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國提名前香港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女士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最終高票當選，成了首名出任重要國際組織領袖的華人。她的任期到2012年終結，競選連任自然獲得中國全力支持，最終更成為唯一候選人，篤定連任成功。無論對她的政績評價如何，這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案例，足以說明香港對中國軟實力的潛在價值。
當我們回顧這兩次、特別是2006年的選舉，會發現其實單就專業履歷而論，陳馮富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都不能算得上是完美人選。國際頂級衛生期刊《刺針》(Lancet)在對比所有候選人素質後，認為陳馮富珍「在政策執行和制定方面都經驗不足」﹔世衛從前對她的介紹，只略略提及她「有效地處理了本土禽流感和非典爆發」，其他人的國際經驗都是長篇大論。反而北京著重推介她的西方專業背景和技術專才身份：「陳醫生任衛生署署長期間，管理七千名文化及專業背景各異的員工及近五億美元的財政，成功展示了她在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方面的能力。」
但就算要論這些能力，就是中國內部也有更「主流」的其他選擇，例如出自中國本土的劉培龍醫生。劉培龍在法國雷恩大學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1972年開始從事有關非洲的衛生及健康事務工作，1998年出任中國衛生部國際合作司司長，負責中國和世衛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協調，國際經驗遠比半途出家的陳太豐富。2003年，當時的世衛總幹事南韓人李鐘鬱原希望提名陳馮富珍接替大衛·海曼(David L. Heymann)出任傳染病科行政總監，據說北京卻支持劉培龍，妥協結果是李鐘鬱委任一名非洲加納專家出任傳染病科總監，劉培龍出任助理總幹事，陳馮富珍則出任人類環境保護司司長。這反映中國領導對陳馮富珍這名香港官僚原來並不完全信任，她在國內似乎也不是眾望所歸。
直到世衛總幹事公開競選，劉培龍被視為對西方行政體系接觸有限的、在非典危機與中國威權政體合作的華人，勝算被評估為不高。那時候，陳馮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術官僚包裝，才變成北京的秘密武器，足以淡化北京處理非典的封閉形象。即使陳馮富珍在香港處理2003年的非典危機備受批評，她在這樣香港這個西式政體的行政管理經驗，已足以把其他中國內地競爭者比下去。
事實上，從世衛選舉可見，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國吸納進跨國體系領導層，另一方面卻對中國人掌握國際組織依然有戒心。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來共產國国任命實權人物的典型慣例（政治學的所謂nomenklatura任命），被認為通常禁止官員在國家利益受損時公正行事﹔二來中國的單一政體與西方的分權制衡理念機制相悖，例如中國農業部一名官員賈幼陵反駁批評中國應對非典措施時﹐曾私自引用「陳馮富珍和世衛支援」，其實那時世衛還未發出官方聲明。在中國唯一有分權傳統的非單一政體﹐就在香港了。
陳馮富珍私下對北京的支持自然表示高興，但在全球舞臺上，她很懂得強調其「全球化」的身份﹐與北京保持禮貌的超脫距離。她上次當選後的就職演說﹐就刻意淡化中國色彩：「所有的地區、國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這是一個全球的衛生組織，我們的工作必須關注到每個人、每個地區的生活。」在演說中，「中國」、「北京」、「中央政府」這樣的詞彙幾乎從沒有被提到，「全球」和「國際」這兩個詞出現的頻率則最高，達14次。在記者招待會，她不管香港記者的要求﹐堅定拒絕使用母語廣東話：「我不能給你們特別優待。」更教內地民族主義者感冒的是﹐她自稱「國際公務員」﹐說「不再想我的國籍，把它放在身後。」
上述競選方針不僅沒有讓北京不快﹐反而受到鼓勵。為了確認陳馮富珍的「超然」，中國官員屢次否認對其日常工作有任何幹預，甚至將她稱為「鐵娘子」，以塑造大公無私的形象——其實諷刺的是，香港人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看她。競選結束後，她和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分別召開記者招待會，就宣示了他們的各自獨立。筆者曾訪問參與陳馮富珍競選的香港官員，他們明言說由於陳馮富珍可以同時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份與北京交流，既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最理想候選人，同時也是讓中國遵從國際標準的最佳人選。假如她在整個任期保持超然，適當批評中國衛生狀況，那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會是正面宣傳，反映中國在全方位擔當「負責任國家」，也證明中國擁有「國際級」人才。
「香港殖民地餘孽」的「亞洲大統戰」（下）
陳馮富珍的成功案例，除了對中國外交有一定價值﹐同時也是北京對亞洲、對日本、對台灣傳達微妙訊息的途徑。在當年的競選﹐日本的尾身茂是首名申明要角逐世衛總幹事的候選人，他被吳儀評為陳馮富珍「最強勁的對手」。陳馮富珍的參選﹐被亞洲不同地區傳媒視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一場外交競賽。在日本﹐就一度有傳說中國最初提名陳馮富珍的動機﹐根本不是競選總幹事的職位，而只是要破壞日本的競選。香港主要的天主教期刊《公教報》曾發表評論﹐認為陳馮富珍的當選﹐只是基於狭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驅動，「與球迷盲目支持地區球隊無異」。另一方面﹐尾身茂雖然也獲得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支持，但強調競選與地緣政治無關，多次說希望與陳馮富珍之間的競爭不會影響未來的中日關係。
假如這算是中國的一場勝利﹐勝在哪裡﹖可以說﹐陳馮富珍的殖民地管理經驗﹐不但相比於其他中國候選人有優勢﹐就是相比於日本候選人也有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陳馮富珍的官方介紹不局限於她的個人經歷，也刻意提及她在英國殖民政體獲得的、也許不很政治正確的榮譽：「1997年﹐她榮獲英女皇伊麗沙白二世頒授官佐勳章」。吳儀在公開場合﹐多次以陳馮富珍的英文名子「Margaret」來稱呼她﹐我們難以想像大陸官員會這樣稱呼他們的其他同事。當這樣的形象包裝﹐結合了中國外交方略﹐訊息就十分明顯了﹕由於今天的中國比英國強大﹐所以前殖民地官員才願意效忠北京。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在競選時預言，陳馮富珍的經歷﹐會對過去十多年都申請作為世衛觀察員、但一直都不成功的臺灣﹐產生「積極影響」。在北京看來，陳馮富珍的身份毫無疑問是「泛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假如有台灣專家願意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可以當陳馮富珍第二。當然，臺灣認為北京再三阻撓臺灣加入世衛是基於政治動機﹐目前不可能考慮類似方案。但在當代國際關係﹐起碼在世衛競選﹐有其潛規則﹕即使北京提名台灣候選人﹐也不一定要台灣候選人完全代表北京。在同一屆世衛總幹事選舉﹐敘利亞就提名了黎巴嫩人卡瑪(Karam Karam)參選﹐無論敘利亞、黎巴嫩關係如何密切﹐哪怕敘利亞把黎巴嫩視為實質上的附庸國﹐黎巴嫩候選人當選了﹐也不可能完全代表敘利亞利益。這類在主權層面的彈性﹐未來會越來越多﹐也會在兩岸互動當中越來越重要。
諷刺的是﹐作為陳馮富珍的前體系﹐香港特區政府在競選中﹐卻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上屆競選，香港的愛國媒體多次呼籲﹐特區政府要為陳馮富珍提供「全面支援」﹐但這涉及一國兩制的敏感邊界﹐無論如何支援﹐都難以面面俱圓。香港究竟政府做了什麼﹖據了解﹐特首曾蔭權為陳馮富珍與各國總領事安排了幾次象徵性的聚會﹔香港海外經濟辦公室接到上級指令﹐要「在方便的情況下」﹐為陳馮富珍做軟宣傳﹔港府派了一名級別不高的政務官章景星（還有作為選舉最後一天中方團隊成員的衛生署署長林秉恩）﹐為陳太在日內瓦提供「後勤服務」。據當事人所言，這些「服務」包括幫助陳馮富珍與香港政府聯絡，搜集媒體和業內人士的評論等﹐而已。至於在這次連任選舉，似乎除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發佈了一個支持電文，就沒有下文了。
這些支援究竟是否足夠﹐並沒有客觀基準﹔陳馮富珍本人在香港的支持度又多高或多低﹐同樣言人人殊。重要的是﹐香港對是否有責任協助中國外交這一基本問題﹐一直未有共識。當時就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質疑﹐政府派出行政官員協助陳馮富珍競選、並將日內瓦辦公室借出的做法，並不符合一國兩制﹐因為他們只把陳馮富珍視為一個不應享有特權的「退休公務員」。此外﹐也有議員批評特區政府「侵吞」信託基金來支持陳馮富珍。這些問題，設計一個核心課題，就是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獨特身份協作中國外交事務，香港特區政府有哪個對口編制可以承擔這功能，它與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合作應如何理順等等。但無論如何，這案例正面肯定了香港人相對於內地人的優勢依然存在﹐開啟了港人參與國際組織的公式﹐對香港也是難得的宣傳。有外交部官員私下談話時甚至曾透露﹐北京正考慮「複製」陳馮富珍模型﹐擬邀請另一港人競逐國際組織。這類嘗試，正是一國兩制的彈性所在，也是一國兩制應有的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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