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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7 October 2011

回顧曾蔭權六年施政

(刊於2011年10月26日明報)

1990年,英國首相戴卓爾人夫人離任在即,在唐寧街向公眾道別,留下了這一段話:「經過11年的執政生涯,我今天最後一次離開唐寧街。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相比11年前我上任的時候,今天的英國已經變得更好。」(We’re leaving Downing Street for the last time after eleven and a half wonderful years and we’re very happy that we leave the United Kingdom in a very, very much better state than when we came eleven and a half years ago.)

政治人物即將離任,媒體都會總結其功過是非。而要客觀評價政治領袖的施政成敗,其中一個角度是檢視社會的主要環節,相比他上任之時,到底是否變得更好。

早前,特首曾蔭權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傳媒紛紛為他的六年施政「埋單計數」。曾蔭權在2005年發表首份施政報告,以「提升管治能力」、「創建和諧社會」及「全面發展經濟」為施政願景。六年後,要公正評價曾蔭權的施政表現,我們正好檢視政府管治、社會和諧及經濟發展三方面,是否比他上任時變得更好。

「提升管治能力」?管治能力持續不振

首先,曾蔭權未能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新力量網絡的研究顯示,曾蔭權政府在過去5年的立法議程中,合共提出了134個法案,當中39個法案被擱置或押後,比率高達34.21%;而最終成功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數目為64個,「立法成功率」只有56.14%[表一]。
這個數字與董建華時代大致相若,顯示曾蔭權政府管治能力同樣不濟。事實上,過去六年曾蔭權從未提出具體的管治改革,去改善與立法會各黨派的關係。結果是政府每年都有不少的政策,因為未能取得立法會支持,而被迫擱置或押後。

「創建和諧社會」?階級矛盾日趨尖銳

其次,曾蔭權政府治港六年,不但未能建立和諧社會,階級矛盾反而日趨尖銳。中大亞太研究所的民調顯示,認同香港是和諧社會的巿民,由2006年的37.8%大跌至2010年26.5%,而巿民普遍認為「窮人與有錢人之間的矛盾」及「巿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是造成社會不和諧的兩大因素[表二]。
事實上,現時工商界對政府施政的制肘,比董建華時代更嚴重,一些有利調和社會矛盾的政策,例如競爭法、規管樓宇銷售及打擊不良營商手法等,都因為商界反對未能落實、或者被修改得形同虛設。曾蔭權無力駕馭資本家,令政府施政的中立性備受質疑,官商勾結的指控越演越烈,甚至激起社會的反商仇富、反地產霸權浪潮。曾蔭權治下的香港,已經與和諧社會的目標越走越遠。

「全面發展經濟」?貧富懸殊不斷惡化

最後,曾蔭權時代香港經濟雖然快速增長,但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未惠及所有巿民。從2005年至2010年間,本地生產總值平均增長5.2%。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統計數字卻顯示,貧窮人口由2005年的116萬人,大幅上升至2010年的歷史新高126萬人,貧窮人口比率為18.1%[表三]。
這些數字顯示,在現時傾斜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模式下,大多數巿民未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貧富懸殊在曾蔭權時代不但未見改善,反而不斷惡化。曾蔭權雖然一度提出發展六大產業、推動經濟多元化,但由於特區政府欠缺推動產業政策的能力及意志,幾年下來六大產業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少,香港經濟結構狹窄的問題,絲毫未見任何改善。

平情而論,曾蔭權上任時提出「提升管治能力」、「創建和諧社會」及「全面發展經濟」三大施政願景,其實都切中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但六年後曾蔭權交出的,卻是一份不合格的成積表:曾蔭權不但未能落實這些施政願景,政府管治、社會和諧及經濟發展的情況都有所惡化。

香港需要進行全面的制度改革

當然這些問題部分是結構性的(例如政制矛盾及商界霸權),不能全部都算到曾蔭權頭上,但曾蔭權治港六年,香港到底是變好還是變壞了,答案不是顯而易見嗎?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狀況持續惡化,明年曾蔭權正式離任時,難道他還敢於宣稱「相比7年前我上任的時候,今天的香港已經變得更好」嗎?

董落曾上,曾經令香港人抱有無限期望。曾蔭權治港六年,証明今天香港面對的種種危機,根本不是換個特首就可以解決。未來特首到底是姓唐、姓梁、姓什麼也好,香港真正需要的是進行全面的制度改革


from 大政治家 http://brian-fong.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