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国际经济正处于危局之中。大家都知道危机会随时发生，所不能确定的是危机到底什么时候会爆发。这种危机感对于社会的各个群体都是真实的。对普通老百姓尤其是穷人来说，随着物价的不断变动，生活越来越拮据。中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大力的挤压，有倾向于再平民化甚至贫穷化的趋势。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似乎山穷水尽，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危机的举措，很多政策表现得越来越自私，即只考虑本国并且是眼前利益，结果导致更大的危机。
即使是在危机中正在大发横财的金融阶层，也感觉到了危机的真实性。这个群体属于少数，他们是危机的真正受惠者。各国政府为了应付危机，动用纳税人的钱给金融行业注入了大量的支持，使得“危机”变成了“机会”。但是，即使他们也知道，经济的这种运作方式不可持续，只不过是这个群体也难以在任何意义上，超越自私，为他们自己长远的利益着想。相反，他们正在变本加厉，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大捞一把。
各个阶层的人们等待着的危机，既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延续或者恶化，也是各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无能拯救危机或者拯救危机无效的结果。危机发生了，大家自然希望有拯救者。那么，谁是拯救者呢？市场还是政府？西方还是非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美国还是中国？
至少到现在为止，人们对所有这些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没有答案自然就没有信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忙于拯救经济，对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各国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不仅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有了恶化，甚至又出现新的病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政府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推出所谓的“救市”方案，把大量资金注入金融市场，金融业开始复苏。但不久很多信奉市场的观察家开始盲目乐观起来，叫嚷着要赶紧“退市”，即政府从市场退出。因此，人们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如何“退市”。但没有想到，退市政策还没有执行，新一波的经济危局又来临了。
很显然，2008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局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欧洲和美国，危机的表现形式不很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则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高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这是社会主义过度的产物。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那么高的社会福利。而欧洲的政治制度迫使政治人物继续通过政治方法来维持这种社会福利，危机成为必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成分不像欧洲那么高。但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意在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不过和欧洲不同，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和规制，最终也出现了问题。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与其发动的反恐战争、侵占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也有关联。战争所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也是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这也促使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两大制度性矛盾让危机不断
自从危机发生以来，不能说西方各国政府不努力。实际上，各国已经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应付危机。问题在于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努力却不能应付危机，反而眼睁睁地看到危机的深化甚至发生新危机呢？这就需要人们“从现象看本质”，超越危机现象，深入到西方经济制度的内部，找到产生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不难看到，西方今天现在正面临着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既是危机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难以挣脱危机，更使得新危机不断产生。
这里先先来讨论第一大矛盾，即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金融或者货币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或者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或者制造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首先应当说明的，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然不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和实体经济（制造业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后者服务的，金融就是要为实体经济融资。尽管金融资本也有“投机”性，但这种“投机”性的交易还是和实体经济相关。
但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那里，“投机”或美其名曰“金融工程”本身就变成了主体。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为了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这一套利过程，又是通过无数的“衍生产品”来实现的，而衍生产品的本质，就是根据市场价格变化设计，并通过各种市场变化来获利的“风险规避工具”，抑或数学化的赌具。因此，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也被称为“赌场资本主义”。
在过去的工业资本主义那里，人们通过勤劳工作、创造发明而致富，而现在这些品德在金融资本主义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成功的因素，例如勤俭、节约、勤奋努力等美德，已经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抛弃。与产业资本密切的经济民族主义也荡然无存。如今的许多投资银行家是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的人。从前有个“美国梦”，即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这个梦现在不再现实。金融资本主义不需要传统意思上的勤劳、努力等美德，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当今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不必依赖前者。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给实体经济融资，这是金融资本本来的意义。但今天的的金融资本主义的目的已经不在此。金融资本控制大量的资本或者货币，其目的是为了更大量的资本或者货币。
金融资本主义扼杀经济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货币资本主义。因为实体经济仍然依赖于金融资本，今天很多制造业已经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控制。金融资本也已经不是为了实体经济的创新，而是在扼杀着大量的技术创新。一旦金融资本感觉到一种新的技术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冲击的时候，拥有庞大资本的金融业就会买断技术发明。
从前，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大鱼吃小鱼”，至少大鱼把小鱼吃到了肚子里，养大了自己。但现在不一样。金融资本只是把“小鱼”杀死，弃之于垃圾，免得“小鱼”日后长大威胁到自己。（由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巨大的变化，原来经济学的货币和实体两分的概念不存在了。金融资本既控制货币发行，也成为了最大的“实体”，居于当今经济体系的核心。）
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明显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例如华尔街）往往是“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其逻辑就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倒；因此，你如果还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须把我救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为了拯救经济，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纳税人的钱来拯救美国的金融业。但是，荒唐的是，金融业的复苏并不表明实体经济的复苏。因此上面提到的单向面的依赖缘故，金融业一旦被救活，它根本没有意向来挽救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相反，金融业还是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当然，除了威胁政府，金融资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那么多年了，这个思想还只停留在思想。要把此思想转化成为政策和法律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金融业用其巨大的财富力量在背后作梗。即使是像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促成美国政府推动这个立法进程。
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不产生就业是当代金融业的性质决定的。首先是全球化。金融资本最具有流动性，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资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金融业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并没有意图来扩大国内的投资，拯救实体经济；相反，它仍然流向海外发展中国家，因为在那里，它可以获取远较国内高的收获。
其次是当代金融业的技术性质。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电脑化的行业。从其所雇用的员工的结果来看，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那些毕业于著名大学的优秀分子，也即金融工程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雇用的大量雇员。因此，华尔街在不断制造着富翁的同时也在解雇大量的员工。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最近抱怨说，失业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危机”。这两个特点，加上上面所说的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扼杀，表明如果金融资本主义照此发展下去，其越发达，就业情况就会更加糟糕。
金融资本天然的反民主特质
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如果用马克思的术语的话），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决定的。只有当一切货币化了的时候，它们才可能成为“流动性”的一部分，才可以进入金融交易的过程。金融资本要求各国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要求开放资本账户，要求用货币来量化财产的价值，等等，这一切都不难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金融业也不需要传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即避免政治权力的干预。相反，在很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需要政治权力来帮助推进事物的“货币化”进程。这典型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和专制政权之间的精诚合作。在一些专制国家，私有化运动远较民主化国家来得有效和彻底，在那些地方，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推动了私有化运动，私有化又推动着“货币化”，最终又服务于资本与权力。
诚然，并不是说没有政府认识到货币化的弊端和恶果，但几乎没有政府能够拒绝金融投机为其所带来的“快钱”（短期内的经济景气），并美其名曰“生产效率”。这方面，美国表现得最为显然。因为政府需要大量的钱，就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让金融投机大行其道，在国内和国际兴风作浪。对美国来说，因为其金融系统控制了整个世界，美国通过其金融业的投机，把其他国家已经货币化了的财富转移到美国来。有这么大的好处，美国政府是不会对金融业实行真正有效的监管的，尽管金融业这样做也在其国内制造很多问题。
有人指出，如果当时奥巴马政府不雇用金融业者，而是来自实体经济部门的人来做政府的经济顾问，情况可能所有不同。这话并非没有一点道理。雇用金融资本者做顾问，或许能够看到金融资本是如何操作的，但是政府则很难对金融业出台真正有效的管治和规制措施。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奥巴马政府或者当今的其它政府，也都是GDP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作怪。金融业是来钱来得最快的行业，有哪个政府真正想限制其发展呢？很多国家的政府宁可等待着未来更大的危机，也不愿或者没有实际能力来促成金融资本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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