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專制政權合作，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古今中外都有，主要源於專制政黨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段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歷史，能說明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味一下國人自己的一些家事。「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內戰期間，蔣介石搞白色恐怖，中共知識分子黨員如瞿秋白等，殺的殺、抓的抓；不過，蔣對一些沒有黨籍背景的左翼文人如魯迅及很多後來稱為「民主人士」者，還是網開一面，作品依然可以出版，而且十分流行。不幸，解放後，這一批硬骨頭當中剩下來的，七批八鬥之後，很多捱不過文革；然而，到了今天，令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傷感的，恐怕已經不是誰給打倒誰被鬥死，而是前不久披露出來的一些檔案，記錄了大陸最高級知識分子層當中發生的兩起臥底告密、出賣摯友的事件，其一是畫家黃苗子出賣聶紺弩，其二是翻譯家馮亦代出賣章伯鈞。
知識分子 飽受控制
患難之交，本應相濡以沫，黃、馮的行為，的確令人難過；不過二人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與政權合作並非賣友求榮而是賣友避災、賣友求活。共產黨歌頌那些與自己的政敵鬥爭的硬骨頭，但當發覺這些硬骨頭不很聽話的時候，卻翻臉無情絕不心慈手軟，或奪其帥，或喪其志，直逼得一些人要出賣朋友。其實，不必說大陸，便是香港的左派圈子裏，也有過很令人痛心的例子。時代也許不同了，中共的政治哲學卻於根本處未變，其控制知識分子的方法更多樣化了。這就是筆者所指的大陸籍學者背負着的文化背景，是高度專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會說，現今一國兩制之下，大陸是大陸，香港是香港，這裏是安全的，況且黨說明不在此地活動。也許如此，不過筆者提供一個在「一國兩制」之下，專制政黨在另一制裏大規模主導秘密賣友交易的事例，供大家參考。本月24日，德國的新聞周刊Der Spiegel報道了一批新整理的前東德國安部原始檔案資料，消息令德國人震驚。原來，東德政權崩潰之前，德共在西德發展了數以千計的線人，光是西柏林，便有五百四十二個。這些人分布在西德的大學、政府、軍隊、教會、政黨、工會、社群裏，打很多小報告；其中一個名叫Josef Frindt，竟是西德Muenster市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不久前才過身，生前一共打過九十五份小報告，對象都是他的同事、朋友、教會中的信徒，還包括一位名叫拉辛格的年輕教授（Joseph Ratzinger），也就是今天的羅馬教宗。
Muenster當時是人口十萬左右的小城市，線人一共十六個，被監視者卻多達四百名。滲透得最為嚴重的組織，大概是社會民主黨了（此黨乃當今德國第二大黨，亦是該國最老牌政黨，前身於1869年由德國共產主義運動著名領袖Bebel和Liebknecht所創，後來的領導人包括修正主義大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德國分裂時代，此黨只在西德運作）；黨員當中，起碼有七十八個線人，其中十三個專注該黨中央委員會各成員。滲透到最高層的線人，要算此黨西德前總理布蘭特的助手Guenter Guillaume。此前，德國人以為東德國安部只監視東德境內居民，現在才知道德共的線人系統比想像的厲害得多，伸延很遠，深入另外一制。西德境內的那些線人，很多在東德那邊有親屬，後者往往不幸成為活人質；Frindt神父的姐姐便住在東德，他是否因此被迫當上線人，今天已難考證。
關係趨冷 觸發「熱戰」
更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許要明白，共產人做事強調「目的理性」，手段無分好壞，有效便是一切。比如說搞選舉，既可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合法爭取選民支持，但如果有助致勝，運用一些非法手段如種票等，亦未嘗不可。
誠然，這些都只能算是重要旁徵，雖可歸納成為直觀結論（上述第三論），但如何進一步嚴格地用社會科學方法實證，則是難題。筆者當然希望，我們香港這一制，這方面有別於大陸那一制，也和德國人的經歷截然不同。不過，大家也應看到，相反的結論，不僅求證更難，而且擺在如此可鑒的歷史資料面前，更是反直觀的。
話說回頭。閻教授和顧院長的文章，還就本月4日拙文提出另外一個批評。若筆者沒理解錯，兩位的意思是，對一個社群的部分不指定成員作負面批評，無論正確與否，都同時會對社群的所有成員造成傷害，因而是不公平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若所有這類批評因而都不容許的話，對實際整體均衡卻有不良影響。美國的種族關係中，最先出現 「政治正確」一詞，指的就是評論者不得對特別是弱勢族群作負面批評、論述或作出後者認為不當的稱呼。社會按此規矩運作，確能減少族群之間的語言摩擦，好像和諧了；但事實上，「不對罵」往往演變成「不對話」，族群之間愈來愈疏遠，對他方的言論愈來愈敏感，關係趨冷，偶然碰撞，便可能觸發「熱戰」，結果令弱勢族群更難融入主流社會，靜態和諧的代價是動態不和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若只有對罵沒有對話，則最終大家都損失。
事實上，習慣在重要、敏感問題上作精誠而公開的觀點交鋒，是一個自由社會的重要財富；回歸之後香港政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始終值得慶幸。面對兩難，怎麼辦呢？筆者提供一個意見：分清對社群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若是善意，則就算包含一些負面的，亦應視為可。當然，善惡意有時難分，而且就算善意，亦難免除上述提到的不公；不過，這個規矩的總體社會效益比較大，長遠對少數社群也是好的。
「弓」若收斂 「鳥」或好過
「三個弱點論」是善意之論。筆者認為弱點不源於大陸籍學者本身，而是這個社群的周遭環境及六十年文化背景造成，問題在「弓」不在「鳥」。而且，論點提出之後，經社會討論，多人關心了，「弓」也許要收斂一些，知所檢點，「鳥」就可能會好過一些。
此外，閻教授和顧院長提出的另一觀點無疑也是對的，即實踐或強化學術自由，不一定要公開針砭時政、大聲疾呼；筆者也許對此點強調不足。顧院長提到，老師在論文中、課堂裏、下課後，與學生無拘無束討論問題，也是重要而有效的實踐，此點筆者完全贊同。事實上，4日的拙文沒有要求大陸籍學者一定要這樣或那樣做，反而是說，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各自的處境裏，力所能及地發揮不同作用，便是最好，有聲輕聲無聲都可以（見該文末尾二段）。美國有喬姆斯基、克魯明那樣公然挑戰政經主流的學者，也有在校園裏默默耕耘的無數勇士，二者相生，她的學術自由才有以為繼。
最後，筆者想作一點申辯。顧院長認為，筆者提出「三個弱點論」，必是覺得大陸籍學者不能擔負起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堅角色。事實上，筆者4日的文章裏沒有這個意思，反而是認為，從趨勢看，這個中堅角色，遲早得由大陸籍學者負起，而且因為他們是過來人，最清楚失去學術自由的可怕——不僅僅學者運交華蓋，整個民族也掉進災難深淵；因此，這個學術群體最具捍衞學術自由的潛力。這個「過來人論」是首要的，然後才是「三個弱點論」。
熬過悲劇 還需要鶚
寫這一組文章，筆者多次提到「鳥」，這裏再用另一個「鳥論」作結。
希臘文化以鶚（貓頭鷹）象徵智慧，因為牠能在黑暗中視物；智慧之神雅典娜之伴，便是一隻鶚。雅典娜在羅馬神話中的名字是Minerva，因此，西方學術傳統裏有所謂Minerva's Owl這個意象。此意象有兩個不同涵義。尼采以鶚只在黑夜來臨之後才展翅，遂以之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歷史是發生之後才可解的，思想家解釋歷史，悟性往往來得太遲。這是悲劇涵義，另一涵義卻可振奮人心：鶚在黑夜裏，目光如炬洞悉一切破曉方休，因此可看作是文明的終極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last resort），人類一旦失落在黑暗的長夜裏，只有靠鶚的眼，才能生存到天亮。筆者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兩個涵義並不矛盾。知識分子熬過那段悲劇歷史之後，明悟了，也就是所謂的「過來人」；但長夜還未破曉，還需要鶚。
僅以此雙重涵義的鶚的意象與閻教授、顧院長以及所有本地大陸籍學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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