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檀香山演讲时表示：“中国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
胡锦涛的演讲直指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一命题，虽已成社会共识，但推进效果却不理想，甚至有倒退之忧。正如吴敬琏教授在财新传媒年会上坦言的：“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的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改革的目标是清楚的，但后来发生了放慢，甚至有部分回潮。”
回顾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奇迹。成就这一奇迹的正是“改革、开放”四个字。“改革”之成绩，集中体现为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放”之关键一跃，则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两个事件，构成了过去20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内生原动力和外部压力，互相促进，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关键。那些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的论调，实为大谬。
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除了领导人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之外，也和当时巨大的改革压力有关（例如大量国企濒临破产、银行体系坏账超过30％等）。然而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和政府财力的增强，出现了利益固化的现象，改革步伐明显放慢。究其原因，则在于改革步入“深水区”，政府部门成为了重要的利益集团，改革陷入了政府“自己改自己”的悖论。政府热衷于经济建设而偏废了公共服务职能，这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因素，而且日益成为阻挡经济发展的路障。
其一，央企垄断破坏公平竞争、滋生腐败。垄断是市场经济天敌。中国虽然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一直不敢直面央企垄断问题。虽然央企数量从2003年初的196户减少到2010年6月底的125户，央企垄断却有加剧之势。在石油、电信等行业，虽然行业内并非独家垄断，但都属于国资委旗下的“共和国长子”，在发改委“指导价格”的格局下，难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垄断不仅导致了价格居高不下（如油价和通信费用），也为垄断企业内部严重的腐败制造了温床。近年来石油和电信系统的腐败窝案层出不穷，即为例证。
其二，地方政府热衷于经济建设，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严重影响了执法效力。近年来越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危机和拆迁危机，其背后都是法治危机，而法治危机的根源正在于司法系统独立性的缺失，司法时常不得不服从于地方政府的GDP冲动。对地方官员而言，GDP不仅意味着政绩、形象，更是“寻租“的良机。
其三，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和太大权力，导致“国富民穷”。除了国企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财政收入的25~50%。政府部门也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IPO、行业进入壁垒等等。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财政收入被大量用于三公消费和“铁公机”，而不是民众企盼的教育和医疗领域。政府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的背后，则是房价日渐远离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在这样的资源分配格局下，要实现靠居民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转型，实为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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