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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5 September 2011

传温州信用挤兑涉案几十亿 再现中国式金融危机信号?



传温州信用挤兑涉案几十亿 再现中国式金融危机信号?

从新浪微博看到一则消息,网友爆料:刚从温州回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已经有放高利贷的人逃跑了,涉及金额几十个亿!温州发生了挤兑,人心惶惶!这样下去会死人的!

温州民间借贷或陷“旁氏骗局” 资金断链蔓延

旁氏骗局(以意大利投机商查尔斯·旁兹命名,指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

民间借贷调查

4月初,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目前公开的原因为黄鹤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出逃。

4月,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企业主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

4月,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为资金链出现困境、企业互保出现问题出走,6月下旬意外回归并表示有能力还清债务。

6月初,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范某出走,估计涉及上千万元民间借贷。

6月中旬,位于乐清的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走,据传叶某欠下7000万巨债无法偿还。

7月底,位于温州龙湾区海滨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某出走,据记者了解其参股一家担保公司,涉及资金约一亿。

8月24日,位于温州瓯海区的锦潮电器有限公司老板戴某失踪,原因可能是其参与经营的担保公司出了问题。

8月29日,位于温州鹿城区的耐当劳鞋材有限公司宣布停工,传言老板戴某因欠巨债潜逃。

民间借贷断链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

记者 胡轶笛

资金拆借链条延长抬高利率

“地下票据中介”资金断链

10%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

旁氏骗局(以意大利投机商查尔斯·旁兹命名,指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

位于温州龙湾区永中街道城北村的一家电器商行,近日突然关门,当天门口聚集了许多人,这些人不是买电器的顾客,而是来兑付银行承兑汇票和讨要借款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家电器商行的老板郑某,专门买卖当地中小型企业的承兑汇票,同时也有现金借贷,涉及金额在3亿元左右,现在很可能因为担保公司之间互相拆借,而导致资金断链。

今年以来,温州当地已有近十位企业主因资金链断裂欠款出走,8月以来,温州各种企业主、担保公司出走的传闻更是越来越多。这些民间借贷纠纷背后,资金链错综复杂,拆借链条不断延长,不但抬高了借贷利率,而且开始脱离实质领域“空转”,还有少量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当地有人称,这可能会变成一场“民间金融台风”。

一位自称被郑某所骗的人士说,郑某买卖承兑汇票,可能已经有10年左右。今年6月,他将10万元承兑汇票交给郑某,并希望尽快贴现。当天下午,郑某即打回97000元,让人感觉“信誉良好”。8月初,他再次把承兑汇票放给郑某,郑某承诺免费使用45天,45天付承兑汇票上的现金,并打了收条。郑某表示收了承兑汇票后用来“进货”。8月中旬,他联系郑某,由自己贴现息,让郑某还款,但从此郑某就不再露面,连电话也不接了。

据知情人士介绍,郑某以前在当地被称为“银被”,类似现在的担保公司,现在,其直系亲属也在经营担保公司。这一次,郑某可能是因为把钱借给另一家担保公司,对方无法还钱而资金断链。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银行信贷资金紧张、企业融资难的情况下,企业为取得资金支持,便通过“地下票据市场”用银行承兑汇票获取资金,而这类“票据中介”则利用票据买卖赚取差价。一旦票据市场贴现利率走高,“中介”手中持有的票据只要出手,则会形成亏损,此时只能用后期投资人的资金支付给前期投资人,但这时却往往能给受害群众以投资安全的错觉,吸引更多人投入,因此一旦资金链断裂,损失就会暴露出来,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记者从有关方面得到证实,目前,当地警方已经受理这一案件,现正在开展调查。

今年8月以来,温州各种企业主、担保公司出走的传闻越来越多。通过介绍,记者与当地人阿南(化名)约见。阿南的家族,在温州永强经营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家族中也有人涉及民间借贷。

“说得夸张一点,现在永强家家户户可能都有钱放在担保公司,而且这种借贷的范围越来越广。”阿南告诉记者,目前永强人放款给担保公司,月息已接近2分,然后担保公司再以更高的利息放款给下家。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作出的今年上半年《温州市金融形势分析报告》称,温州寄售行、典当行、旧货调剂行等共有1000多家,其中部分机构假借经营之名,违规办理垫资业务,收取高额佣金及利息。

“资金如果只倒手一次,利率还是可以控制的。”阿南说,但是,随着市场上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担保公司之间也开始资金往来,社会资金拆借链条延长,“中间环节多了,利率也就不断被抬高,只要有人能承受得住,资金循环就不会断。只要实现了资金流动,每个环节的放款人都能吃利息获利。”

“今年永强的这一轮民间借贷引发的出走事件中,江南皮革的老板黄鹤出走,可能是一根导火索。”阿南说,在债务登记过程中,曾借款给黄鹤的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却少有上报,“为避免发生出资人争相撤资的‘挤兑’,他们只能选择沉默。要补上这个窟窿,有的人选择以更高的利息、更大规模地融入贷出,以便维持资金链。聚拢的钱越多,关系越复杂,后果也就越严重。”

高利息的诱惑,让很多普通人想尽办法盘活自己的资金,投入民间借贷市场获利。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前不久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等。但也有部分资金来自银行信贷,主要通过个人贷款的渠道间接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

初步估计,来自当地企业等经济实体的资金占30%,来自当地居民的资金占20%,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也分别占20%,其余为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等。

同时,今年上半年《温州市金融形势分析报告》指出,一些大型企业凭借资产实力、人脉关系在信贷资源分配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调查显示,大企业贷款发放率达96.5%,分别比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高出21.3和33.1个百分点。这种信贷资源分配权不均,造成一些过度融资的大型企业偏离主业经营,靠“以钱养钱”的盈利模式做起资金买卖生意。

近日,龙湾区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业经济联合会指出,今年以来,社会非法集资和高利贷活动日益猖獗,因非法集资、高利贷和赌博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或经营困难的现象屡有发生,因此联合向企业家们发出倡议:“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将积蓄的财力投入到事业发展上,坚决不参与非法集资活动,不参与高利借贷活动。”

一个温州小县城的民间借贷江湖

记者吴小敏

5月一个周末下午,温州市泰顺县城罗阳镇一个棋牌室内,张莉刚坐下来没多久,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是一个朋友打来的,说某个老板急需一笔钱,月息4分(相当于年利率48%),借款期半年。“等我一下。”张莉说完匆匆走了。半个多小时后,张莉就回来了,只是包里多了一张50万元的借款凭证。牌友们相视一笑,牌局继续,这样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跟张莉一样是民间借贷的参与者。

泰顺县总人口35万,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在浙江都是一个小县。外人提起泰顺,首先想到的是美丽的廊桥,而本地人最津津乐道的则是放利(民间借贷)。一种说法是,在罗阳,没有一个家庭不参与民间借贷。

不仅是泰顺,在整个温州,民间借贷的参与度都非常高。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前不久进行了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参与了民间借贷。

三十年前的典当行

前公务员涉嫌非法集资

吴先生退休前是泰顺县事业单位员工,他另外还有个身份——民间借贷掮客,这个身份只有圈子里的人知道,二十多年做下来,吴先生深谙民间金融“江湖”体系。

事实上,在民间借贷发达的泰顺县,很多人都像吴先生一样,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做起掮客,有的人做得久了,就干脆辞了职,做起专业掮客。

温州的民间借贷历史悠久。吴先生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泰顺县某小镇上只有两家金融机构:南边一家国有的信用社,北边一家私人开的典当行。虽然改革开放没几年,但当地人似乎并不忌讳这个,这家典当行也相当高调,门口一个大大的“当”字非常显眼。由于地少人多,泰顺人很早就在全国各地讨生活,小镇外出的人主要以建筑业为主,后来发展到做建材市场。由于信用社资金有限,所以典当行在小镇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时候的人胆子小,如果没有在外面拿到十拿九稳的赚钱项目,轻易不敢拿民间借贷,所以小镇的典当行一直平稳运行。

一开始,吴先生也把钱借给典当行,渐渐的,他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营生,于是决定利用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做起掮客。不过,吴先生在放贷时非常谨慎,上家借钱的用途是什么,风险程度高不高,一定要调查清楚才放贷,毕竟那都是大家的血汗钱。

“其实,民间借贷的利率紧跟着央行的货币政策。”吴先生说,上世纪80年代初民间借贷的利率不高,月息大约在1分-1.5分,2分很少见,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3分利,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平均利率超过3分,4分、5分也不少见。主要是通胀原因,那时候信用社的一年期存款利率达到15%,一年期贷款利率接近20%。这个高利率一直维持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后一路下滑,到本世纪初跌到一个谷底,平均利率回到1分-1.5分左右。2005年以后,民间借贷利率又逐步爬升,到今年又达到一个顶峰,去年的平均利率在2分左右,今年涨到2.5分,偶尔也会出现3分以上的高利率。

前公务员涉嫌非法集资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就算是吴先生这样谨慎的人也会踩到“地雷”。

五年前,泰顺县曾经出现过一位“财神爷”。此人名叫方朝东,曾是县里的一名公务员,曾经做过民间借贷掮客,后来下海经商去上海做房地产生意,成为上海沃盟公司总经理。深谙民间借贷规则的方朝东知道,只要有一个好的项目加上够高的利息,钱不是问题。

方朝东放风说,他在上海青浦区有个很好的房产投资项目,只要投入足够的前期开发资金,肯定能赚大钱。当然,他开出的利息更加诱人:月息2-3分,后来达到5分。

彼时正是房地产如日中天的时候,加上方朝东在当地人缘颇佳,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借钱给他。

最初几年,方朝东都按时支付本息,投资人尝到甜头后,把更多的钱往他那儿送,最火爆的时候,需要托关系才能把钱借给方朝东。最多的一个人先后总计“投资”一千多万。

看到身边的人都赚到了钱,吴先生也有点坐不住了,在通过上海的亲戚对方朝东的房产投资项目调查之后,吴先生也拿出部分钱投给方朝东。

2009年初,不少放贷人发现,原本定期到账的本息投资回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中断了。

一开始,大家也没太在意,可是,随着连续几个月都没收到本息入账后,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给方朝东打电话,发现手机已经打不通了……

随后,上海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对方朝东和沃盟公司立案侦查。2009年4月,方朝东被抓获归案。

经审查,该案涉及392名受害人,涉案资金2.9亿元,其中,已还本金1.5亿余元,已付利息6300余万元。

“其实,方朝东一开始确实是想做投资的,他在轻工城一期房产项目先后投资了7400余万元,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开发并不顺利,不过,前期钱已经投进去,骑虎难下的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借下去,拆东墙补西墙,开出的利率也越来越高,直到资金链断裂。”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满城借贷

除了那些直接受害者,大家渐渐淡忘了方朝东,而民间借贷愈加疯狂。

“其实,在泰顺民间借贷的历史上,像方朝东这样的事情并不多,大多数民间借贷都在合理的游戏规则内健康发展。”吴先生说,民间借贷大致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短期借贷,比如某个企业找到一个好项目,短期内需要大笔资金,项目结束,借贷也随着结束,这种借贷时间短、利息高;第二种是长期借贷,借方有固定的点或固定的人,放贷就跟到银行存款一样,随时存、随时取,采取这种借贷方式主要是那些已经做出一定规模和积累了较好信用的企业,这种借贷利息低,但风险小;第三种是老鼠会,比如,A以2分月息把钱借给B,B又以3分月息借给C,C再把钱以4分的月息借给D……最终这笔钱到哪里去?干什么用?多数放贷人不知道也不关心,这种借贷危害最大。其实,泰顺乃至整个温州的民间借贷都以第二种为主。

在泰顺,人们手头有点闲钱,首先想到的不是存银行,而是放贷,一些固定的借贷场所表面上看是一家公司,但本地人都知道它们的另一面。

有一种说法是,泰顺几近满城借贷。

“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吴先生说,“至少在罗阳,很少有家庭不与民间借贷沾边的,借贷已是泰顺人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谈虎色变的龌龊勾当,只不过,他们更愿意将放贷称为投资。”

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前不久进行了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参与了民间借贷。

“我们所说的高利贷一般指月息3分以上的借贷,今年借贷利率是比往年要高一些,但媒体报道的7分、8分利只是极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整个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泰顺目前的中长期借贷利率一般在2分-2.5分左右,这是真实的利率水平。”吴先生说。

记者在温州民间借贷另一个发达地区——平阳水头镇(以出煤老板著称)了解到,当地民间借贷正常的利率水平也在2分左右,2分以上很少见。

经历方朝东事件后,吴先生也开始谨慎起来,并逐渐淡出掮客角色,偶尔看准好的项目,自己拿点钱放进去,“今年的民间借贷性质有点变了,不少人只看借款人开出的利率高不高,也不想想看这么高的利率靠什么赚回来!”

事实上,退休后的吴先生另一个身份是当地法院的陪审员。“这几年,有关民间借贷的案子一年比一年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间借贷的风险在加大。”

420多个专业市场的背后

虽然风险在加大,但一个健康的民间借贷市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民间借贷这种金融形式也不应简单地全盘否定。来自温州银监分局的分析表明,在上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腾飞之初,当地企业的资金构成为银行贷款、企业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资金各占1/3。

泰顺现在还是贫困县,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但是经过最近10年的发展,民间财富已经今非昔比。在罗阳的街头,经常有劳斯莱斯、宾利等开过,奔驰和宝马也随处可见,罗阳的消费水平并不见得比温州其他富裕县差,房价也直奔万元/平方米大关,比内地一些省城还高。这一切,民间借贷功不可没。

与温州其他县市相比,交通不便的泰顺几乎没有工业,一直是温州最贫困的地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泰顺人在江苏和东北做建材市场取得了成功,于是大批泰顺人复制这一模式,到全国各地到处开发专业市场。资料显示,到2009年,浙江人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大大小小1300多个市场,其中泰顺人创办的就有420多个,主要以建材、五金、陶瓷、服装、汽配、药材等专业市场为主,全国各地的建材市场几乎被泰顺人所垄断。杭州人熟悉的三墩温州村,就是大批泰顺人聚集在那里做建材生意而形成的,严格来说,温州村其实就是泰顺村。

支撑起这一个个专业市场的就是一笔笔民间借贷。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前不久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有59.67%的温州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全国工商联的调查也显示,90%以上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随着今年以来银根持续紧缩,中小企业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只能借助于民间借贷解决资金问题。业内人士透露,由于泰顺人的专业市场开在全国各地,要拿到贷款更不容易,泰顺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要高于温州的平均水平。在银行信贷无法满足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也促进了相应产业的发展。

可以说,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今天这个富裕的温州,一旦民间借贷市场体系崩塌,对温州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金融“毛细血管”不能断 民间借贷亟待阳光化

民间借贷调查·对策

网络P2P借贷

网络借贷的始作俑者是拍拍贷,这种P2P(Peer to Peer/Person to Person,即个人对个人)网络借贷平台,其运营模式类似于淘宝网,网络作为信息发布及交易平台,贷款人在平台上发布贷款信息进行招标,包括金额、利率上限、贷款期限等内容,资金出借人根据这些信息投标,利率高者中标。一旦成交,网站自动生成电子借据,并经由第三方支付进行资金划转。

在此过程中,拍拍贷不直接参与借贷,也不经手资金划转,只承担借贷双方身份认证、贷款人信用审核以及还款催收,并向贷款人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拍拍贷创始人之一胡宏辉表示,只做小额贷款(单笔上限20万元,实际平均1万元)的拍拍贷成立4年,已吸引了40万注册会员。月成交金额从成立之初的几十万元增长到目前近千万元,并且成交笔数和金额还在以每月20%的比例上升。此外,拍拍贷虽是纯粹的信用贷款,但每年坏账率均不超过1%,比一般商业银行低。

同时,另一种直接参与资金交易的网络借贷也正在兴起,典型代表是宜信。这种模式类似于信托集合理财,贷款人从宜信贷款,宜信再以债权分拆的形式向资金出借人销售理财产品,或者宜信直接撮合贷款人和资金出借人达成借贷合同。在此过程中,宜信同样要负责审核贷款人信用等级,并进行风险控制,同时也向借贷双方收取管理费,并且赚取利差。

据宜信杭州分部负责人耿少辉介绍,出于风险控制考虑,宜信目前只做30万元以下的小额信用贷款,且贷款最终仍要在网下完成。从以往运行情况来看,每年坏账率均不足0.5%。

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是管理层对于解决民间借贷无序、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种尝试,始于2008年下半年,浙江首家小额贷款公司是2008年10月成立的余杭区理想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到2010年末全省共成立134家小额贷款公司。

据理想小贷一位财务负责人介绍,该公司注册资本金已从成立之初的2亿元扩充到4亿元,截至今年8月末,累计贷款余额约7亿元,累计发放贷款数十亿元,惠及余杭区数百家小微企业及农户。

萧山萧然小贷也是省内首批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之一,这家注册资本金2亿元的公司累计已发放贷款29.7亿元,当前贷款余额近4亿元,平均单笔贷款金额101万元,为萧山区内近500万小微企业和农户提供了资金支持。

根据浙江省工商局发布的《2010年度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运行及监管报告》,当年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为337亿元,虽然只占全省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0.7%,但其中百万元以下贷款笔数及金额占比分别达到84%和49%,惠及因资信低、规模小而被银行拒之门外的7万多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主、三农及小微企业。

此外,三农贷款余额占比、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全额占比分别由2009年的19%上升到27.3%和34.3%,在地方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金融毛细血管”的作用。

过去三十年中,民间借贷对于浙江尤其是温州的民营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受各种成本上升、银根紧缩等多重因素影响,民间借贷潜藏的巨大信用风险,以及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已经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稳定形成较大威胁。如何正确引导民间借贷规范有序地良性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民间早已开始行动,以网络借贷、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民间借贷新模式,就是民间借贷阳光化的一种有益探索。业内人士及金融专家称,如果能在身份定位、信用审核、风险控制、税收政策等方面对这些新模式进行规范和引导,它们将在建立多层次金融体系、引导民间金融规范有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朱文科

遇到的问题

民间借贷如何阳光化

目前,网络借贷和小额贷款公司都遭遇到发展瓶颈,有可能对民间借贷阳光化形成新的阻碍。

最大的问题是身份认定,以及由此导致的监管缺失。网络借贷平台的实质是中介服务机构,注册性质属于一般互联网公司,但经营项目特殊。如果不纳入金融监管体系,在中介审查不严、贷款人身份信息不真实或者缺乏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大面积违约,会形成较大的金融风险。

同样地,小额贷款公司目前也只属于一般工商企业,虽由各地金融办牵头,但管辖权归属工商,银监会并未参与。不仅如此,小额贷款公司的一般工商企业性质,导致它们在税收政策方面不能享受和正规金融机构一样的优惠税率,盈利空间较小。

《2010年度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运行及监管报告》显示,全省小额贷款公司退税后综合税率为16.45%,总体水平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已经对其盈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因素还包括门槛过高、只存不贷、盈利模式单一等。浙江海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巍算过一笔账,以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贷款利率18%计算,扣除3%的呆坏账拨备率,以及2%的运营成本,小额贷款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13%,如果再扣除小额贷款公司向商业银行融资的成本,实际净资产收益率可能只有个位数。这一指标不仅低于上市银行25%的保守估计,也低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水平。

这些发展瓶颈已经产生了效应,就在昨天,拥有10万粉丝、自称“中国最严谨互借平台”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哈哈贷正式关闭。而根据浙江省工商局的统计,2009年全省共有105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2010年新成立的小贷公司锐减至29家。即使从134家的总数来看,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远低于内蒙古、辽宁、江苏、山西等省份,仅比福建、四川、广东略多,说明民间资金进入这一领域的积极性正在减弱。

民间借贷如何阳光化

一些业内人士及金融专家对以网络借贷和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民间借贷阳光化提出了建议。

拍拍贷创始人之一胡宏辉称,拍拍贷正在争取央行支持,将交易数据和交易记录纳入央行监管系统,使监管部门能及时掌握资金流向以及征信记录。在获得金融牌照之前,拍拍贷也愿意牵头成立行业自律组织,建立风险池,应对可能产生的违约风险。

宜信杭州分部负责人耿少辉表示,希望尽快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具体实施细则,对于宜信这一类金融中介机构,可采取类似于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方式进行监管。

京衡律师集团吴品磊律师认为,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难题,政府可对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试点,适度放宽融资比例,并逐步放开对小额贷款公司利率的限制,进一步打通其向商业银行融资的渠道,同时适当给予税收优惠。此外还可建立社会评级制度,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综合评级,以促进该行业的优胜劣汰。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王祖强教授则希望有更多途径来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化,除了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身份、结束多头管理局面以外,还应该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发展,最终形成以商业银行为主,农信社、专业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社区银行为辅的多层次金融格局。同时要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促使地下资金转入地上,进而满足各类型企业和个人的融资需求。

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指出,应尽快制定民间融资法。为民间借贷活动做出必要的法律规范,明确不同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保护民间借贷的权益和规避风险,引导其更好地发挥融资作用;引导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包括资金投向上引导,利率水平上引导,允许机制上引导等;加快构建以民间借贷资本为主体的风投体系,将风险投资本身视为一种产业来大力扶持;目前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双轨”结构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应放宽金融管制,推进现行金融结构的逐步并轨。具体包括设立各种地方性小法人金融机构特别是社区银行、贷款公司等。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建立市场推出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加快推进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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