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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经常为人诟病的就是缺乏效率，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源，在于它经常必须同时面对不同的利益团体和公民意见，又因为领导者或意见领袖行事的局限，再又创造出和无数种力量的相互连结，每一个试图要发挥影响力的人，都得在如此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找到有限的出路，而每一步又会带出其他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则导致人们对原本的政治意图更难预测出结果，到头来拚死拚活忙半天，得到的甚至有可能比一开始想要解决的问题还糟糕。
从“效率”角度看，民主的确经常看似劳师动众，众声喧哗下，且少有完全按照谁的剧本走，于是往往必须再透过另一波行动加以修正，镇日反复未得立竿见影，民众的“政治冷漠”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来的，对政党、政客的信任度下滑也成了附带不可免的现象。问题是，根据曾调查全球（57个国家）上万人的大型国际研究计划“世界价值调查”统计，却发现有高达92%的人仍肯定民主才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式。于是这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人们肯定民主的理念（形式），却又厌恶民主的现实（无效率是其一）。
就以近几个月来台湾社会“大罢免”行动为例，自2024年初国会进入朝小野大，到在野结盟强渡法案、删冻预算，到酝酿出民间反弹，进而发动罢免，到启动罢免程序一阶，直至二阶连署，到本月连署截止，所谓“国会僵局”（席次）竟还在原地踏步，因为二阶连署之后还需进行罢免投票，罢免投票之后还有补选，无论罢免方、反罢方十几个月过去还继续卷在这场政治动员、角力之中，然后无人可预判最终结果。就效率论，这确实可以“旷日废时”形容。
不过，如果我们转头看另一个例子，我们就不难得知何以人们厌恶民主“效率不彰的”的现实，却又倾心民主模式的心理——看看香港立法会。
2020年11月11日，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前一刻才发布决议，称“香港立法会议员若有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或具有其他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等行为，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议员资格”，下一刻，就马上有四名香港泛民主派议员遭褫夺议席，紧接着，为抗议人大此举违反香港《基本法》，其他泛民主派议员则宣布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并批评这是“香港黑暗的一天”。而这“一天”，不只是形容词，也是香港议员从“被认定违法”到“被罢免”时间序上遇到的实况。
事实上，自2016年起，中国人大就曾五度对香港《基本法》“释法”，导致多名“港独派”议员被裁定宣示就职无效，“DQ”（disqualification／撤销资格）从此成为香港政治常见用语。相较于香港议员被解职的“效率”，台湾罢免国会议员冗长繁复的程序，确实拖拖拉拉。
但相信，有香港议会的对照，一者，除中共标举的“一国两制”再无半点吸引力之外，它实则也反映了民主的真义，即唯有身处民主社会，人民尽管被迫要与复杂的游戏规则交互纠结，却也因为这样的机制，才得以让人将注意力投入在民意的检视，而非仅仅受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所左右，在“没有简单的答案”或“万灵丹”认知下，所有人都必须不断尝试、学习和迭代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并藉由多管齐下的策略去取得进展，同时对推动变革的限制和力量，做出更全面的理解。
对照香港议员被“DQ”，“台式罢免”纵然表面上纷纷扰扰，但必然台湾民众会比香港民众更有机会经历更具系统性的政治思维，有足够的时间去解构我们正面临的政治困境，“旷日废时的民主游戏规则”，正是促成这一进程的工具。什么促成了罢免，为什么要罢免，罢免对不对，好不好，国会运作良窳，朝野盘算，以及它究竟是为深化民主，还是某种民主脱轨，也都成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和高度社会政治动员一起并陈的议论话题，纵然罢免方如何义正词严，也没有任何一名立法委员可以被高效率“DQ”，甚而还有权利出手反制。
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往往被视为民主国家的典型特征，民主从来无法保证一定可选出最好的人，也绝非具足了无可争辩的美德，但却能同时维护公民参与、自由选举、法治、问责、代表权等多种元件，并经由付出的代价，提炼出共享的价值观。香港近在咫尺，一旦把今天的“台式罢免”和昨日的“港式DQ”摆在一起，我们就会清楚看到，所谓“极权的高效体制”，无非只是一种刻意把政治过度简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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