳說，筆者這個老海歸剛得到的待遇，無疑也是給本地大陸籍學者的一個不怎麼客氣的警告。「弓」還張着，「鳥」驚不驚？
第二論：「株連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二論，即「株連論」。古有誅九族，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明成祖殺方孝孺，誅其「十族」，即九族加門生。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有罪，受牽連的何止十族，連同事、朋友也遭殃。文革永遠過去了麼？筆者看未必。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提倡民主，還不像現在那麼提心吊膽會出事；那時提起「紅歌」，人所不齒，現在有領導在發動。當然也有黨內高層反對，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國進民退了，不是社會主義回朝，而是國企給既得利益瓜分，保障既得利益最終要靠法西斯。這不一定發生，但只要有一成機率，文革株連家族的陰影便在，大家便得「想想內地的父母」。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這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難道共和國人的心理特質沒那麼幾年就徹底改變了？
或曰，驚弓的，怕蛇咬的，只是少數思想出軌者，絕大多數人都是「隨心所欲不逾矩」，感覺自由得很；至於對付幾個出軌者，乃是社會穩定所需，「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古已有之，無可厚非。不過，筆者有另外一個看法，希望給閻教授、顧院長參考；講得比較抽象的話，希望二位學者不介意。有一種博弈有這樣的設計特性：弈者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因為走到非平衡路徑上的代價太大。這時，觀察到的是，絕大多數甚或所有弈者都自動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只有因為受一些隨機因素影響，極少數人偶然脫離平衡路徑而須付出高昂代價，從而可讓其他弈者看到後果而知所行止。通俗一點說：猴子都乖，可能是牠們本性真乖，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牠們見到雞給殺了。同理，多數人不逾矩，可能是因為看見少數人逾矩的經歷太悲慘而已，而不是隨心所欲而仍有的結果。當然，兩種可能性都有，但這已足夠讓筆者的第一、第二論成為一方之言（哪怕只是有足夠旁徵而尚待科學實證之言），可議論批駁而不應受無端撻伐。
順便一提：筆者的第二論指「本地大陸籍學者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強調的是政權力量發功，而不是指責大陸籍學者不敢批評時政；兩者有分別。筆者深責的，始終是「弓」不是「鳥」。
第三論：「合作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三論，可稱「合作論」：「文化背景關係，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這裏說的文化背景，指共和國六十年而非指華夏五千年。其實，與專制政權合作者，無論自願或被迫，古今中外都有，關乎這些政權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些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史實，或可作為參考，惟篇幅關係，明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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