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加剧极权统治

今天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一百周年。《解放报》刊出报道，披露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控国家机器，极权统治进一步加剧的情况；《回声报》也刊出专家观点，对习近平如何利用中共百年庆典事件改写历史进行了分析。

中共强化极权统治

《解放报》指出：周四开始的百年庆典活动，是揭示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掌控以及习近平在对国家束缚中所起的核心作用的大好机会。共产党领导一切，监控一切，并一如既往地统治一切。现年68岁的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集“党政军”于一身，将其“领导作用”写入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和领导人的年龄限制，以及邓小平关于“集体领导”制的主张，成为毛泽东以来最具权势的中国领导人。这位新的红色皇帝打算以21世纪的“中国梦”来取代上个世纪的“美国梦”。将中国打造为世界强国，以全球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来迎接2049年“中华民族复兴”的另外一个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

报道引述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Ifri）亚洲中心负责人（Marc Julienne）的观点指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舞台上，习近平推行的政策变得极端专制并颇具挑衅性。将整个国家置于党的领导下，步入了新极权主义道路，其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与脆弱性一样令人担忧。

习近平在中国和香港建立了“国家安全”的概念，通过安全机构来提升自身的权利并更好地实施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掌控。上台伊始，习近平就发起“打老虎和苍蝇”的反腐运动，清除了大批异己。“纪律”和“忠诚”是对中共党员提出的要求。

如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招募更多地年轻人，以更好地体现未来以及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的大国形象。习近平政府决定不再“低调”行事。在激进的战狼式外交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复兴”。这种对重获辉煌的渴望，在南中国海、在香港、在中印边境以及台湾海峡附近的武力展现中均可窥见。尽管其形象和伙伴关系每况愈下，中国却坚持在国际上表现出非常自信的姿态。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推动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习近平的中国捍卫的是威权文明的新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倡导民族主义。

中共利用百年庆典改写历史

《回声报》刊出著名政治学教授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的观点，解析了中共利用百年庆典事件改写历史的做法。高敬文指出：对习近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来说，百年纪念是改写中共历史的一种方式，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中共从来没有承认过毛时代的罪行。本次改写历史，是为了呼应党内一号人物打算扮演的角色，这便是：自伟大舵手以来，无以伦比的个人崇拜和“习近平思想”。同时也是为其在2023年第二个任期结束后，无限期地统治合法化的一种未雨绸缪。一切迹象表明：习近平可能打算继续留任十年。

拥有92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犹如一个大家庭。但在这个仅占人口比例6.5%的巨大、且等级制度森严的机器中，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发言权，也无法获得大量信息。党受到极少数精英的领导。许多人入党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因为这事关提薪升职。像社会其他人一样，中共党员更相信金钱，而不是共产主义。中共运行的不透明度是其长期弱点。过去在党内发起的种种民主化尝试，都因分裂威胁而昙花一现。

如今，尽管习近平千方百计地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或努力将党描绘成一个为了共同的事业和他的“思想”凝聚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来掩饰，党内的意识形态分歧依旧存在。习近平的威权主义胜过以往任何时候，进一步限制了共产党内部不同意见的表达。党外知识分子圈子里的自由派，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基本上被噤声。毫无疑问，习近平树敌颇多：首先他发起了反腐运动，尤其在他修改宪法以保持他想要的权利以后。另外，他所倡导的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也没有获得一致认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针对习近平的沉默的反抗。但是，由于他封锁的如此严密，似乎没有人能够对他提出质疑，至少现在是这样。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6%B3%95%E5%9B%BD%E6%8A%A5%E7%BA%B8%E6%91%98%E8%A6%81/20210701-%E4%B8%AD%E5%85%B1%E7%99%BE%E5%B9%B4-%E5%8A%A0%E5%89%A7%E6%9E%81%E6%9D%83%E7%BB%9F%E6%B2%BB

香港《苹果日报》停刊事件象征中共控制香港进入新阶段

发生在近日的香港《苹果日报》停刊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香港最近发生‘苹果事变’，‘苹果日报’高层被捕，资金被冻结，报纸无法运作，结束26年的经营，已于24日停刊。事件象征中共控制香港进入新阶段，作为香港核心价值的新闻自由，已全面被消灭。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单独就香港问题公开谴责北京，破坏香港的新闻自由；英国、欧盟和其他国家也表达谴责。”“中共历史显示，当它受国内外挑战时，往往会采取对外行动，甚至不惜冲突也务求胜利，以转移对困局的关注。对中共而言，香港仍是‘外’，因此用国安法打压香港，并务求完胜；美国和国际支持香港自由，中共偏要彻底压制民主自由的声音，不但做给美国看，还向国内14亿人证明，中共绝不向外国势力低头。”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苹果日报》创办早于香港回归2年，逐渐成为了动员抵制香港按照基本法精神运转、推动香港与美英等国对华政策联动的舆论大本营。它极大突破了媒体的信息功能，自我构建了政治对抗角色，在香港愈演愈烈的政治动荡演进中呼风唤雨，冲锋陷阵。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允许本国有这样一个冲击宪制的舆论动员中心，真正形成了反主流煽动力的媒体，都难逃物极必反的命运。”“《苹果日报》所扮演的角色与西方宣扬的新闻自由也是严重抵触的，它已经不是‘有政治立场的媒体’，而是通过媒体的形式搞极端对抗政治，它是世界上的独一份。”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传媒机构各有取态，只要本着专业原则，新闻处理各有不同，亦属寻常，不应以言入罪，然而当传媒变成政治斗争工具，再非纯粹的新闻机构，事态推向极至的结局，就是权力较量硬撼，成王败寇。反修例风暴，黎智英表示‘为美国而战’，政治上的孤注一掷，最终亦令其传媒王国走上不归路。”“反修例风暴是一场政治大摊牌，没有游戏规则可言，‘道理’只是包装，胜利就是一切，不同政治力量押上重注甚至‘晒冷’。一子错满盘皆落索，来到这一刻，输家遭清算，说来很残酷，却是你死我活政治斗争的逻辑。”“《苹果日报》走到这一步，必然有人咬牙切齿，亦必然有人拍手称快，然而相信各方都意识到，论政治争斗决心，现在的特区政府，跟反修例风暴前已截然不同，这次政府出手狠劲十足，外界有何感觉，相信已不在当局首要考虑之列。”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早点”署名韩咏红的评论称：“香港《苹果日报》走入了历史，我不是它的忠实读者，不能说有多大遗憾，但我会希望它是在同业的专业评价与读者选择下自我修正或改弦易辙，而不是因国安法。当局也应该明白，处理了《苹果》，不等于解决了香港的深层问题，否则就是将病征当病根。七一前的落幕，成全了《苹果》某种‘烈士’的形象，也标记了中央治港的强硬态度，它要昭示的结果是：与反对派之间没有妥协空间，抗拒是没用的，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7%82%E5%AF%9F%E4%B8%AD%E5%9B%BD/20210701-%E9%A6%99%E6%B8%AF-%E8%8B%B9%E6%9E%9C%E6%97%A5%E6%8A%A5-%E5%81%9C%E5%88%8A%E4%BA%8B%E4%BB%B6%E8%B1%A1%E5%BE%81%E4%B8%AD%E5%85%B1%E6%8E%A7%E5%88%B6%E9%A6%99%E6%B8%AF%E8%BF%9B%E5%85%A5%E6%96%B0%E9%98%B6%E6%AE%B5

国安法一周年：我们 被时代拆散

来源:
自由亚洲

“新香港”下幻灭的固有价值

2021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百年庆典，也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此前一星期，香港血雨腥风，屹立香港二十六年的《苹果日报》被逼停运。香港新闻自由的标竿倒下，也象征“旧香港”一种固有价值的幻灭。而在短短一年间，以往建构香港的价值，几乎遭逢“灭顶之灾”。香港被改造成“新香港”，甚至被戏称为“南深圳”。一年前声称只针对“一小撮人”，一年后平均每三天就有人被抓。相隔二十多年而来的“二次回归”，带给香港人的，是得，还是失？

“现在付表决，请按表决器。通过！”

2020年6月30日早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以162票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草案，赶在七一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二十三周年的这一天实现北京念兹在兹的“二次回归”。

先通过后公布条文的“国安法”

这个关乎全港700万人命运、影响深远的法案，最先出现在香港公众的视线，是在2020年5月21日。当天亲北京港媒报道，北京计划在全国两会期间，启动“港区国安法”的立法程序，完全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由北京拍板立法，再交由港府执行。

而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即通过法案，期间北京及港府官员不断强调立法的必要性，鼓动亲北京阵营群起“支持立法”，却从未公布具体条文细则。

而香港公众真正看到“港区国安法”的条文，是在6月30日深夜11时，即法案通过后十几个小时之后，也是香港主权移交23周年前的一小时。条文甫公布，就立即生效。

平行于香港普通法的“国安法”

“基本上就是一整个平行的系统，就在原本的普通法之上，有一个凌驾于一切的法律。根本不是破坏原有的制度，它是开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香港大律师邹幸彤，这样总结由北京一手制订的“港区国安法”。

而在“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后不到24小时，就出现首宗案件。23岁男子唐英杰被指涉嫌驾驶插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在湾仔撞向正执勤的警务人员，被控告“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两罪，另起诉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作为恐怖活动罪的交替控罪。

国安法“首案”不设陪审团、指定法官审理

唐英杰被还柙近一年后，案件近日开审。最具争议的，是作为具标竿意义的“国安法首案”，该案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彭宝琴及陈嘉信审理，而非由陪审团审理。被告曾就此提出司法覆核，但被判败诉，上诉也被驳回。

法官的理据，就是“港区国安法”第46条，订明律政司可指示相关诉讼毋须设陪审团，而由三名法官组成审判庭。

“球证、旁证、足协、足总、足委，全部都系我嘅人”

“以前所有高等法院的案子都是有陪审团的，原理就是就由你身边普通的人，判断你是有罪还是无罪。很明显政府立这个'国安法'时就不相信普通人，他不相信我们一般人对于什么叫'危害国家安全'的判断，跟他是一致的，所以就不容许陪审团的存在。”邹幸彤分析“国安法”不设陪审团背后的官方逻辑。

“指定法官也是一个很伤害公众对法律信心的东西，就是那个球证是你挑的，当然挑对你最有利的人。不管法官多么强调我还是一个独立、专业的人，给公众的印象就是，政权在挑有利他们自己的裁判。”邹幸彤补充。

而港府从未公布“国安法”指定法官的名单，外界只能在每次“国安法”案件审理时，才得以窃探哪些法官为国安法指定法官。本台曾去信香港司法机构及特首办，查询国安法指定法官名单。特首办以“个人私隐”及防止“起底”为由，拒绝披露。

特首办又援引“港区国安法”第14条－“香港国安委的工作不受香港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

有香港网民引用周星驰电影《少林足球》中笑中有泪的一句对白：“球证、旁证、足协、足总、足委，全部都系我嘅人，你点同我打呀？（全部都是我的人，你怎么跟我打？）”

除此之外，还有“飘移的龙门”。

“基本上政府说什么是犯法，就什么是犯法，你没有办法去挑战这个认定。”邹幸彤说。

“法律本身的内容不清晰，到现在都没有一个说法，到底什么叫做'颠覆国家'、'分裂国家'，法律本身的写法就是很空泛、很模糊，基本上什么都能往里面装。定义什么叫犯法、什么叫合法，那个权力好像就在于政权的政治决定，而没有一个由法庭去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解读。”

“一小撮人”？平均每3天就有人被捕

而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前，从北京到港府高官，都强调“国安法”只针对“一小撮人”，包括“港独分子和暴力分子”，不会影响其他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然而“港区国安法”实施近一年，根据香港警方向本台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6月23日，共有114人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加上6月27日在香港机场被捕的前《苹果日报》主笔冯伟光（笔名卢峰），共115人被捕，还未计算被通缉者。

也就是说，平均每大概3日，就有人因国安法被捕。有一段时间，香港人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着手机传来再有人被捕的消息。

而被捕者中，共有64人被检控，检控比率超过一半；当中合共有48人，即75%被告被法庭拒绝保释，或未有申请保释需还柙。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初选

当中最轰动的，当数“初选案”。47名民主派人士因去年发起或参与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立法会初选，被控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3月提堂。单是保释聆讯，就历时4日4夜。“马拉松式”审讯期间，有被告不适被送院。

不少被告不能梳洗、缺乏睡眠。被告之一、大律师刘伟聪曾形容审讯：“不单褫夺自由，更褫夺个人卫生，褫夺仪容，褫夺自信”。

“未审先囚”背后的官方逻辑

在层层上诉后，至今同案只有12人获批保释，其余35人“未审先囚”逾百日。当中有前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学者、记者、律师、医生、飞机师等。法庭拒绝保释的理据，是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被告“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基本上逻辑就是假定你这个人是会犯法的，这个跟一贯普通法尊重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尊重无罪假定、保释权利都是背道而驰的。”邹幸彤说。

“保释是人权，就是一个人在没有被法庭定罪以前都是无罪的人，无罪的人就应该有自由，香港的法律逻辑是很清晰的。但是国安法就是在文字条文上把这个倒过来，就除非你能说服法庭，你不会继续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要不你就不能保释。”

“国安法”律师的矛盾：为保释不惜一切VS坚持原则

被定罪前的漫长审讯、被剥夺人身自由，足以让被告饱受折磨，催毁他们对司法的信心，甚至自尊。这让律师在代理国安法案件时，面对巨大困难。

“被告可能更宁可相信一些中间人，或者好像有背景的人给他的吹风、威胁或条件。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觉得这个官司可以打了，就是一个政治决定。他也不依赖你的法律意见，就觉得这些事情一定输的，我就尽量求减刑吧。就是对法律的信心没有了，就不相信法庭能在这样的案子中给他们一个公道。”这是邹幸彤对被控国安法当事人的观察。

在“初选案”保释聆讯中，有被告在庭上痛哭，甚至主动提出愿意接受一切条件，以换取保释。而获准保释的被告，条件也相当严苛，包括不得直接或间接发表“违反国安法”的言论、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选举、不得直接或间接联络任何外国官员等。相当于在被定罪前，已主动放弃基本人权。邹幸彤并不认同为求保释，而“不惜一切”的做法。

“有时候保释条件的东西，我觉得不必要把一切放得太低，就为了求一个保释放出来。当然这个要跟当事人沟通，但我觉得这个态度的背后，就是连律师都对我们的权利不相信，就放弃了。其实就助长了政权把法律的红线放大。”

即使国安法是完全有别于香港普通法的一套法律，邹幸彤仍坚持在法庭上捍卫当事人在普通法原则下的权利，“因为这是人权，这是普世的，法治也是普世的。”

“政治审判，不要装作法律讨论”

不过邹幸彤也强调，律师不能单从法律条文分析，而忽视国安法案件“政治审判”的本质。她形容，在政治审判当中，律师和当事人“没有谁比谁更专业”，因此律师应更“谦虚”，向当事人厘清“法律意见”和“政治判断”的分别，而不是用前者作为后者的包装。

“法庭很经常有一句话：政治跟法律是分开的。但是睁大眼睛去看国安法的案子，就是政权把政治放到法庭，比如47人案，就是政权把反对派领袖打进牢狱的一个事情。这个案子是一个政治审判，这些东西是应该要被指出来，不应该装着看不见一些明白不公平的情况。不要装着纯粹是一个法律或文字的讨论，背后对人权、政治权利的侵犯，是应该要被讲出来的。”

邹幸彤表示，相较之下，香港律师的处境仍比中国维权律师好，起码可以会见当事人。然而中国“官派律师”、以律协吊销维权律师执照的做法，已有苗头或在香港出现。

七一前《苹果》大树倒下

“应该要被讲出来的事”，以往只要有愿意讲的人，就会有香港记者去记录、报道传播。然而在2021年6月17日，港警国安以国安法下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拘捕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等5名高层、动员500警力突击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检走新闻资料。被指为“罪证”的，是《苹果日报》的数十篇文章，涉嫌“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及港府”。

而最致命一击，是香港保安局引用国安法，“未审先冻结”报社等3间公司共1,800万港元资产，继以再拘捕《苹果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促使《苹果日报》在一周内迅速“非正常死亡”，以保员工安全，应验了早前外界疯传的一句“苹果过不了七一”。

“记者为报道坐牢”这样在六七暴动后未再出现的情节，半世纪后在香港重演。

骨牌效应“最坏的情况已出现”

“难以形容那种恐怖程度。”刚卸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从事新闻工作37年的杨健兴这样形容。

“去年8月搜《苹果》、抓黎智英，已开始看到用国安法对付传媒。当时我想很多媒体都认为黎智英背景较独特、政治上较活跃，可能会针对他。但第二次的拘捕和搜查，就完完全全是针对传媒工作，包括指其登载某些文章，更清楚是写文章出事。最坏的情况已出现，甚至你不知道会追究到有多深、多阔。”

正因如此，《苹果日报》上下在突然失业被欠薪之余，更是人人自危。另一位前主笔冯伟光（笔名卢峰）6月27日出境赴英时在香港机场被捕，令被捕的壹传媒及《苹果日报》员工增至7人。

《苹果日报》倒下，同时引发骨牌效应，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宣布暂时下架“博客文章”、另一网媒《852邮报》下架所有影片，网上媒体winandmac宣布撤离香港。然而没有人能确保，这种“自我审查”，能否足以“保平安”。

即使当局未以国安法针对其他传媒机构，造成的实际效果，就是形成“白色恐怖”及“寒蝉效应”，让以往百花齐放的香港媒体走向“一言堂”。

“自由落体”般坠落的新闻自由

回看去年国安法出炉时，香港记协曾整理意见提交给北京，提出加入以“公共利益”为抗辩理由、保护新闻资料等保障，但完全没有回音。杨健兴形容，业界发声的作用“几乎是零”。

“媒体曾有良好愿望，希望国安法会有一些制约，北京会考虑对社会的影响，但现在看来，是一厢情愿。”杨健兴慨叹。从2017年7月起出任香港记协主席4年，期间经历过反送中运动，他曾形容香港新闻界像“坐过山车”一样惊险，但目睹政权在国安法实施后如何以“依法”为名“有权用尽”，完全没有制衡，他现在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的车从来没有升起。下了以后会升、然后再下，这才是过山车，但过去4年其实是一直在跌往深谷。过去一年甚至两个星期，跌的速度更是恐怖，甚至未知何时会跌到底，已经不敢想何时会回升。”

像“自由落体”一样坠落的香港新闻自由，让香港新闻工作者陷于“失重状态”。杨健兴形容，目前只能尽量拖慢坠落的速度，然而明年二十大在即，他预计形势只会更坏。

香港传媒空间收窄，行业萎缩也是必然。仍有在大学教授新闻课程的杨健兴表示，尽管大环境如是，但新闻教育和训练的原则不会改变。“黑暗中尽量摸索，尽量维持。”

“政治不应入侵校园”？要看是谁的政治

“传道、授业、解惑”，本应是传承社会价值的方式，然而国安法之手已同时伸向教育界。当中最受关注的，是原本旨在培育学生批判思维、独立思考的中学通识科，今年2月被“杀科”，变成“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大幅删减原有课程内容。

教育局近日发布的课程指引，更明确列明，课程要加强学生“认识法治和国情，建立国家观念和明白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通识科近年被亲北京阵营狙击，指其向学生灌输政治理念，令学生变得激进，导致大批年轻人反政府。

“就觉得我不可能再继续教了。”有16年教学经验、主要教授通识科的Liz（化名）2月得知通识科“被杀科”后，当晚决定教完手上的班级后，明年就移民离开香港。

“因为我真是因为这一科而入行，一直认为这一科是很好的平台，无论是小朋友的个人成长到全球化议题，任何内容都是同学需要学习和认识的议题。这个这么好的平台倒了之后，变成只能有正确答案的东西，变成以选择题为主的答卷和考核方式，这已经再不一样了。”

Liz以往最享受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一同讨论民生、政治等议题，打破既定想法，刺激学生思考。然而在新课程下，一切只有既定答案，抹去多角度思考的可能。

“新科目里面有很多内容，我说不出口。例如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很明显只能说成就，而不能说一些问题，这不是在讲真话。做人都不能这样，莫说是做一个老师。”

所有科目都要为“国安教育”服务

而除了通识科“被杀科”，教育局更要求把“国家安全教育”加入中小学15个科目当中，例如小学常识科要让学生“欣赏保护香港的人”，例如警察和解放军；高中生物科要让学生“明白国家对人民建康的重视”；中学地理科要让学生从南海的例子“认识中国领土和领海范围，从而了解保障国土安全的重要”。

“要教的已不单纯是主权、政治下的国家安全概念，食物安全、核安全都有提到，国家安全在任何科目都要提到。2320大多数老师的想法就是一碰到国家安全教育，取态就是照本宣科，照读，就当自己那段时间被鬼压吧。”Liz这样说。

校园现“文革式”举报

教育局更要求学校成立“国家安全教育小组”，定期向教育局汇报进展和提交工作报告，要求校方劝止校内政治活动，若教师宣扬个人政治立场，均属违反专业操守。

这让校园里举报成风。就在《苹果日报》被搜查后翌日，有小学教师买了10份《苹果日报》回校派给相熟老师，被其他老师向学校举报，校方其后暂停该老师部分课堂，指其“动机不良”，并要求老师写报告。教育局回应，已要求涉事学校按指引处理，强调教师“不应在校内进行政治推广活动”。而在过去两年，不断有教师因政治问题被除牌。

Liz表示，近年身边不断有同行被教育局要求就投诉解释，她本人也曾被家长向校方投诉，指她在课堂上不断说“黑警”，幸而相关网课内容有存档，还她清白。

“你的任何举动都被监控，早晚会有监控镜头在课室出现。”

而在今年4月的“国家安全教育日”，小学生在警察学院的模拟港铁车厢中，以仿枪指向同学的一幕，是对无数家长的“震撼教育”。Liz也留意到，中学低年级学生受“爱国教育”影响尤为明显，当老师被要求在课堂上播放《我和我的祖国》时，部分学生神情激昂地唱起主题曲。

身为老师，她对香港的教育已不抱期望。“可以不生小孩就不要生，要生的都话都送去外国吧。”

无处不在的国安法之手

而除了中小学，国安法的影响亦渗入学术界。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据报至少有2名教职员被研究生举报涉违国安法；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先后以国安法为由，和学生会切割。香港中文大学甚至曾就毕业生的校内游行报警，港警国安高调进入校园搜证，至少8人被捕，包括3名中大校友。

而在文艺界，当局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检查员指引，列明电影检查员应顾及“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活动的职责，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影片应被列作“不宜放映”；内容涉及反送中运动的短片《执屋》随即被禁。而亲北京阵营也不断以国安法，狙击收藏政治敏感艺术品的M＋博物馆。国安法“红线”向文艺界步步进逼。

而港府也计划向各个专业界别动刀，包括夺走香港会计师公会的发牌权，转移给政府财汇局、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等。这些条例，预计将在已全无反对声音的立法会顺利通过。

而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未来香港的选委会选举、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都将被北京牢牢掌握，就连公开呼吁“投白票”都是违法。

我们被时代拆散

香港过去一直是“移民城市”，上世纪大批中国人逃难到港。到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港人因为对北京的不信任而移民；到去年北京强推“港区国安法”，再促使港人逃离香港。有香港媒体统计，过去一年港人净出境人数超过10万人。被时代拆散的香港人，正如犹太人般流散四方。

七一前夕的香港，《苹果日报》倒下的伤感未散，却又增添离愁和恐慌。

港府在6月28日突然宣布，鉴于英国疫情反弹，把英国列为“高风险地区”。启动“熔断机制”，禁止英国客机来港。时间不早不晚，就从7月1日凌晨零时零分开始。

这是一个敏感的日子。24年前的这一天，同样是一个死线，香港人赶在这一天离开香港。当年的香港旧启德机场，上演着一幕幕生离死别。Farwell、送机、道别，成为港人日常。

历史给香港人开了一个大玩笑。24年后，就像轮回转世般，香港人再次赶在这一天前离开香港。怕这天一过，想直飞英国，就没那么容易。

而事实上，过去几个月，往英国的机场柜位前人满为患，和空荡荡的到港入境区域形成强烈对比。祖父母抱着一脸懵懂的儿孙哭成泪人、叮咛再叮咛，又或举家老幼一道漂向未知远方。

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二次回归”的香港，香港人，再次被时代拆散。

上一代老移民的观望：期盼香港“明天会更好”

移民美国31年的老张（化名）当年离开香港时，没有多少离愁别绪。

“我想我们那一代移民的人，没多少人是打算莎哟哪啦，从此不见，不是这样的。只是觉得，给自己一个选择，我以后应该都会回来。”

1990年，当时在香港美资银行任职的老张，有一个到美国工作的机会。40出头的他有个人事业发展和儿子教育等实际考虑，但最终让他决定抓紧这个机会的触发点，是1989年的六四屠城。

当时他和很多移民港人一样，仍抱观望态度，注视中国在经济发展后的转变，以及香港在主权移交后，一国两制带来的变化。

“那时候对香港和中国都会有一个期望，有一个期盼，觉得一切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即使1997年后，我都相信香港和中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年出走，跟自己说的一句，是“离开是为了回来”。30年间，他有过几次回流香港的机会，但都因缘际会未能成事。即使如此，他也一直不抗拒回香港生活，直至这两年，香港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陌生，是很贴切的形容词，已和我以前熟悉的香港很不同。还有一句，哀莫大于心死，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回来香港的动力。怕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但即使保证我回来不会有事，我都不想回，除非必要。因为目前的状态，我是对香港死心。”他这样形容当下对香港的感情。

2019年海外“大中华胶”的觉醒

过去有一种说法，指香港20多年来，一直“人心未回归”，是因为香港人有“恋殖情意结”，排斥大陆。不过老张相反，从小受《小朋友画报》、《青年乐园》等左派刊物影响，他一直同情中国人民，相信共产党会为中国人民带来改变。

他甚至曾参与一些左派“学习班”，并参与在香港的左派活动，但在六七暴动后，他开始反思。

“程翔所说的两个字叫'苦恋'。我爱祖国，我看到他很多不足，我提出很多疑问，所以他对我不信任，觉得我反骨。但我对他有一定期望，所以我不会完全脱离。”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更是首批进入中国做生意的美资银行代表，当时他深信自己可以充当美中之间的联络人。即使1990年后移民美国，他仍希望更多外国资金流入中国，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就会改变。希望西方社会接纳中国，中国也会接受西方价值。

不过当中国开始“富起来”，他近年在美见证在中国“战狼外交”下，驻美官员及部分海外华人的狰狞面目，开始觉得失望。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到去年北京强推国安法，更让他切身感受到北京如何背弃承诺。

“你跟我说一国两制？你跟我说什么都不信，你跟在中国大陆有何不同？我以前都觉得大家有商有量，大家有些火花，但可和平共存。现在的情况是，你不表态也是犯罪。”

经常隔岸看着示威现场的网络直播，看着故土被蹂躏，他愤怒，却又无力。可以做的就是参与当地的集会示威，以及不断“课金”给支持香港的意见领袖。

活了70年，顷刻大梦初醒，方知过去太天真。伴随觉醒而来的，是恐惧。即使人在美国，仍怕在港家人成为人质，也怕有家人离世而必须回港时，有家归不得。

“事实说明我所期盼的没有出现。有时候别人问我，我是否很怕共产党员，我不怕，之前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而现在怕不怕共产党？现在怕了，因为他没有底线。就算国安法也没有底线，你问他也没有答案，根本就是红线想怎么拉就怎么拉。”

新一代“新移民”：此去一别或是经年

无底线、红线飘移的国安法，令持有英籍、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陈先生（化名），加速实行去年初萌生的移民念头，今年五月底动身赴英。受访的当下，和妻子在英国的“新移民”生活，还未满月。这一别，他已有心理准备，未来10到20年，都不会回流香港。

“作为经历过港英时代和特区管治的一代，我们也不是要奢求什么，只是不想所谓的界线不断飘移，大家有基本人权和自由，其实已经可以考虑回来。”

自问要求不高，但他也没有信心，北京会在短期内对香港松绑。

“像六四一样，过了30年，他们仍然不承认，想抹走历史。香港有没有可能在10年来回复以前那样？我不是很乐观。”

参与集会的自由恍如隔世

初到英国，经过10日隔离后，他即参与当地的612集会，之后再参加支持《苹果日报》的集会。在自由的空气下，合法安全地参与集会的感觉，恍如隔世，熟悉又陌生。上一次，已经是2019年。

“香港在过去的大半年、一年，已经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有点感慨，觉得为何在外国才可为自己出生的地方发声？看到很多香港人都走来，觉得大家都没有忘记香港，不是到了外国就和香港切割。如果在海外的香港人都不发声，其实在香港的朋友更加无法发声。”

国安法下，各个界别举报成风，特别是在公营机构。之前在香港卫生部门任职的他，离港前就连在网上发帖都有恐惧。

“界线因为国安法推出而愈缩愈窄，也会限制公营机构的人在网上，甚至在自己平台上的言论，所以也会有担心。所以到最后阶段，基本上是不会在网上自己的平台发布任何东西。”

离开香港后，他的社交平台重新出现笑脸和日常生活片段。回望故土，已面目全非。

“礼崩乐坏的感觉，大家最相信的法治，当中的无罪假定，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在国安法下被抹去。各个界别持守的信念和一贯做法，都在国安法下被凌驾。

”黄丝“港漂：远离小粉红保平安

国安法带来的”文革式举报“和白色恐怖，曾在中国生活的人，感受最深。

”我2019年的时候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有故意跟一些很粉红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到国安法之后，就明显跟那些人距离更远，我会更加提防，更加小心。会有点担心，万一真的有人举报或什么。“

来自中国安徽的Charlie（化名）2012年到香港读大学，一到香港，就遇上当时的”反国教运动“。当年被喻为”洗脑教育“的国民教育方案，在港人强烈反对声中被推倒。

4年在香港的大学生涯，让她被”逆向洗脑“，认同港人追求的民主自由价值，成为港漂中为数不多的”黄丝“。

”就是改变人生的一个选择，如果当时没有到香港来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初期，她几乎每个星期都参与示威游行，甚至在上班的午休时间参与“和你Lunch”活动。当她去年看到“港区国安法”的最终版本，她惊呆了。

“看到真正出来的最后版本，就觉得完全是一个毫无香港风格，完全是内地语言和格式的一个文件。”

无法被国歌扭转的身份认同

这股“中国风”，不单改变香港的法律，更入侵她的日常生活。她尤其记得，去年某天早上，香港电台突然传来《义勇军进行曲》。

“正好就是在刷牙，忽然听到国歌，然后整个人就非常崩溃。就走在街上也会很生气，十一的时候就出现非常多的庆国庆的标语和广告牌，到后来立法会制度改变时，又出现很多什么'促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稳定'的广告牌。反正每次经过这些东西，我都会很生气。”

从去年11月中开始，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每天早上8时新闻节目前，在各频道播放国歌，以培养市民“对公民及国民身分的认同感”。然而她的身分认同，却已经不能被一首国歌扭转。

“我觉得在2019年之后的这段时间，不管是外界的影响还是我自己看书看资料，会让我对香港的历史和身份认同，更理解和熟悉。我一边意识到这个地方有多好，同时这些好的东西都没有了。你一旦理解了这个地方有多好，下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需要赶紧逃。”

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此刻的她，已不能回头，只能“逃”得更远。新学年开始，她将要到美国攻读硕士。

“我会想加入一些当地的跟香港有关的组织吧，总会有办法在保证自己身心健康的情况下，还为光复事业做些微小的贡献。（不加入中国学生组织吗？）没有啊，我觉得随时就可能被人举报了，我应该会远离中国人。”

今朝一别，归来何日？她有一个目标。

“如果香港光复了，我肯定会回来的。我又理解了以色列当时建国，那些以色列人从全世界回去的心情。如果哪天香港光复了，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回去。”

在光复以前请好好活下去

此刻的香港人，正如犹太人般，被时代拆散。光复之路遥遥无期，不少港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促使他们放弃一切离开香港。陈先生是其中一个，希望下一代可以在一个可让他“有话直说，讲真话”的地方成长。

“会让他知道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的重要，让他培养独立思考的动力，而非单方面被灌输。我们会以身作则，每天持续告诉他香港发生什么事。我们带了关于香港的书、剪报来英国，这些将来都会是给下一代的历史流传。”

选择离开、能够离开香港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幸运儿。仍有无数抗争者和政治犯身陷狱中，仍有人在香港这座陷落中的城市坚持留守。在《苹果日报》的最后时光，有读者以“留下来的人”署名刊登头版广告，开放让大家填写“我会留在香港，继续做……”让因各种原因而留下来的人，互相慰藉。

“无论如何，好好生活，坚持信念。做一些力有可及的事，已是很好，大家互相支持。”这是陈先生留给“留下来的人”的话。

此刻我们如水流散四方，重聚之前，愿你安好。

//说了再见约定再见就会再见//

编按：

根据“港区国安法”第38条—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

在“宇宙国安法”下，以上受访者全部要求以化名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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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平的警世名言透视葛剑雄现象

来源:
自由亚洲

香港《苹果日报》的社论主笔李平6月23日被警方扣押，罪名是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他在被警方扣押前，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不要天快亮还尿床一泡》。

这篇振聋发聩的社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警世通言！李平写道：“无论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德国的纳粹当政时期，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黑暗时代。然而，黑暗总有过去的时候，人类终将回归文明。因此，无论是知识分子，传媒工作者，还是政治人物、豪商巨贾，身处那样的时代，都应经受起智慧、良知的拷问，切莫天快亮了，还尿一泡在床上，贻笑历史。”

李平劝告中国知识分子和有操守的人不要用大半辈子凭良心讲话，却在恶制度行将崩溃之际屈膝投降，出卖良知，成为权力的吹鼓手。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大半生坚守良知，却在文革后期加入了四人帮写作组，给江青写效忠信，结果没几天四人帮倒台了，他老婆气得直骂他：天快亮了，却尿了一泡在床上。这种发生在学术界的不堪往事，现在似乎正在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等知识分子身上重演。

葛剑雄于今年1月4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了一次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的讲座，表达了他的一些想法，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和“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云云。葛剑雄不会不知道，他的这些说法是在逢迎习近平。习近平几乎是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他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选择的，人民选择的。葛剑雄的说法，难道不是为习近平吹喇叭抬轿子吗？

可是，葛剑雄过去不是这样的。他在中国大陆一直以敢言著称。了解他的人说，他曾在六四事件后为遭到整肃的同事仗义执言、奔走相救；他敢于为社会问题公开发声，指出社会弊病，故被人称为“葛大炮”或“思想炸弹”。他在2009年出版的《统一与分裂》一书中，直言“在中国的历史上分裂的时间长于统一的时间”、“分裂不一定是坏事，统一不一定是好事”以及“所谓‘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的三个历史真相。这三个历史真相，用今天葛剑雄的言论看，是典型的、必须被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使葛剑雄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产生180度的善变？仔细搜索了一下网上对葛剑雄变化的反应，发现大致有这样几种解释：1）政治投机，为迎合习近平时代的政治环境，曾经的热血人物退化为政权犬儒；2）在日益严苛的学术环境中实施自我保护，保护家人、孩子和学生；3）做出拥抱中共专制政权的姿态，认为这就是“历史必然性”。

我的看法是，上述三种解释都有道理，而第三种最make sense。葛剑雄这个历史学家可能误判了历史形势，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甚至把黑暗看作是一种必然。试想一下，当年冯友兰在天亮时分尿床，显然是没有想到天真的快亮了。另一方面，黑夜的诱惑太大，被中共严控的学术界人士，凡是紧跟现政权的，如复旦的张维为、陈平、沈逸等都吃香喝辣，凡是批评现政权的，如许章润、张千帆、蔡霞等，要么被开除出校，要么浪迹天涯。这些对葛剑雄能没有压力吗？

最后，让我们来小结一下。所谓葛剑雄现象，指的是葛剑雄这样的“天亮尿床”者，不仅文革时有向四人帮献媚的冯友兰，二战时还有拥抱纳粹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有个共同的错误：以为黑夜是漫长的，以为那就是历史的必然。李平的警世格言就是要告诫人们：不要误判历史大势；黑夜可能是漫长的，但漫长的黑夜绝不代表历史的必然；黑夜总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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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独裁和专制国家非常注重庆典——统治者的庆典

20210630

作者 法广 / 王军涛

1921-2021，100年的时间里，中共已经发展成了九千多万党员的超级政党，通过党组织渗透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对政治社会经济进行完全的控制，党国利益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为准备7月1日的建党百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封闭了多个路段，并加强了监控和安全措施。在周年纪念之前，中国政府还对潜在的异见活动进行了打压。专家认为，这归根结底是合法性问题，为了"让一个未经选举的政府合法化"。 

中共目前集全国力量办党庆，6月28号在"鸟巢"举行了大规模文艺晚会，从内容上看，"鸟巢"体育场《伟大征程》演出外表浮夸，还偏偏"漏掉"几个最重要事件，包括"大跃进"饿死将近四千万中国人；文革大清洗，全国死人无数，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例外；更不用说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以及香港爆发的百万人参加的"反送中"运动；官媒报道突出的是此届七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没有看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往届国家和党最高领导人身影十分诡异，共产党庆祝百年生日之际，官媒渲染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同时却如临大敌，采取最严格的加强各种城市管制，对异见人士进行打压，是否如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所言：中共如纸老虎 随时可能垮台？

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一王军涛先生接受法广专访，谈他的分析和看法。

法广：在鸟巢举办的"文艺晚会"上，没有看到目前在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和朱镕基的身影，您认为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王军涛：这显然不正常，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他们抵制了，江泽民可以称病说他不来。但如果江泽民不来，其他人来就会引发一些传言猜测，认为江的身体状况不好，或者会凸显出江和习的矛盾 ，这样干脆让胡锦涛等其他人也都不来了。或许其他人也不愿意去给习近平捧场，因为他们出席就是支持习近平，为他背书，但我估计这些已经退下来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这样做，他们都是邓路线的支持者；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习近平不愿意让他们来，担心会引起其他各种猜测和说法，引起政局的混乱，习在20大前还是非常敏感的，他要确保20大顺利进行，要压制党内的各个派系。胡锦涛应该说比较守规矩的，但如果江泽民出现的话，可能又会带出派系之争的话题。

法广：这样不计代价大规模举办党庆的国家全世界不见多，除了朝鲜外可能就是中国了，如何理解这种宏大奢华的仪式感的需要？

王军涛：顺利举行仪式是专制国家的特点，目的是为了专制的合法性的需要。对于独裁者而言，盛大的盛典也是他们突出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机会，所以独裁和专制国家非常注重庆典，这不是人民的庆典，主要是统治者的庆典，统治者要让人民感受到他们的威严，所以他们很重视这种仪式感。但对于民主国家，即使有些纪念仪式，也都采取庄重和肃穆的形式，规模也不会太大。从这次习近平调动了军队驻在"鸟巢"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中共实际上是如临大敌，没有任何欢乐的气氛，对老百姓严加防范，虽然中共说是"人民的政权"，但人民是被当作敌人一样严加防范。

法广：如果说中共在国内如临大敌，在国际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结盟在多个领域与中国对抗，这样内外交加的局势是否会改变一些目前中共高度集权的现状？

王军涛：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今天的政治上的合法性、稳定性和统治资源都来自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开放，如果没有西方的市场、技术和资金帮助，中国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而是和前苏联及毛时代一样，所以现在西方国家重新对中共进行围堵的时候前，他们实际上也已经通过这次新冠疫情发现，把重要的产业链放在中国这样一个动不动就翻脸对中国进行要挟的国家是非常不安全的，中国不讲规则也让西方觉得必须要联合起来对付中共。如果说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欧洲现在和美国还有分歧的话，不讲规则尤其是疫情让人们开始对中共感觉很警觉。所以阵线一旦形成，西方国家联合起来要封杀住中国高科技的发展空间，中国马上就会感到压力。实际上在国内，即使没有西方的封杀，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的民营经济就开始坍塌，中国的经济开始走上停滞的状态。从目前的状况看，西方的联盟是雪上加霜。

独裁的特点是有无限的权利，同时也要承担无限的责任， 这是人们就要问责，他的统治就很难维持。

法广：对于共产党政权的维持问题，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是：从中共的历史看，三年饥荒，十年文革都能熬过来，现在经济还未到维持不下去的阶段，当然也可以通过各种运动产生凝聚力的手段度过难关，继续发展下去……

王军涛：对这一点来说，未来的几年非常关键，如果习近平真的可以度过高风险期之后，把整个秩序整顿下来之后，就可以继续下去。中国历史上也有老百姓饿到吃自己孩子的惨剧也没有让他们造反，而中共现在建立了数码监控手段之严厉周密让反抗更加难以成功。

二十年前，黎安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弹性威权主义"的文章，指出中共比历史上的任何威权主义政府都更有效的控制，但名一方面，康晓光先生在21世纪初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专制时期的统治，政治稳定性建立在一个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组成的铁三角上。但是中共搞独裁和反腐就逼反了政治精英；对民营气压进行打压；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西方，对思想进行钳制和控制，大学学生打小报告，搞新文化大革命和意识形态专制，就把知识分子也逼反了，所以官产学这样现代社会中必要的三角力量实际上都与中共处于对立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接下来会很难维持。毛泽东的不同在于，他接管政权就是他从根据地带出来的队伍，可以把旧政权的知识给粉碎了，但是习近平没有队伍，他很难对现代国家进行管理。

感谢王军涛接受法广专访。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6/blog-post_631.html

西方社媒：新疆官方宣传视频大量传播 人权组织涉疆视频却遭下架

来源:
美国之音

2019年10月1日，一名维吾尔族示威者在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对中国进行抗议。（路透社）

北京正试图利用Twitter和YouTube等西方社媒用更巧妙地向全世界受众传播它的政治信息。

数千新疆政治宣传视频浮现西方社媒

《纽约时报》和独立非盈利媒体ProPublica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对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数千条视频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政府征募了新疆的少数民族居民制作宣传视频，驳斥西方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批评。

ProPublica的记者杰夫·高(Jeff Kao)参与了这次调查。他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在今年1月下旬发现Twitter和YouTube一些虚假账户开始推送一系列视频。调查发现，这些帐号都是近几个月才注册的，而且大部分帐号都没有关注其他用户。它们的推文一般在北京时间上午10点到晚上8点间发送。这些迹象表明，这些帐号是统一行动。这些帐号发送的视频有许多相似点，比如，它们首先是来自一个叫做 “石榴云”的应用程序上，这个应用程序由《新疆日报》拥有。大多数视频用中文或维吾尔语，视频都是自拍的形式，视频内容基本一致，所用的短语和句子结构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ProPublica和《纽约时报》联合调查数月，发现这些虚假帐号从1月开始进行了两波操作。

第一波是在1月下旬。1月1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并把这种行为称为“世纪污点”。之后，虚假帐号开始发大量视频，谈论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生活“幸福富足”。虽然视频主人公都是不同人士，但几乎所有视频都有一个模式，就是先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然后表示自己“很自由”，然后称蓬佩奥的说法为“胡说八道”，最后让“蓬佩奥，闭上你的嘴。” 大部分视频都没有官方宣传片的标志。

第二波是在今年3月。当时，以H&M为首的多家跨国服装品牌因担忧新疆的强迫劳动而宣布停止从新疆采购棉花。之后，石榴云上发布了数百条棉花相关的视频，宣称新疆棉农没有被迫劳动，批评H&M在说谎。其中大部分视频被发送到YouTube或Twitter上。

《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联系了视频中的主人公，其中一个人承认，视频是由当地宣传部门制作的。

ProPublica记者杰夫·高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么多不同的方面，这绝对是一个一致的战略和努力，来推翻关于新疆的已经存在的报道，对我来说，看到这些视频是非常可悲的，因为这成千上万的视频里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的个人故事，但他们能对外界传达的只能是给定的脚本上的信息。”

前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的采访时说，这些视频虽然拙劣，但不断重复会使这些言论“站稳脚跟”。他还说，中国的宣传会不断的改进，变得“更快，更真切”。

这些在Twitter和YouTube上的视频还被制作者加上了中英文字幕，方便西方的观众理解。

杰夫说，这些视频在那些虚假的YouTube频道上获得了几十万的点击，在Twitter上也被广泛转推，另外，中国外交部高官的一些转推获得了几百万的点击。但他说，很难统计这些视频到底获得了多少观众。

许临君（Eric Schluessel）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历史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和中亚历史，特别是19和20世纪的新疆。他说，每当有人批评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时，中国政府都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内部运动，以反驳批评。但是中国国内的民众却并不一定知道外界这些批评以及批评的原因。所以，当有人担心新疆棉花在外国受抵制，突然在中国媒体上鼓励购买新疆棉花，这反而提醒了中国的很多人，新疆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他观察到，这些连许多中国人都不相信的中国政府的拙劣宣传，却有一些外国观众相信它们。

许临君说：“看到这些用同样技术和形式（制作的视频）出口到外国是很有趣的，因为（中国）制作对内的宣传视频有种非常独特的形式，这种形式对国际观众来说不一定能理解。虽然有字幕，但它的风格和主人公说话的方式，视频的结构，感觉非常假。我经常发现许多中国人不会自动相信这些视频，因为它们显然是宣传视频。但奇怪的是，一些外国人却非常愿意接受这些视频代表的就是真正的新疆生活”。

对此，许临君的解释是，可能因为这种视频形式寻求的是那些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到中国的外国观众。“他们真的想把自己对中国的想象投射到视频中。这些宣传视频在国际语境中非常奇怪，在形式上也很奇怪。你必须真的倾向于相信中国政府才能接受这样的视频。因此，我认为它有助于北京找到轻易就会相信他们的观众，”

ProPublica记者杰夫·高说：“我真的希望，通过这个报道能降低这些战术的有效性，更多地澄清发生在新疆维吾尔和其它少数民族身上的事实。”

在《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的报道发表后，YouTube关闭了一部分虚假帐户。该公司发言人艾薇·蔡(Ivy Choi)对《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说，该公司认定一些帐户在上传新疆视频方面“行为协调一致”，而其他帐户则是由于违反YouTube平台关于垃圾信息和欺骗性行为的规定被删除。

据《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 报道，Twitter也以违反针对平台操纵和垃圾内容的政策为由在3、4月封停了一些帐号。

呼吁关注新疆人权的视频却被关

但两周前，一个YouTube频道被封却不是因为传播中国政府的宣传视频。正相反，这个频道发布的是少数民族寻找在新疆失踪家人的视频。

自2017年以来，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者组织(Atajurt Human Rights)的频道在YouTube上发布了近1.1万段视频，总浏览量超过1.2亿次，其中数千条视频是被囚禁在新疆拘留营的人的家属的录像证词。为了确保这些视频陈述的可信度，视频中显示了作证人和被拘留亲属的身份证明。

这个组织自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哈萨克斯坦当局的抨击，但该组织因引起人权观察等国际组织对新疆侵犯人权事件的关注而备受国际赞誉。

6月15日，该频道因“违反YouTube的社区准则”而被屏蔽。6月18日，在没有公开解释的情况下，YouTube恢复了这个频道。几天后，该频道最早的12段视频从其公共源中消失了。

这12段视频因违反YouTube"网络欺凌和骚扰"政策而被举报。

这个志愿者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领导者贝克扎特·马克苏特汗（Bekzat Maksutkhan）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这件事情说明“中国对YouTube有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同事对此事感到非常失望，并且觉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处于危险之中。

他说：“视频中的人都是自愿地展示他们的个人身份信息证明，而且这是我们避免和防止虚假信息的唯一方式。”

许临君说，这件事对人权社会将产生寒蝉效应，非常打击士气。

他说：“我们也许不应该依靠任何社交媒体公司来保存有关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原始文件档案。我认为，如果这些档案被永久删除，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因为实际上这些容易遗失的视频是反人类罪的第一手资料。”

阿塔朱尔特为这些视频被屏蔽提出申诉，目前这些视频已经恢复。

YouTube的母公司Google的发言人艾薇·蔡(Ivy Choi)在电邮中告诉美国之音，“我们的骚扰政策明确禁止披露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其政府身份证明或电话号码。我们平等地执行我们的政策，删除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者组织的频道上传的违规视频，并终止他们的频道。然而，我们承认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者组织的重要人权工作，这些视频的意图不是恶意披露个人身份信息。在仔细审查他们的申诉后，我们恢复了该频道，并与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者组织合作，解释我们的政策，以便他们能够为他们的频道做出最佳决定。”

艾薇·蔡说，这个频道在90天内三次违反社区规则，所以被屏蔽。该公司建议这个频道将视频中的个人身份信息证明做模糊处理或截掉，以免犯规。

马克苏特汗说，他们对事情的结果感到满意。他希望“Google不要做中国黑客才会做的事情”，并呼吁人权社会尽可能对中国的种族灭绝行为进行发声“。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是阿塔朱尔特哈萨克人权志愿者组织频道被屏蔽的幕后黑手，但各国政府利用版权法和社交媒体的标准政策来迫使平台下架不利于自己内容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数码顾问咨询公司Miburo Solutions中国研究主管尼克·摩纳哥（Nick Monaco）对《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隐藏在适用于所有用户的标准政策和法律背后，是“一种为任意的政治审查提供合法性的途径，也为审查者制造了合理的可否认性。”（“a way to lend an air of legitimacy to arbitrary political censorship, and it also creates plausible deniability for the censor”）

许临君认为，YouTube和Twitter等社媒平台应当更好的帮助那些有确凿信息的用户传播信息并保护这些用户。但是现在很多掌握准确专业信息的专家却在这些社媒平台上遭到机器人（bots）和心怀恶意的人的狂轰滥炸，他们的信息也无法传递给更多的受众。

“如果这两个平台能有更好的真正的反骚扰措施，保护真正的用户在网上传播真正的信息，那就太好了。可以通过一些培训，帮助有真实信息和良好意图的人更好地传播这些信息。”

（原标题：北京力推新疆宣传视频 人权组织涉疆视频却遭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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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强推国安法一周年 美国学者忧香港法治加速沉沦

来源:
美国之音

随着香港苹果日报停刊、高层被捕以及多位资深传媒人近日被辞退及宣布停播评论节目后，美国多位学者以及流亡的中国维权人士，均极度担忧香港法治在国安法下加速沉沦。他们担心香港法律界在高压威权统治下，司法独立将全面瓦解，呼吁美国国会持续关注港人的命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苦涩的报导。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前夕，于6月29日（星期二）举行视频研讨会，探讨香港人权受侵蚀的最新状况。与会者包括年逾九十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教授、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汤姆•凯洛格（Thomas Kellogg）、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许田波，以及两位现旅居美国的前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与滕彪。

与会者特别对香港近一个星期急速恶化的形势忧心忡忡，尤其是在《苹果日报》被迫停刊，高层相继被捕，再有香港电台时事节目主持被辞退与网络评论人主动停播节目后，认为港版国安法下的香港原有言论自由与法治，早已变得体无完肤。

凯洛格：公平审讯机会存疑

有份参与撰写有关港版国安法最新研究报告的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主任汤姆•凯洛格首先提出了公平审讯的议题，指出香港法院近期相继拒绝被捕人士保释，以致拒绝第一宗国安法案件中被告疑犯唐英杰获得陪审团聆讯，都显示了公平审讯权利岌岌可危。

凯洛格说：“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政府正在蚕蚀被告疑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做法已对公平审讯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该中心6月28日发表的题为《香港的国安法及公平审讯的权利》的报告指出，自从有关国安法罪行的审讯开始以来，被告人的核心权利，包括享有正当程序、在高等法院受陪审团审讯的权利、以及正式审讯前获得保释的权利，均受到限制。同时，就国安法案件拣选法官的程序亦引起公众对司法独立的关注。

孔杰荣：法官政治受压下能否独立公正判案

长期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孔杰荣也认同凯洛格的忧虑，认为香港法院各级法官越来越受到无形的政治压力，对他们能否独立不偏不倚判案存疑。他解释，国安法去年生效后，当局没有公布挑选国安法案件专责法官的挑选准则，全无透明度，难怪外界对他们能否独立公正判案产生疑虑。

孔杰荣特别提到终审法院的外籍法官无缘审理国安法案件，是政治因素使然，因此他们更不应留恋在香港的司法制度内，图添花瓶角色，为香港当局坚持的司法独立提供站不住脚的依据。他担心，一旦香港大律师公会倒下，香港的法治更是危在旦夕。

孔杰荣说：“若大律师公会被静音或受到恐吓，那么（大律师）他们在法院中原来应有的支援也会被拒绝。”

许田波：警察威权统治将成新常态

除了法院的层面外，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许田波提到了香港已经进入了“警察城市”的状态。在来自警察系统的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近日获升任为特区政府第二把交椅政务司司长后，警察威权统治将会成为新常态。

许田波说：“目前警察（系统）已经正式掌管了整个香港政府，他们更是直接隶属北京保安系统的管治下。今后香港被捕者的待遇，与在中国大陆的更是差不多无异，使前景充满恐惧感觉。”

许田波担心，警察威权当道下，香港人不仅失去《苹果日报》，自己坚持信念的权利更有可能被剥夺，随时会惹上官非。她解释，香港政府目前正在吹嘘研究制定假新闻法，就是要完全压制传播他们不喜欢的真相。她举例说，有关法例通过后网民再坚持说2019年8月31日太子地铁站警察无差别袭击市民，发生过市民被打死事件，便会触犯法例，有被捕的风险。

陈建刚：中共会摧毁个人一切所有

对于坚持信念也遭打压，两位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并不感到陌生。他们也不惊讶香港的“一国两制”会走到今天的境地。现为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的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分享了自身经历，认为只要触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便会动用一切手段，摧毁家庭与事业，至使一无所有。陈建刚说，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至今仍下落不明，便是最佳例证。

滕彪：国安法等同绑架受审合法化

现为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的滕彪表示，在港版国安法下容许疑犯直接送往中国受审，更是将绑匪的绑架行为授予正当的地位。

滕彪说：“这些（做法）等同将当年2015年桂民海（在泰国）以及铜锣湾书店（商人的李波）被绑架事件合法化。这是非常令人恐惧的。”

自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以来，坊间便一直传言，中国若认为香港法院未能履行职责审理案件，便会将他遣送至中国受审。

多位学者总结发言时呼吁，香港进入警察威权时代后，美国国会更应持续关注港人命运，推动通过制定有助港人脱离苛政的法案。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6/%E5%8C%97%E4%BA%AC%E5%BC%BA%E6%8E%A8%E5%9B%BD%E5%AE%89%E6%B3%95%E4%B8%80%E5%91%A8%E5%B9%B4%7C%E7%BE%8E%E5%9B%BD%E5%AD%A6%E8%80%85%E5%BF%A7%E9%A6%99%E6%B8%AF%E6%B3%95%E6%B2%BB%E5%8A%A0%E9%80%9F%E6%B2%89%E6%B2%A6.html

对抗还是对话？美国当前对华政策与共识究竟为何？

20210629

美国之音 林枫 华盛顿 —

在拜登总统完成了上任以来一系列与美国印太和欧洲盟友的会晤后，华盛顿现在似乎有意推动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

《金融时报》日前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说，美中双方讨论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8日-29日在意大利出席G20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的可能，美国政府还希望派遣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今年夏天访问中国。前者目前已被美国国务院否认。而在此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白宫将考虑安排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在意大利G20峰会间隙举行会谈。

即将卸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其告别信中说，美中关系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历史选择。"拜登政府推动美中高层对话的最新举动是否意味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将出现变化？

美中恢复高层接触？

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Bonnie Glaser)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拜登政府巩固了与印太和欧洲的盟友的关系后，接下来会把焦点转向中国。

她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顺序问题，美国首先与我们的盟友接触。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的QUAD（四方安全对话）上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最近拜登总统在欧洲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在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并将我们的努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国之后，我认为（美国）将与中国接触。"但葛莱仪也强调，美国与中国的接触只是拜登政府整体对华政策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拜登政府对华策略的改变。"我认为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计划，正如我所说的，首先是与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伙伴接触，形成一个有效的战略，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中国进行评估，并由此制定一个战略。我认为该计划一直是与中国进行对话，并在我们利益重叠的有限领域进行一些合作，但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到位了。"她说。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Ali Wyne)表示，尽管美国政界对中国给美国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已形成高度共识，但在具体的对华策略上仍有分歧。美国需要在与中国的竞争、合作和对抗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正在对其关于中国的思维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调整，但我认为，正如所有的重新调整一样，它们需要时间来巩固，它们会经历曲折和变化。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种重新调整的开始阶段。我认为，美国正在试图弄清楚在竞争、对抗与合作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什么样的。"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共识？

美国国内包括政界、知识界和公共舆论在中国的立场上，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即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威权主义模式正在给美国构成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和威胁。

曾两度参选美国总统的资深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近在美国知名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不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而应专注于自身。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20年里，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年里，从过于乐观的一个极端转向过于鹰派的另一个极端，而这种快速形成的共识，即将美中关系视为一场"零和的经济和军事斗争"是"令人不安和危险的"。

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曾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何瑞恩(Ryan Hass)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确实同意（对华政策的）钟摆曾摆得很远。而我不认为它现在已经回到了它自然的位置上，所以我预计钟摆还会在某个时候向中心回摆。

何瑞恩是《更加强大：在相互竞争的时代调整美国的中国战略》(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一书的作者。他认为，美国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和优势仍能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占据上风，包括美国有友好的邻国，相对良好的人口结构，世界上最广泛的联盟网络，创新文化，高效的资本市场，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弹性和适应性强的政治机构。他表示，中国不具备上述有任何一点优势。

"我们应该专注于培养我们自己的优势，如果我们这样做，我认为我们会没有问题。"他说，"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以证明哪种社会经济和治理模式最能释放其人民的才能并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美国越能证明它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激发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我们的地位就越强，因为威望最终将来自于表现。而表现最好的体制将是处于更强地位的体制。"

沿着特朗普的对华路线走下去？

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葛莱仪则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不是变得太快，而是太慢。她也认为，美国应制定更为有效的战略。

她说："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太过于渐进的变化。而且确实早该如此，因为来自中国的一些挑战真正开始于10多年前。而中国对其邻国的强硬姿态肯定是在十多年前开始的。而我们只是看到了这种加速。我认为美国的反应实际上是太慢了，而且不够充分。因此，我认为现在是美国制定一个更有效的战略来影响中国政策和中国行为的正确时机，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并说服中国，它走错了路，它所追求的政策不符合它的利益。"

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最终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的冷暖将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所作所为。

"要不要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这不是美国决定的，"他说，"关键在于中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中国政府还是采取目前对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进行严厉的打压，那你跟他再讲和平，中国政府也不会改变这些做法。我们跟中国政府讲贸易要均等，要停止对美国大面积的工业和军事技术的盗窃，讲了几十年，费了多少嘴皮，都基于一种幻想，就是我们对他友好，他好像就会改变他的行为。这是不现实的。"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大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对华政策，在某些领域对抗中国的力度甚至更大。比如，拜登总统6月初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把更多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使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59家。在那之后，拜登签署的另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两款应用程序TikTok和WeChat的禁令。但分析指出，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制定更好的应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机制，以便后续出台的禁令能够经受住司法挑战。

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明显在延续甚至扩大美台高级别官员的实质性互动。而且，美国将在这个月底启动与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TIFA）。在涉及人权的新疆问题上，拜登政府继续称中国政府对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余茂春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给予了肯定。但他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础上的，其基础是美国上下已经形成的广泛的对中国的共识。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实做的还可以，最关键的原因是我们给他定了一个调子，我们给他定了一个方向，"他说："但我们只不过是根据另外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去执行下来，那就是美国人民的意愿。对华政策的基调就是美国的全国上下形成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对中共各种做法的如梦初醒。"

布鲁金斯学会的何瑞恩则认为，尽管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但仍有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是不再有美中全面经济脱钩的讨论。其次是，拜登政府不再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或美中无法共存的问题。相反，他们谈论的是合作竞争或竞争性共存或竞争性相互依存。而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转变。第三，拜登一直把中国说成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第四，这届政府中没有人像上届政府那样试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制造分裂，而在气候、阿富汗伊朗和其他问题上已经恢复了直接外交。

他说，北京方面仍然寄希望于拜登政府会大声地、公开地否定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这是不会发生的。"如果北京的人们错过了正在发生的转变，那么他们就会对美中关系的现状做出错误的诊断。"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6/blog-post_440.html

【國安法元年 · 學術界】盤踞課室的蛇：在紅線邊緣掙扎的香港學者

    本文為【國安法元年】專題的學術篇，按此閱讀全個專題。

相約某學者於其工作的大學辦公室訪談，進入校門一刻，馬上被幾個保安員攔住。

先要出示身份證，保安員仔細查問約了何人、辦公室位置，一邊在登記簿上翻查，皺眉說，對方沒有預先把記者的名字登記在名單上。著去保安室見保安主任，主任再查閱身份證，致電學者辦公室，確認可放行，再指示你返回入口處，正式登記身份證資料...... 周旋期間，還有三位保安員，用探熱槍先後量你三次體溫。

自從過去一年多疫情肆虐，部分甚至可追溯至 2019 年社會運動爆發，收緊門禁，已成大專院校常態。

而起變化的，不只是進出校園的自由。過去一年，大專院校，屢屢成為新聞焦點。警方國安處上周搜查港大學生會大樓，表明就是否有人違反國安法進行調查，多間大學先後以禁用校園設施、停止代收會費等方式封殺學生會；去年底，中大就學生畢業禮遊行報警，國安處拘捕至少 8 人。

昨早（23日），早前遭官媒狙擊「宣獨」、「參與黑暴」的科大教授李靜君證實約滿離任；部分作風敢言教師如嶺南大學助理教授葉蔭聰、浸大講師邵家臻，早前證實不獲院校續約。去年，港大校委會通過推翻教務委員會決定，革除副教授戴耀廷終身教席；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宣布重組，校方否認因受壓將中心「解體」......

港區國安法實施的大背景下，外界普遍認為上述事件與政治操作有關，但事件是否反映整體香港學術環境在立法後收窄，各有不同看法，如政治學者馬嶽早前接受專訪時區分，政治評論的自由並非學術自由，指目前明確干預學術自由的行為還很少。

本專題訪問不同層級、學科的教研人員共七人，期望從不同切面了解院校過去一年經歷及變化。但與往日不同，以前相對容易邀約的學者，今次不少以不具名受訪為基本條件。大部分受訪者不約而同描述，如今教研的日常，大概是感覺到微妙變化，卻往往無以名狀。有時做研究、教學，腦海會閃過念頭 — 自己會不會被清算？但半秒後又遲疑，自己是否在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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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第一案」唐英傑案上月開審，辯方傳召港大政治學者李詠怡及中大傳播學者李立峯擔任專家證人，以統計學方式證明涉案「光時」口號意思多變，非如控方所指必然與「港獨」有關。

7 月 12 日，李詠怡作供未完，就惹來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社評針對她及幾位學者不點名批評，「另一名陳教授竟然替『孤狼』恐襲者開脫，毫無良知底線；有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拿著公帑進行污名化中國的所謂『研究』；在國安法案件中，某教授竟然辯成『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是港獨口號... 」。

社評炮轟，這些教授以「學術自由」來包裝，「但是『學術自由』從來都不是違法的擋箭牌。」

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也是近日受靶的學者之一。傅早前因批評政府擬就「假新聞」立法，遭親建制專欄作家屈穎妍狙擊，指控他散播謊言，又指傅曾進行有關反修例運動的研究，是「為黑暴做數據整理工作」。不出幾日，傅景華再收到來自親建制組織的電郵，電郵同時轉寄給港大校長及全港立法會議員，要求港大對傅作出懲處。

據傅所知，港大至今未就投訴作跟進，惟對日後工作有無影響，仍屬未知之數。

「香港言論空間、自由都一路收縮緊。在此大背景下，大學一定無辦法倖免。」傅景華接受《立場》訪問時指，「我唔敢講係趨勢，都可能係個別事件... 如果純粹個別人士有意見，我無乜嘢。但我會擔心，通常呢啲係 agenda setting，咁就好麻煩。」

2020 年 11 月 6 日，香港理工大學

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多年來研究難民議題，工餘經營自己創立的非政府機構，支援在港酷刑聲請者，媒體過去常就各種議題約她訪問，她一向來者不拒，見解獨到，用詞尖銳。不過最近，身在海外的家人每天給她打電話，勸她要小心，不要多言。

「我唔會呃你話無擔憂，我一定擔憂。」

她平時和研究助理說笑，說再寫文章批評政府就會被國安拘捕。雖然她判斷的自己研究範疇不是最敏感，頂多算「踩界」，自己立場也溫和。但在晦暗不明的時代，她說不准打壓有多可能發生。

「威權政府要郁你有好多方法，可以揾校長警告，或者出面有人投訴，如果落簿，就要開 panel investigation（委員會調查），可以唔續約、可以炒你。」伍鳳嫦說，「就算佢要拉你，你都無辦法，驚得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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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紅線　盤踞於課室上的蛇

伍鳳嫦是學系副主任，負責管教學事宜，早前學系舉辦人權議題工作坊，本想過開放公眾參與，但衡量過風險，最終決定只限系內學生參加。

「的確會比以前會小心咗 — 我點知政府、國安處點睇我呢個活動？會唔會有人混入來錄音？我以前唔會做呢啲風險評估，我們以前會 take it for granted ，覺得學術活動唔會有事。」

傅景華認為，國安法帶來的最大不明朗因素，是法例訂明的四項國安罪行，定義含糊。「有啲嘢唔係好清楚，大家唔清晰，咪可能唔敢做啦，或者就算做，都要改一改方向。」

但傅景華強調，目前院校中可見的變化，絕大多數為大環境、氣氛上改變，他未見任何校方或政府主動干預學術自由之舉。「在大學架構裡面，校方基本上係 inaction（不作為），我睇唔到校方針對同事的研究做過任何嘢。」

「但我感覺到身邊（變化）係出現緊。」

傅景華專門研究社交媒體與政治參與等範疇，2011 年創立「微博視野（Weiboscope）」研究計劃，追踪微博上的言論審查，近年又創立「反修例運動研究數據庫」，透過分析社交媒體整合 2019 年社會運動時序與地圖，他會在網上公開數據，與公眾分享研究所得。

研究相關題目多年，他從來不覺得有什麼問題，至最近，有同事閒聊中會說：哇你仲做呢類題目？好勇喎。

這種善意提醒，有時反為壓力來源。「我自己做研究，我自己都會問，究竟呢啲嘢會唔會被理解為敏感呢？」

「但其實大家都唔知，無人會話你聽得得唔得。」

傅景華

多名受訪者均提到，過去一年由於疫情關係，大學均改用視像授課，部分院校明確要求教師錄影，以便學生事後重溫，惟錄影對師生而言，尤其當談到所謂「敏感」議題，難免加深雙方對被監聽、被舉報的憂慮。

不願公開所屬院校、任職某人文學科教學助理的 Ginny （化名），日常工作包括帶領導修課討論。Ginny 上一個學期負責的科目，任教教授需按校方要求錄影，並提醒學生應注意言論，但教授同時提醒學生，只要並非倡議個別主張，學校應是一個容許理性、批判討論的地方。

不過 Ginny 隱約感覺，學生較以往避忌發言，甚至有學生說到個別「敏感」字眼，總是煞有介事。

「雖然係學術分析，唔係做倡議，但有啲同學上堂，我 feel 到佢想講『港獨』（二字），但就會講咗，啊社會上有啲人都會好想香港有『嗰樣嘢』。」Ginny 說，「但我諗其實佢未必好實際想像過，究竟講咗之後會有咩後果？被開除學籍？會肥佬？定係被人黑名單？」

她形容，國安法就如一條大蛇，盤踞於頭頂，不知會不會咬人，但大家已學懂自我約束。

「Feel 到大家有種 general 的感覺，就係驚。」

Ginny 坦言，雖然校方未有要求導修課錄影，但過去一年社會氣氛改變，增添了她的不安。「Online 上堂，學生可以完全唔見樣，鏡頭後面做咩，我真係唔知。」Ginny 憶述，以前曾有內地研究生對她說，擔憂上導修課會被錄音及舉報。「國安法之前，呢個擔心係唔存在 — 但呢家我都會諗。」

2020 年底，香港大學仍有人設置「連儂牆」。

國際研究，怎樣的國際？

在中文大學兼任講師、任教全球研究的陳偉信亦表示，最近上課，尤其是學生進行匯報、或討論某些社會議題時，確是多了同學要求不要錄音錄影。而他通常會按學生意願，無需錄影，改為在匯報同時即場評分。

陳偉信教授的科目包括國際關係理論，歐盟外交政策、與世界經濟，本最有可能被視為「敏感」的香港涉外關係，則已多年沒有開課。

「I am pretty sure 我教嘅嘢唔會犯啲好硬淨的法律。」雖然「國際關係」驟眼看來「敏感」，但陳偉信解釋，因申請研究經費、爭取在頂級學術期刊出版等考慮，研究題目本已傾向以國家為研究單位。

「你用一個 state-centric、中國點同世界互動的視覺去睇問題，例如研究『一帶一路』點同東南亞接軌，你諗唔到點樣會違反條國安法。」陳偉信指出，「我們本身 in general 都好離地㗎啦，但原因唔係因為我們想離地，而係要在頂尖學術期刊出版，我們唔能夠淨係關注香港。」

題目未必即時被視為敏感，但不代表研究完全不受國安法影響，相反陳預期國際關係研究日後在申請經費、邀約訪談對象上，或將面對各種困難。

陳偉信指出，內地與香港學者做國際關係研究，前者與中國外交決策圈子近，有機會影響政策，是香港學者望塵莫及的。但由於香港整體學術環境較自由，以致外國政客、使節、不同非政府機構，過往傾向願意與香港學者接觸，香港國際關係學者在蒐集研究數據上亦有優勢。

現在問題是，在國安法下，此優勢能否繼續維持？「有好多報道都話，呢家政黨、NGO，都開始抗拒接受訪問。雖然至今都未有領事同我講過，話我們見面要向上（北京）匯報，但你會 feel 到佢哋真係多咗重考慮。」

國際關係研究未來的另一隱憂，是日後接收來自外國大學或組織的研究經費，會不會被視為勾結？

「這件事未經證實，我好難去講有無影響，我只可以合理地希望唔會有任何影響。」但據陳偉信所知，過往不少國際關係研究依賴海外經費，一旦收緊，相信對本港國際關係研究影響不小。

教學助理 Ginny 透露，系內本來有一科關於中國社會的科目，在國安法立法後，因任教老師希望「睇定啲」，自 2020 年 9 月起暫停開辦該課程兩個學期。學系網頁顯示，該課程於今年暑期復辦。

本專題訪問到的受訪者分別來自 5 間大專院校，大部分人未聽聞院校有取消課程或收緊舉辦學術活動。不過在去年 8 月，即國安法生效一個月後，伍鳳嫦工作的學系舉辦了一場關於國安法的研討會，受邀的幾間香港 NGO 均婉拒出席。

有不願具名大學教授向《立場》表示，據知目前大部分院校均未有就國安法後進行研究及教學工作訂立明文指引，不同部門各自為政，故不同部門的處理方法差異甚大。比較緊張的部門，即可能更嚴格規管課程及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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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下的公共知識分子

據伍鳳嫦觀察，過去一年，學術界最明顯的變化，是身邊不少曾積極參與公共討論的同事，漸少接受採訪或在媒體上撰文，逐漸從公眾視野退回到象牙塔中。

她認為，學術界的變化之所以難以言詮，因為恐懼本身，已導致不少學者發表言論時自我審查。「恐懼本身已經 stop 咗你去做好多嘢，你已經驚咗，驚就唔會亂講嘢，已經 work 咗個 effect，咁校方仲使乜做嘢？」

Jerry（化名）是香港某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他認為在國安法時代，進行學術研究工作的風險，與其說關乎研究題目敏感與否，他相信更與研究發表渠道、分析框架、行文措辭等有關。

換言之，學者進行的研究公眾面向越大、越具倡議性質或動員潛能，風險亦隨之增加。

過往曾以政治學者身份參與公開活動、今次只願匿名受訪的 Jerry 分析，學者研究工作裡佔最大部分、以英文寫作的國際學術出版，短期內所受影響不大，因學術期刊的受眾少，而要爭取在頂尖學術期刊上刊登，文章某程度上必須有某程度上的「離地」，「因為英文學術出版呢個 game 就係要將啲嘢好理論化」，變相觸碰政治紅線的機會少。「我 so far 睇唔到有咩會唔安全。」

而在競逐排名第一考量下，國際期刊出版數量與大學排名直接掛鉤，Jerry 認為大學暫無動機去主動干預學者的研究。

另一名不願具名的助理教授 Alex 形容，香港大專院校追逐國際排名，與限制學者學術自主，兩種邏輯必然相衝，「同時想我們好叻、又要好聽話，所以一定會有一部分人（學者）走。」

第二，以中文著書、在本地報章撰文，風險則稍高。據 Jerry 了解，目前正在撰寫或籌備出版政治書籍的香港學者， 如今在行文上均更為謹慎，「以前中文知識書籍，學者會夾雜好多立場、睇法，但現在都希望確保係純學術。」

但他認為此不涉自我審查，保持學術寫作客觀、中立亦屬合理。「我聽到的問題反而係無出版社肯出、無印刷商肯印，呢度個問題更大。」

Jerry 認為，最後可能受影響的，是以學者身份參與公民組織及活動，誠如過往非政府機構、倡議組織進行意見調查、舉辦記者招待會，都會邀請相關範疇學者合作，相信學者日後會有更多顧慮。

「我感覺大家都好有意識要迴避。」Jerry 說，「因為過去發生的事，有兩個訊息係大家感覺到嘅：第一，組織動員的人一定出事，包括搞初選。而延伸出來的影響係，同組織動員的人有太大關聯，都可能會有風險。」

早前科大教授、社會學者李靜君遭中聯辦控制文匯報、大公報狙擊，指她在一場網上論壇上發言「我認為我們不屬於中國，而是屬於全世界」，形容李「宣揚港獨」，又指控論壇主辦單位「香港民主委員會」勾結美國勢力。論壇同場還有時任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等。

Jerry 認為，李靜君事件的確為學者帶來警示，「就算你發表學術意見、分析都好，當場合涉及某啲有動員潛能、動員往績的人，你都會有風險。」

「（國安法的）影響唔係日常研究工作，而係以學者身份，係咪仲有個空間去做其他 engagement（連繫）呢？我感覺空間係收窄得好緊要。」

大學保守風氣「不嬲都有」

傅景華本是傳媒出身，平時記者就資訊自由、新聞自由、科技等議題請他評論，他一向來者不拒，是公認的「傳媒之友」。但他坦言，自己最近受訪的決定也收緊了點。

「以前我會覺得，幫下啲記者啦，搵人搵得咁辛苦。但呢家，如果個領域唔係我專長或者學術範圍，我都盡量唔做啦。」

雖然擔心公眾曝光會帶來不必要麻煩，傅景華不希望把學術研究工作與社會切割。「學者唔係淨係做發表，我做咗啲有基礎的知識的話，係應該利用呢啲知識帶來正面改變。... 作出一啲倡議、建議，可能造成社會上有正面改變，我覺得係學術研究一部分。」

「我唔想挑戰任何法律，如果法律不容，我咪唔做囉。但我暫時都唔覺得我發表研究，會構成煽動、或者觸犯（國安法下）四種行為。」

學術應對社會帶來影響，並非單純傅景華的個人抱負。目前香港 8 所政府資助大學，每三年會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發放經常性補助金，其中用作研究用途的撥款取決於約 5 年進行一次的「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簡稱 RAE）」。

剛剛 5 月底公佈的 2020 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教資會第一次引入「研究影響（Research impact）」作為其中一項標準，佔整體評分 15%。據評審標準文件顯示，以社會科學為例，「研究影響」的定義包括對研究結果應對經濟生產、創科作出貢獻；為環境、醫療、立法等政策帶來轉變；改善社會不平等、引起政策或公眾討論等。

伍鳳嫦認為，在今日政治環境下，學者的窘境正在於，「研究影響」猶如一把雙刃刀。

「以前咪無事囉，我淨係出 journal 得㗎啦，我出到 （impact factor，影響因子）10，我一樣可以升做 professor。但呢家唔係咁。當有呢樣（政治考量）嘢嘅時候，究竟我們點拿捏呢？」

幾名受訪者均表示，研究資助局（研資局，RGC） 在決定資助哪一項研究時，負責甄選受資助項目的委員會成員包括不少海外學者，感覺甄選過程仍屬公平，未見跡象會有研究題目因「敏感」被打壓。

不過助理教授 Jerry 指出，在申請資助、出版、追排名等考慮下，大學從不鼓勵自己的僱員「不務正業」，例如參與公民社會或發表政治言論。大學保守的氣氛，早於國安法前已見端倪。

「有啲大學揸得緊啲，有啲鬆啲。呢個氣氛在某啲大學、某啲管理層，不嬲都有，」Jerry 說，「咁在國安法底下，咪多個理由叫你唔好不務正業囉。」

任職講師的陳偉信亦言，對於追求終身教席（tenure）的學者而言，政治環境不明，或者是令學者轉為研究較「不敏感」題目的理由。

「如果我真係要 look for tenure position，我點解唔做一啲安全、出到 top journal 機會大啲的文呢？」

學者之所以擔心，因大學對國安法後如何保障學術自由，立場曖昧。任職某資助院校助理教授的 Alex 批評，部分大學管理層目前的態度猶如「扮無嘢」，令員工無所適從。其餘受訪者亦表示，校方沒有向員工承諾或採取任何行動，確保在國安法下繼續享有學術自由。

翻查報道，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近月接受報章訪問，不認同國安法損害學術自由，指學術自由有限制，不能犯法；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接受訪問時稱，學術自由仍是大學基石，只要和平理性，不違法，大學不會對自由設限；據學生遍委會引述，浸大新任校長衞炳江於學校閉門論壇中表示，自己會盡力捍衛學術自由，但同時提到自由非不受限，必須同時守法；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則曾於校內論壇上表示，大學保障學術自由，但不保障犯法的事，希望學生理解國安法內容，不要誤墮法網。

據早前《路透社》報道，香港大學建議成立兩個工作小組，負責有關學術自由的指控、監察國安法法律發展，確保在符合國安法下「保護學術自由、院校自主」，港大拒絕評論有關報道。若屬實，港大為首間採取實際行動應對國安法及可能引發指控的院校。

傅景華透露，過去一年，港大校方舉行過幾場閉門研討會，就國安法後學術自由問題讓教研人員表達意見，不少人於會上表達憂慮，惟校方於會上未有提供任何實質方案或承諾。

「我都明白，佢（校方）都唔知點樣做，佢都唔係適合的人去詮釋條法律，佢唔敢保證話點樣做就一定唔得。」

不過傅景華期望，校方至少可以保證，若僱員未來因研究或教學惹上官非，校方會為他們提供必要支援。「例如做記者都有風險，但你知道公司會 support 你，如果你俾人告，會有律師幫你，而唔係一俾人告就即刻炒你，同你割席。」

但眼見港大校方最近與學生會「割席」做法，他不感樂觀。「我覺得作為僱員，僱主提供安全工作環境俾僱員，係合情合理。」

《立場》透過電郵向八家資助院校查詢，有關院校於國安法立法後，有無頒布政策或指引，或未來有無計劃保障教職員繼續享有學術自由。

城大在回覆中未有正面回應，僅重申院校支持一國兩制，並率先提倡「政（治）教（育）分離」原則，恪守學術自主，透過世界一流及多元化的教研團隊，貢獻社會。

其餘七家院校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              *             *
做學術，所為何事？

任職人文學科教學助理的 Ginny 說，因導修課以小班形式上課，以往總會認識幾個更熱衷的同學，課後或邀請他們一起參與社區活動。如此帶學生走出課室、參與社會 ，日後會否被視為犯禁？

「在教學的 context，的確相當可能性發生一種 — 算唔算係『教唆』？或者組織一啲人、去做啲嘢嘅空間。... 所以我都想像到，嗰個位政權會覺得『敏感』。」

她概嘆，「但教育呢樣嘢，本來就唔單止在課室裡面發生。」

面對山雨欲來之勢，伍鳳嫦認為，香港學術界抵禦的第一步，應由最細微、最基本的育人之處做起。

「呢家大陸唔 care 香港有無排名，大學機構都唔 care 老師 ... 但起碼在未派人去監管我們之前，我們自己有無提供一個 free and safe environment 俾學生？等佢哋繼續有思想、學習自由？有批判性？」

她認為，艱難時刻，或同是反思的契機。究竟大學之道，所為何事？

「其實以往好多大學，老師都唔係好在乎處理學生，因為最緊要就係出文。呢家突然發現，噢，國安法喎！咁我們教書點算啊？...」她說，「如果呢家情況係咁惡劣，我們作為學者，係應該更加有承擔、責任咁去做學問？」

伍鳳嫦說，自己暫時打算繼續留港，但明言如果有人出言警告，不論是關乎她的研究或社會參與，她會離開。

「但呢家唔係無空間，咪繼續做，做到幾多咪幾多囉。」

陳偉信說，過去一年的確較以往替同行餞行了多幾次，但通常只知道對方移民，很少再追問原因。

有受訪者慨嘆，香港學術環境不明，不少學者考慮離開，部分年輕學人如羅冠聰、梁繼平遭通緝流亡，香港學術界、尤其香港研究範疇，或面臨人才外流問題。

但陳偉信不太悲觀， 因跨國界合作本是學術研究的常態。「我們做學人，流動去唔同地方、學習唔同知識返來 research 香港，或者在出面 research 香港，其實對於香港學術係一件正面嘅事。」

而據他觀察，在2019 年社會運動、以至國安法後，國際對香港作為研究對象的興趣，有增無減。「香港有咗所謂學術討論價值，咁，係咪學術上的好事呢？」他苦笑，「當然，咁講其實相當『人血饅頭』。」

陳偉信正籌備自立門戶，未來或更多以獨立身份出版研究，減低與院校聯繫。他坦言，脫離學院，固然代表更大自由度，但同時代表院校的保護傘作用亦隨之消失，小至誤中抄襲，嚴重至法律責任問題。

他言，難以計量的風險，無法擔心太多。「學術 training 話俾我知，我只可以理解到合理嘅嘢... 在我合理評估範圍內，我唔覺得自己做嘅嘢有機會犯法。但如果要我評估埋唔合理、評估唔到嘅嘢呢，I simply not bother（我不會理會）。」

他苦笑，如果香港真有日會因學術研究，導致他在清晨 6 時被拍門吵醒，「咁...... 你都要去處理㗎啦。呢個係你唯一可以對自己學術生命、個人生命負責的表現。」

「如果估錯咗，我都要承擔責任。我希望我估得啱啦。」


撰文 | 梁凱澄
攝影（人物） | Oiyan Chan

from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 全部文章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9C%8B%E5%AE%89%E6%B3%95%E5%85%83%E5%B9%B4-%E5%AD%B8%E8%A1%93%E7%95%8C%E7%9B%A4%E8%B8%9E%E8%AA%B2%E5%AE%A4%E7%9A%84%E8%9B%87%E5%9C%A8%E7%B4%85%E7%B7%9A%E9%82%8A%E7%B7%A3%E6%8E%99%E6%89%8E%E7%9A%84%E9%A6%99%E6%B8%AF%E5%AD%B8%E8%80%85

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出国也跳不出中共的监控

来源: 

美国之音

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三（6月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在澳大利亚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监视、骚扰和威胁，而澳大利亚的大学却为了维护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未能切实保护学生的学术自由权利。

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在澳大利亚当地发布的时间是6月30日。

报告说，澳大利亚的大专院校普遍存在中国官方的监控，支持中国政府的学生通过向中国驻澳官员汇报对支持民主的学生进行威胁。

报告指出，中国留学生都知道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监控，并感到恐惧。很多人不得不进行自我掩饰和自我审查，以避免被同学向中国驻澳官员举报，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

该报告撰稿人苏菲·麦克尼尔表示，“澳大利亚大专院校管理层没有尽到维护中国学生权利的责任”。校方由于依赖国际学生缴纳的学费，所以对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骚扰和监控视若无睹。麦克尼尔呼吁澳大利亚校方向中国提出抗议，采取措施支持学生与教职员的学术自由。

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遭遇的问题非常敏感，它往往与经费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个外交问题。据美联社报道，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的一项重要的出口项目。2019年，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为本国经济贡献了300亿美元。在大流疫发生前，中国留学生在全部外国留学生人数中占比高达40%多。

报告列举了几个学生的个案说明中国当局是如何控制留学生言论的。他们在国外的言行会通过多种渠道很快传递到国内。中国警察会上门约谈或者传唤学生父母，查问他们的孩子在澳大利亚的表现。其中一名学生因在推特账号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言论而遭到中国当局威胁，后被判刑入狱。

另外一名学生因在同学面前表明支持民主，他在回国后被中国当局没收护照。报告说，受访的学生都非常害怕自己在澳大利亚的言行可能给自己及国内父母带来麻烦，所以在公开说话前总是要再三评估。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6/%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4%B8%AD%E5%9B%BD%E7%95%99%E5%AD%A6%E7%94%9F%EF%BC%9A%E5%87%BA%E5%9B%BD%E4%B9%9F%E8%B7%B3%E4%B8%8D%E5%87%BA%E4%B8%AD%E5%85%B1%E7%9A%84%E7%9B%91%E6%8E%A7.html

人权观察报告：北京威胁澳大利亚学术自由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6月29日发表报告称，澳大利亚大专院校未能保障中国学生与批评中国共产党学者的学术自由。其称，支持民主运动人士经常遭到亲北京人士和中国政府的骚扰与恐吓。

人权观察称，这份102页的报告，“《‘他们不懂我们的恐惧’：中国跨国镇压危害澳大利亚大专院校学术自由》，说明中国政府如何对澳大利亚各大学支持民主的中国与香港学生进行监控。学生普遍意识到这种监控的存在，因此感到恐惧。许多人必须伪装掩饰和自我审查，以免遭到同学威胁骚扰或向中国有关当局举报。”

报告写道，“澳大利亚大专院校管理层未能尽到维护中国学生权利的谨慎责任。”对此，人权观察澳大利亚部研究员麦克尼尔（Sophie McNeill）说，“澳大利亚各大学仰赖国际学生缴纳学费，对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骚扰监控视若无睹。各大学应当公开抗议，并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学生与教职员的学术自由。”2020年共有近16万名中国学生到澳大利亚就读大学。

报告指出，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留澳外国学生约有百分之40来自中国，中国学生占澳大利亚大学生总数近百分之10。即便在疫情导致边界封锁之后，由于各大学改为网路授课，并有部分国际学生滞澳未归，国际教育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品项之一。

据悉，在调查过程中，人权观察访问到24名 “支持民主”的中国与香港学生，以及22名澳大利亚各大学教研人员。该组织表示，人权观察查证了三宗学生个案，他们在中国的家人遭到警察登门拜访或传唤，查问他们在澳大利亚的言行。其中一名学生因为在澳留学时注册推特帐号，发表支持民主言论，遭中国当局威胁判刑入狱。另一名学生因为在澳大利亚同学面前表明支持民主，返国后遭中国当局没收护照。

报告指，每一位支持民主的受访学生，都非常害怕自己在澳大利亚的言行可能导致国内双亲遭受中国当局处罚或审问。受访者大多表示，在澳留学期间会作自我审查。“我必须自我审查，” 一名中国大陆学生说，“现实就是如此。我来到澳大利亚，但我仍不自由。我在这里从来不谈政治。”麦克尼尔说，“大多数学生被骚扰后，不会向他们的大学举报，他们认为自己的大学更重视维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想得罪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学生。”

人权观察指，“我们访问许多具有中国研究背景或专业，或指导大量中国大陆学生的大学教授，其中超过半数自承在谈到中国​​时经常会作自我审查。少数大学校方也对教职员进行言论审查，例如有大学管理层要求教职员不得公开谈论中国，或者劝阻他们举办有关中国的公开活动或就中国敏感议题接受媒体采访。”

人权观察提议，澳大利亚各大学和校长应当在具体的骚扰或审查事件发生时应予公开谴责，并且公开承诺维护学术自由，确保所有学生了解向外国使领馆“举报”同学或教职员言行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学生行为守则并可加以处分的行为。大学外国干涉专案组应优先审议有关骚扰、恐吓、审查和自我审查问题。

麦克尼尔说，“近来针对言论自由和外国干涉澳大利亚大专院校问题的各项调查，并未充分审议这些议题。” 她说，“随着新的国际学生即将在疫情解除后到来，各大学应即刻检讨校内相关政策，实施保障学生与教职员学术自由的新措施。”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A%9A%E6%B4%B2/20210630-%E4%BA%BA%E6%9D%83%E8%A7%82%E5%AF%9F%E6%8A%A5%E5%91%8A-%E5%8C%97%E4%BA%AC%E5%A8%81%E8%83%81%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5%AD%A6%E6%9C%AF%E8%87%AA%E7%94%B1

趙君朔：香港的蘋果慘劇不會是孤立事件

趙君朔   20210528

6月17日香港壹傳媒集團兩位高層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逮捕。6月24日在往來銀行被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警告後斷金流的情況下，《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出刊。6月25日斬首蘋果的首功人物保安局長李家超被任命為政務司長，是香港首位警察出身的政務司長。6月27日《蘋果日報》前英文版主筆馮偉光在機場欲出境時被警方逮捕，同一天屬於黃絲巾陣營的重要網路媒體《立場新聞》發表聲明，表示將刪除網站上評論文章、博客文章和轉載文章，在徵求作者同意後再重新上傳，此外有六位董事辭職，只留任兩位。

上述事件可說是以迅雷不急掩耳的速度接連發生。然而被起訴的壹傳媒高層在法律上會遭到何種對待、壹傳媒的資產會如何被清算，還有是否會有支持民主派的其他媒體遭到類似的待遇都是值得關注的焦點。

習近平就是要公開和西方大國對著幹

為什麼中共要在即將慶祝百年黨慶的7月1日前這樣甘冒大不諱展開閃電式的清算，並試圖製造寒蟬效應呢？很明顯的，是要向剛舉行完七大工業國會議的美國等各國傳達一個清楚的訊號：公報中提到香港、新疆的人權問題，中共完全不打算理會，還要變本加厲證明境外勢力的施壓對帶領中國崛起的共產黨是一點用也沒有的。

也就是在中英文媒體上一片對美國組建了強力防共戰線的歡欣鼓舞之聲猶在耳際時，中共就以毫不拖泥帶水的具體行動粉碎了這種樂觀。所以很諷刺的，對目前在香港發生的悲劇，大部分的中英文世界評論家都甚少主動深入分析為何如此，最多只是對於蘋果的命運發出一些哀嘆。但不只是評論家選擇了如此蒼白無力的回應方式。還有一個人也讓人意外地，或是說其實也並不意外地用了同樣的方式回應。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美國總統拜登。

一直要到《蘋果日報》確定不幸只能停刊的同一天，白宮才以他的名義發出了一個聲明，表示對蘋果的命運感到「悲傷」，並呼籲北京停止打壓新聞自由。這樣的表態對於一個剛結束和世界主要強國領袖站在一起，高喊維護人權和民主價值以及「美國回來了」的自由世界領袖來說，無疑是默認了中共的暴行也不準備採取任何動作反制，更讓人對他各種國際事務承諾的可信度感到懷疑。

也因為如此，當初《香港自治法》的提案人共和黨的Pat Toomey參議員和民主黨的同事Chris Van Hollen忍不住於白宮聲明的次日聯合發表公開信，呼籲拜登政府根據該法制裁本次行動中損害香港新聞自由的個人和機構。但自從拜登政府上台以來，面對中共在香港的數次迫害自由惡行，最多只是發出內容空洞的聲明表達關切並反覆強調會「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外，從來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恐怕這一次也難以讓人感到樂觀。

中共的清算動作有四項目的

當下中共火速展開清算行動不利的後果會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會有更多香港人會因為政治立場和中共不同調輕則失去工作、重則面臨司法迫害，前保安局長、長期擔任警察的李家超接任政務司長就是清算會持續進行的訊號。

第二，美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營運的企業面臨的環境也會越來越艱困，這次蘋果的事件已經充分顯示：只要你政治上想和北京作對，北京就能無視於一國兩制下香港應有的法治，直接以粗暴的行政手段快速掐斷一家民營大企業的金流，讓正常商業活動無法進行。

對一般的企業來說，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應該不難，但問題是如果連傳播正常的商業訊息都有政治風險的話，那麼投入大筆資金在香港營運就變成一個錯誤的決定。誠如香港名金融分析師、綽號「末日博士」的羅家聰所言：「企業造假不會有人知，股市匯價不可唱淡，這樣的死城，縱去『國際』的金融中心也是空談，營商亦難。」

第三，在美國不考慮制裁或是進一步升級川普時代的個人制裁到制裁香港的金融機構之下，中共為了支撐香港金融中心的門面，面對外資、外商加速出走，很可能在短期內讓更多內地的企業到香港上市、發債或是設立據點，維持繁榮的表象。並據此展開其顛倒黑白的論述來合理化其損害香港自治：在去除了政治不穩定因素後，果然迅速恢復香港的繁榮。這種刻意製造出來的無民主自由繁榮假象也會對拜登政府大力推廣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等價值形成挑戰。

第四、如果清算迫害在林鄭、李家超主導下持續推進但美國都沒有動作反制，食髓知味的中共就可能把目光轉移到台灣，至少會再度試圖在台灣內部挑動分歧，讓促統促談的聲音高揚。因為台灣五月疫情爆發後某些在野黨政治人物或是民間團體的言行已經明顯有製造人心恐慌、以疫促統的味道。也有可能直接對外島如東沙發動軍事挑釁或是攻擊，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地域研究部長門間理良在BS日視電視台的「深層News」節目中就點出了這個可能性。

玩死香港後，中共下一步就是瞄準台灣

台灣會是中共徹底控制香港後的下一個目標，這是日本副防衛大臣中山泰秀在去年十二月就明白點出的憂慮，他還呼籲拜登政府要硬起來對台灣明確表態。可惜到目前為止，除了在事務性層級是有一些友台措施得到實現之外，並沒有看到拜登政府的國安外交團隊對台灣政策有什麼宏觀的新論述。之前臨時請三位參議員從南韓撥出半天時間來台宣布將贈予台灣75萬劑疫苗的雪中送炭固然讓人感動，但那只是臨時性的防守性舉措，不代表重大的政策調整。

所以對香港當前的慘況絕不能等閒視之，那最深層的問題則是，為何習近平在國內經濟已明顯下滑的情況下，還寧可掐死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進一步惡化中共的國際形象也要和國際社會對者幹呢？對此美國名智庫戰略國際與研究中心的研究員Jude Blanchette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上的好文〈習的賭注：集權與避禍的限時賽跑〉提出了值得參考的解釋。

他認為習上台後為了應對各種新的變化和挑戰，在重建黨與集權的過程中，過度擴大了國家安全的概念。他在2014年提倡「整體國家安全」的概念並在同年4月的一場演講中提到的中國目前面臨著歷史上內外情勢最複雜的時刻。在Blanchette看來，這樣說當然有誇大的成分，但習的目的是要提醒全黨：這是一個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新時代。

習這種把政權內部和對外的安全混在一起的整體安全觀後果就是變得風聲鶴唳、歇斯底里。於是明明負責低風險的領域的黨內幹部也開始頻頻發出「恐怖主義」、「顏色革命」和「基督教滲透」等警語。

正因為如此，面對一個態度已經明顯緩和的新美國政府，只是照本宣科式的在G7公報中列出了破紀錄的70點大雜燴聲明，其中剛好第49點的冗長空洞內容中最後提到了香港、新疆的人權議題，習為了要證明他無懼於西方強權聯手「點名」他，便迅速大動作斬首象徵香港言論自由的指標媒體，絲毫不顧起碼的法律程序、國際觀感和可能的經濟後果。

短期內當然會讓屬下和不少被戰狼式民族主義洗腦的中共人民更加敬畏他，但這種遇事常不分輕重緩急動輒鐵腕蠻幹的風格，也難怪習會在網路上被稱為「總加速師」──加速中共崩潰的總工程師來和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鄧小平－對比。

總的來看，香港今天的局面就好比礦坑中的金絲雀，能偵測到危險的來臨。接下來的國際局勢發展也會因為美中雙方各自的嚴重問題而隨時有擦槍走火的可能：美方在國際上的動作，從拜登上台後都是以宣示，表演成分居多，把多邊主義、國際合作、民主人權像是念經一樣機械性的重複，但對忽然冒出來的緊迫問題則是毫無解決能力，淪為失敗國家的緬甸和現在的香港就是最好的例子。

面對不肯讓步的獨裁者談判對手，則是一樣高調的重複幾次口號後就讓步，因此才有美俄高峰會讓普丁在全世界記者面前又盡情的散播他沒有迫害人權、沒有網路攻擊美國的各種歪理，還在高峰會前解除了對北溪油管的制裁，給俄羅斯將來用能源威脅西歐的籌碼。和伊朗的恢復核協議談判也是在伊朗堅不讓步後美國率先撤除一些對伊朗的制裁，在嘗到甜頭後，伊朗的最高領袖便刻意只容許一個強硬派的候選人出來參選，確保後續談判不用對美國讓步便可以逐步先撤除更多制裁。

現在還可能不顧情報機構的警告，堅決要全部撤走其實已為數不多的美軍，讓阿富汗再度淪入神權恐怖統治的魔掌。這樣口惠而不實的外交政策就會鼓勵獨裁者冒進，特別是像習這種充滿不安全感、一心想擴權的類型。因此千萬別把香港現在發生的事當作孤例，它可能是更大區域危機的先聲。

——思想坦克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6/blog-post_321.html

北京外交战狼落入陷阱

来源: 

法广

法新社6月29日发自北京的电稿说，通过谩骂西方来激励自己同胞的中国外交战狼们，挥出去的大棒“弹回来”打到自己：国内公众舆论中最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与他们加码竞标。

该文说，随着大国地位的恢复，一些中国外交官最近几个月，毫不犹豫地使用侮辱性语言或摇晃着阴谋论来为共产政权辩护。

他们的打击目标是：美国这个强大对手，印度和日本等邻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与北京有麻烦冲突的国家，以及整个西方，特别是西方媒体，这些媒体被认为“系统地反华”。

法新社说，这些新型外交官被戏称为"战狼"，这与中国一部动作电影的名字有关。

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去年在推特上指出，冠状病毒（Covid-19）可能是由美国军人在一次体育比赛中引入中国的。

战狼标签甚至被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认领，他告诉《观点》日报（quotidien L'Opinion），他"非常荣幸被称为战狼，因为有这么多疯狂的鬣狗（hyènes folles）在攻击中国"。

可信 可爱 可敬

该文说，风向是否转了？习近平主席本人在本月早些时候要求中共领导人和媒体努力 "讲好中国的故事"，努力塑造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据一些专家称，面对其海外形象的明显恶化，包括在潜在盟友中的形象恶化，共产党政权意识到，它必须改变方法。

荷兰莱顿亚洲中心（Centre Asie de Leyde）主任弗洛里安-施耐德（Florian Schneider）表示，"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困住了：一方面他们向世界承诺一个温和仁慈的中国，另一方面，又向国内公众舆论兜售一个强大和自信的中国。

同时，在社交网络上，极端民族主义者正在展开一场竞标运动。6月初，他们中的一些人袭击了一群因参加与日本的交流项目而被称为"叛徒"的学者。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解释说，有关计划的目的，是"加强信任和深化"两个邻国之间的友谊。

与此同时，一群美国参议员带着疫苗登陆台湾，为这个被北京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的居民接种。一反常态，中共领导层反应相当克制，但在中国主要社交网络--微博上，却引起了巨魔般的愤怒。一位用户抨击道："我们为什么不击落他们？他们侵犯了我们的领空"。另一个人谴责说："软弱无能"。

火箭与火化

法新社说，在今年5月初，当竞争对手印度在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危机中挣扎之际，一个与中国共产党（CCP）有关的网站迅速将印度病毒受害者尸体的火化与中国火箭成功发射做了对比。

该文说，甚至《环球时报》的高度民族主义主编胡锡进也认为这种比较令人厌恶。他称，与中国政权有关的网站应该显示"人性"。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政治学家乔纳森-哈西德（Jonathan Hassid）观察说，“有时，这种战狼行为可能会失去控制”。因为"如果中国试图软化其形象，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就会感到愤怒。但若顺着他们（民族主义者）的意思做，那么就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反应恶劣。"

在巴黎，卢沙野大使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他告诉中国官媒《观察》杂志："我们不是根据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来评估我们的工作，而是根据我们国家人民的看法来做。"

法新社说，从镇压香港到与台湾关系紧张，迄今中国外交新路线在当地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堪培拉中国政策中心的Adam Ni说："中国执政当局正在追求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他解释说，"北京想要一个更好的国际形象"。但国内政治的需要和维护其利益的需要，都会让其继续朝着相反方向行动"。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6/%E5%8C%97%E4%BA%AC%E5%A4%96%E4%BA%A4%E6%88%98%E7%8B%BC%E8%90%BD%E5%85%A5%E9%99%B7%E9%98%B1.html

习近平为什么再提我将无我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二颁授“七一勋章”时再提“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两年前，习近平用“我将无我”表白自己，现在他称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崇高情怀”，“我将无我”究竟指的什么，再次引起议论。

习近平在6月29日向中共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仪式时表示，获得勋章的党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

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周二颁授七一勋章时再提“我将无我”，与两年前在意大利所说的“我将无我”，有了微妙的变化，那次是习近平表白自己“我将无我”，这次是要求共产党人“我将无我”。

习近平第一次提到这句话是在2019年访问意大利的时候，习近平对意大利众院主席表示，自己当选国家主席，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他似乎在表示自己的牺牲精神。

“无我”在道家和佛教多有使用，有网民调侃，习近平主席说的“我将无我”，语法上说是未来式，指的是将在未来做到“无我”，不是现在？什么时候？百年复兴梦实现之后？不伦不类的“我将无我”应是中南海笔杆子的独创？

习近平说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后，立即被官媒评为习近平年度金句，新华社专门作出解释：在习近平心中，我将无我，就是心中装着每一个人，不负人民就是要造福每一个人。官媒进一步解释，当“自我”完全融入“大我”，这样无愧于人民的“我”，方是共产党人的“真我”。新华社的解释被指露了底，说到底，“自我”也就是个人，必须融入“大我”，否则就不是“真我”，而是“假我”。“大我”是谁呢？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说的“我”就是“大我”，就是“党国”，就是他在授勋仪式上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中共百年历史来看，人民从来是一个美丽的词汇，人民装饰着中共的江山，江山的统治者是中共，中共的领袖是习近平。统治者为了一己江山，人民血流成河，在所不顾。

熟悉中国政治的独立学者邓聿文曾发表评论分析，在中共看来，“我”既然无我或无私，代表的就是公共或国家利益，这样，本来属于“你”的权利也就可以由“我”来代表，“你”不能对此发牢骚，有不满。

习近平谈论“我将无我”的逻辑，也应与他一直以来大讲忠诚有内在联系。习近平在授勋仪式上提到中共党员的四种品格和精神，但为首的是“忠诚”。习近平要求党员“信党爱党为党”，“永远”忠于党，为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

就是要忠诚于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也就是忠于习近平本人，而且要做到“无我”，“忘我”，这样才是“真我”，才是好党员。

分析人士认为，由此看来，习近平的“我将无我”也是要求他人绝对服从忠诚不二的统治术语。而且，把“我将无我”与“不负人民”放在一起，不要说中共建政以来党国一体，力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一部建政史成为镇压人民的历史。若与习近平统治下的当代中国相比，显得更加荒诞，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新疆百万穆斯林大规模遭受虐待，号称一国两制的香港，中共已经撕下面具，逮捕，镇压，囚禁反对派，迫使敢说真话的『苹果日报』关闭，这些就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吗？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10629-%E4%B9%A0%E8%BF%91%E5%B9%B3%E4%B8%BA%E4%BB%80%E4%B9%88%E5%86%8D%E6%8F%90%E6%88%91%E5%B0%86%E6%97%A0%E6%88%91

百年大庆遭逢百年变局，习近平大讲忠诚或有深意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中共百年大庆时发表讲话，要求把忠于中共作为首要的党员标准。中国观察人士认为，按照中共的语言，这应该是在向全党发出警告，中共或正面临新的重大分裂。

周二（6月29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七一授勋”仪式。29名中共党员获得了代表中共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授勋者来自军队、地方、艺术界和科学界作出“杰出贡献”的党员。

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目前有党员9190万，占中国人口的6.6%。这个党从1949年通过战争夺得国家政权之后一直统治着中国。

习近平在仪式上完成颁奖之后发表讲话，其中主要谈了中共党员应该具备的“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四种品格和精神。在这四点中，习近平刻意把忠诚排在首位。

习近平把要求全党党员“信党爱党为党”，要求他们“永远”忠于党，要求他们为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

根据中共党内斗争的习惯，党内最高领导人公开提出某种口号，发出某种呼吁的时候，往往就是党内发生了最高领导人呼吁反对的行为。最典型的例子是毛泽东在1971年向全党发出“三要三不要”，也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个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提出就是毛泽东为清除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林彪而采取的斗争手段。

1978年，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目的就是清除四人帮倒台以后还存在的一大批党内忠于毛泽东路线的势力。随后，在“反对两个凡是”的口号下，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共领导人被逼退，邓小平一派全面掌权。

中国观察人士指出，百年大庆之际，中共的内部控制更趋严厉，对外政策全面强硬，致使中国进入了与所有西方国家全面对抗的严重局面。各种消息来源显示，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不同声音，习近平在内外压力之下，正在试图通过高压手段保住自己地位。

周一，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一篇文章称，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了409万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有374.2万人。两项数字加起来，受到处理的中共党员多达783万人，在全党党员总数中占比8.6%。

分析人士说，反腐被认为是习近平上台后的一个主要政绩，但同时也是习近平打击和消除党内异己的一个重要手段。

今年党庆活动的规模和保安程度可能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据记者看到的信息，北京当局对街道上下水道都进行了安全检查，然后把大街路面上的铁盖子都打上腊封标记。非官方指定的摄影记者一律不许进入庆典会场，相关录像将在三日后中共宣传机构统一发布。

微信上还看到“中部战区空军保障部直属保障队”近日发出的一个通知，要求家属院住户在节庆期间临街一侧不要开窗子，还要拉上窗帘。家庭不能会客，不能开窗探头观望、拍照和录像。

另据媒体报道，原定周二晚上举行大型晚会“伟大征程”突然提前到周一晚上举行。如此重大的纪念活动突然改动在观察人士看来是极为不正常的事情。报道说，前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等都未出席。

之前，港媒说，习近平会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授勋。但授勋仪式上发现，他们两人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授勋人员的名单里。

在反对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中共新的造神运动持续进行。据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报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共百年大事记6月27日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大事记全文九万多字，逐年记载中共历史。

据统计，大事记中，中共五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名字分别出现138次，75次，40次，32次和184次。习近平名字出现的次数竟然比毛泽东多，也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人出现次数之和（147次）还要多。

6月28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也发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文章，极力把习近平塑造成“从人民中走出来的、对人民患有深厚感情和强烈责任感的人民领袖”。

中国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在“百年”之际，加紧控制社会、警告党内和对外宣传，充分反映出它的现实与它一贯提倡的“四个自信”相去甚远。

from 博谈网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2106/%E7%99%BE%E5%B9%B4%E5%A4%A7%E5%BA%86%E9%81%AD%E9%80%A2%E7%99%BE%E5%B9%B4%E5%8F%98%E5%B1%80%EF%BC%8C%E4%B9%A0%E8%BF%91%E5%B9%B3%E5%A4%A7%E8%AE%B2%E5%BF%A0%E8%AF%9A%E6%88%96%E6%9C%89%E6%B7%B1%E6%84%8F.html

中共建黨百年：習近平是否是21世紀的毛澤東

九年前成為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因其關於中共的權力鞏固、中國國家治理和內政外交的一系列強硬手段與舉措，被世人視為繼毛澤東之後最強勢的中國領導人。

2016年，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了習近平在黨內的核心地位；2017年中共十九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2018年3月，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充滿爭議的修憲草案，刪除了國家正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從理論建構， 宣傳話語到最高領導層的實際權力操作，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地位一次次得到提升，許多分析人士都認為他的實際權力已經比肩毛澤東。除此之外，習在樹立個人權威、加強管控等方面的舉措都讓觀察者將其與毛澤東比較。

強調意識形態和「令人窒息的秩序」

2012年11月習近平當選新一任中共領導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他發起廣泛嚴酷的反腐運動，並在2018年3月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在意識形態、輿論方面對中國加強控制。

「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高壓反腐下，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一批高級官員落馬。

九年來，對社會的管控也不斷加強：2015年7月起，中國當局在20多個省份抓捕了上百名律師及維權人士；2016年，習近平提出「黨媒姓黨」，即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2016年7月，多次刊登有關中共黨史文章的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遭到不明人士接管。

在社會治理方面，習近平在2013年就提出要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提倡的「楓橋經驗」。

50多年前，浙江諸暨幹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並得到毛澤東的批示，從此在全國進行推廣。楓橋經驗的主要精神是捕人少，矛盾不上交，依靠群眾，以說理鬥爭的形式把絶大多數「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這些中共劃分的「四類分子」就地改造成新人。

「楓橋經驗就是發動群眾，人人相互監督，達到最後的效果就是群眾斗群眾，鼓勵社會相互監督、舉報和告密。」獨立政治學者陳道銀對BBC中文指出。

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的種種舉措與毛澤東不斷發起運動的目的相同，都是為了清除異己，鞏固自身權力。

陳道銀指出，毛澤東在1949年之後，通過三場大的運動來樹立自己的絶對權威，包括鎮壓反革命，把1949年後的黨外舊勢力掃清；1957年「反右」，清理知識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針對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清理了黨內反對勢力。

2013年初，習近平曾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中國改革開放前的領導人是毛澤東，改革開放後則是鄧小平。陳道銀認為，習近平強調的重點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習）是要在後三十年創造的物質條件基礎上，把前三十年沒有走通的路重走一遍，包括公私合營、人民公社等；方向沒有改變，只是手段和形式、技術條件有變化。」

美國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對BBC中文表示，習近平如毛澤東一樣強調意識形態，且都對獨立思想和行動懷有敵意，「他認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正確，所有人都必須接受。而且毛澤東一旦做出政策決策，所有人都必須服從，習近平也是這樣。」

「一個區別是，習近平使用自上而下的權力強制（人們）遵從；毛澤東進行社會動員，讓黨員和公民互相對抗；毛製造了混亂和恐怖，而習創造了令人窒息的秩序和統一性。」黎安友說。

個人崇拜和影響力

出生於1953年的習近平是中國前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的次子，習仲勳一直被外界認為是中共黨內的開明派。在習近平上台之初，許多人對他寄予厚望，期待子如其父，帶領中國走民主改革的道路。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認為，習近平2012年上台時認為「必須要做一些事」，但不知道如何去做，所以只能向毛澤東學習。

「他接受的教育很少，對現代世界也沒有什麼認知，知識上的貧乏讓他除了回到毛時代之外沒有任何創造力。（他）增加的只有技術監控，毛時代則沒有這個東西。」林培瑞說。

林培瑞認為，習近平缺少毛澤東的魅力和智慧，而且當前要管治的社會比毛時期更活躍，對習來說控制更難。「如果他的『中國夢』成功了，對中國來說將是個壞消息。如果失敗，對中國來說也將是壞消息。所以短期內我並不樂觀。但從長遠來看，我對中國持樂觀態度。」

黎安友則認為，習近平無意回到毛澤東時代，那時候中國很窮、被孤立，而且混亂。但他確實欽佩尊敬毛在那個時期所做的事，並擁有毛所擁有的資源。「所以我不會說他在跟隨毛的政策，但他想繼承毛的遺產和魅力。」

中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頂峰，人們穿毛裝、戴毛澤東徽章，讀《毛澤東語錄》，「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是那個年代的人們難以抹去的記憶。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官方媒體對習近平的宣傳強度遠遠超過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共前領導人。習近平的書被翻譯成了幾十種語言，畫像和宣傳海報在街頭隨處可見，廣播劇紀實文學、歌曲和各類研究課題層出不窮。在官媒的報道中，習近平有「平民情懷、貴族氣質」，他是「黨的核心、國際舞台上的大國領袖、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

不過，在這樣的宣傳攻勢下，學者們仍然認為，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難以達到毛的高度。

「現在全球化時代，整個世界對個人崇拜、魅力型領袖等等已經不再相信了。民主化儘管遭遇挫折，但是民主化的思想、平等相待還是很普及，所以他要達到毛的影響力，我想差得很遠。」陳道銀說。

在全球範圍內，黎安友認為，毛澤東擁有廣泛的思想影響力，而習近平因為「一帶一路」等項目在許多地方有實實在在的影響力。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有錢，有錢能產生影響力。習領導的中國也有一個非常龐大複雜的外交部和全球宣傳機構，這是毛負擔不起的。」黎安友說。 

不同觀點

在媒體和學者的討論中，習近平經常被拿來與毛澤東比較。相較於中國兩名前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讓人回想到毛時期的最高領導人權利終身制；他在宣傳上也更喜歡引用毛的話語。

但在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政治學教授陳澄看來，今天的中國社會和毛時代的中國社會差別極大，人民更看重實實在在的執政成果，而不是遠大但是飄渺的共產主義理想。毛主義的全面回歸在今日中國不可能也不可取，這也不是習政府的意圖。

陳澄指出，習政府強調黨的根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意識到在過去的「江、胡時期」，對意識形態的淡化和對黨建的疏忽已經對中共的組織和紀律造成嚴重的負面後果。

「習和毛很大的一點不同是，在毛時期，特別是文革時期，毛對黨的制度、組織和權威實際上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而習的所作所為，固然有鞏固個人權力的一面，很多是為了加強黨的組織和權威，以使中共能夠長遠有效的執政。」陳澄說，「這些舉措，包括系統性反腐，在經濟法制等各方面凸顯及加強黨的控制和領導地位等，招致不少社會上和國外的批評聲浪，認為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經濟和社會自由，打擊異見。但是對中共和中共政權自身來說，這些舉措無疑是強心針。」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吳國光也不傾向將習近平與毛澤東對比。他對BBC中文表示，兩人在各個方面都非常不同，包括取得權力的路徑、登上最高領導人位置之前的業績、黨內的權力基礎、面對的黨內政治生態、所處的時代環境等等，都極為不同。

「輿論一般認為習近平在毛與鄧之間是崇毛而遠鄧的，甚至有人認為習近平在實行反鄧小平路線。我的看法不同。我認為習近平是在完成鄧小平的事業，那就是把一黨專制與市場經濟融入全球經濟這兩個方面結合到一起。」

吳國光指出，由於中國國力在過去幾十年中大大增強，習近平的「融入」全球經濟不再是像鄧時期那樣急於以來西方資金、技術等來發展中國經濟，而是想依賴中國的強大國力去主導全球經濟、外交乃至政治。

2022年中共將迎來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習近平的任期本將在那時結束，移交給他的接班人。但目前合適人選尚未浮現。

陳澄指出，把習近平當做21世紀的毛澤東有諸多不合理之處，但毛時代的權力過分集中為人們提供了警醒。

「如何平穩過渡權力至今對於中國政府來說仍然是一個挑戰。對習時代如何評價，不僅要取決於習的執政成果，也要取決於習如何解決未來的權力過渡，如何包容社會上和黨內有建設性的不同聲音，以及如何加強，而不是破壞執政黨的制度化。」她說。

from BBC中文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7598844

中共建黨百年：「虛無主義」陰影下剪不斷、理還亂的中共歷史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從官方宣傳口徑來看，黨內高層要求黨員提高警惕稱， 最大威脅似乎既不是「美帝」，也不是「台獨」，而是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何謂歷史虛無主義？中共所論述的歷史虛無源自何時？歷史問題又為什麼會成為讓中共誠惶誠恐的難解之結？BBC中文訪問專家，查閲史料，作以下梳理。

2021年2月下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

一個多月後，北京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中央網信辦）所屬「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在官網、APP等渠道開設「涉歷史虛無主義有害信息」舉報專區，接受對「歪曲黨史」、「攻擊黨的領導」、「詆譭英雄烈士」、及否定「革命文化」等行為的舉報。

網信辦5月8日又表示，在「清朗·整治網上歷史虛無主義」專項行動中，已經處置「一大批散佈歷史虛無主義有害信息的違法違規賬號」，並「督促指導各網站平台自查自清違法違規信息200多萬條」。

回首1989以來的30多年，中共曾多次高調打擊「歷史虛無主義」。而這場「持久戰」，似乎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共和歷史的糾結，看來真是「剪不斷、理還亂」。

什麼是歷史虛無？

最近，上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著名歷史學人葛劍雄就歷史虛無主義的講座和答問引發巨大爭論。

葛劍雄教授首先講述了中國歷代帝王如何用歪曲歷史事件為自己服務，接著說明歷史永遠都是為現實服務的，最終的結論就是引用習近平和王岐山的話說，「通過歷史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上述說法或許為中共在紀念建黨百年之際在黨內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大力宣揚「豐功偉績」，並對非官方的歷史觀嚴防死守的做法交待了原因，提出了一種理論上的解釋。

有中國黨史學者這樣解釋歷史虛無主義：一般層面上，這個概念泛指否定國家、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二是特定意義上專指否定近現代史、中共黨史、中共建立的新中國的歷史。

中國官方「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慶祝中共建黨100週年專頁上刊登的文章稱，對前者，黨採取的態度是說「不」；對後者，黨採取的態度是「旗幟鮮明地反對」。

近來中國官方、學者和媒體都經常用這樣一句古語來警示自己：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歷史虛無主義被提到了事關政權生死存亡、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高度上。

三十年驅之不散的陰雲

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領導人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沒有明確提過歷史虛無主義問題。據中國知名歷史學者章立凡考證，中共現在這種特定意義的反歷史虛無主義始於三十多年以前的1989年。

那一年，中國和世界都發生巨大的變化。東歐有共產主義的垮台，中國有天安門「六四」事件。一系列政治風波猛烈衝擊著中國人的思想，就連中共高層之內都出現嚴重分歧。

風暴之後不久，中共高層就明確提出必須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當年12月，因「六四」期間打壓抗議示威有方而從上海市委書記升任中共總書記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導致「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是搞亂黨內思想的因素之一。

學界也普遍認為，這是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自那以後，凡是與中共正統史觀有出入的觀點，都隨時可能會被扣上虛無主義的帽子。

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任中共黨魁期間，中共中央也多次提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而第五代的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在歷史問題上進一步加強控制。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講話，將歷史虛無主義稱為前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還稱國內外敵對勢力「攻擊、醜化、污蔑」中共歷史，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此後，習近平多次重申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八年後的今天，這場習近平高度重視的鬥爭仍在繼續，北京也沒有說過取得了任何「階段性的勝利」。

「兩個不能否定」

牛津大學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張強博士對BBC中文分析認為，中共在歷史問題上的糾結，在習近平試圖解決該問題的努力中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

在2013年1月的講話中，習近平首次提出了「兩個不能否定」的提法，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這種說法本身就被很多熟悉中共歷史的學者和專家認為是自相矛盾的。

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之前接受BBC訪問時明確指出，「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

毛澤東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中國人民一貧如洗，當局卻不斷發動政治運動，「大躍進」引發的大饑荒導致數千萬中國人淪為餓殍，文化大革命更使當時的中國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

毛澤東死後，包括他的夫人江青在內的親信集團紛紛鋃鐺入獄。鄧小平幾乎完全擯棄毛時代的政策，開啟經濟改革，對外開放。

儘管改革開放與毛澤東的理念幾乎完全相左，但中共卻一直沒有全盤否定毛的歷史遺產。

全盤否定毛，中共擔心這可能會給自己奪取政權與執政的合法性帶來難以估量的影響；然而，習近平被俗稱為「前三十年後三十年」的「兩個都不否定」不僅只是一個權宜之計，而且也凸顯中共歷史觀的自相矛盾；

如果嚴格禁止「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那麼中共在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習近平時代就也應該會被劃為「歷史虛無主義」了。

一塊燙手山芋

在中共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持久戰中，「革命」成了一塊燙手的山芋。

中共官方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論述中，基本上都會對「告別革命論」進行批駁。中共的正統史觀歷來讚美革命，而對任何「改良」甚至「不徹底的革命」都嗤之以鼻。

但在「六四」之後的政治高壓下，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所謂「激進主義」。九十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李澤厚提出了「告別革命」的論點。

在1994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一篇訪談中，他說：「政治激進主義在80年代末被推到了極端」，而戊戌變法的譚嗣同就是「近代激進主義的開頭」。

他還說：「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是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

這種與中共正統革命理論背道而馳的言論，遭到中共理論界的一致聲討，至今仍被當作「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表現之一嚴加批判。

在北京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時代，「革命」早已成為一個敏感話題。中共宣傳機構一方面不得不狠批「告別革命」，以維護中共的革命合法性，另一方面卻害怕貧富差距、腐敗等導致越來越多的「群體事件」，所以希望民眾「告別革命」。

從建黨到建政，革命給中共帶來一片江山。時至今日，對革命的擔憂，卻讓它成為反虛無中一塊最燙手的山芋。

一台火爆大戲

中共宣傳機構自九十年代以來，得到授權批判革命派領袖孫中山， 稱讚復辟帝制的袁世凱的言論在公開出版物上發表。

2003年，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劇中對慈禧太后和袁世凱進行非常正面的描寫，而對孫中山明褒暗貶。據飾演孫中山的演員馬少驊後來說，劇組當時竟然將孫中山定位為「毫無思想的『憤青』」、「攪屎棍」。

因為該劇影響巨大，招致中共理論界元老的大力反彈，甚至直接給胡錦濤寫信，因此央視不得不隨播隨刪，並取消了後續播出。

但報道說，該劇的歷史觀並不是劇組和電視台自作主張，而是經過中宣部直接批准的。

《南方周末》曾經透露，劇組專門聘請湖南省委副書記文選德和中宣部文藝局副局長李牧等作為顧問進行把關，劇本每寫完五集，就馬上送到「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進行審讀，經四次修改才獲得通過。

中共在「革命」問題上的自相矛盾，在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時更是體現得淋灕盡致。

當時，儘管《人民日報》盛讚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但其旗下小報《環球時報》卻發表題為「紀念辛亥百年，告別革命情結」的社評，將中國近代史上的戰亂，包括日本侵華，都歸咎於這場革命。

社評說：「在辛亥革命後的最初幾十年裏，中國曆經戰爭，死人無數，當時的中國『主義』林立，不同的利益及道路激烈競爭。中國能被日本那樣輕易地蹂躪十幾年，一半以上的原因是當時的中國『天下大亂』，這種『亂』送給了日本不可思議的機會。」

社評說中國人「或許該換一個思路」，「耐下心來，再給自己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從容不迫的發展。」

一個難解死結

《環球時報》的論點與黨報《人民日報》的正統史觀南轅北轍。這本應歸為「歷史虛無主義」的論調卻堂而皇之地在《人民日報》子報上刊登。

習近平在批評歷史虛無主義時，說是「國內外敵對勢力」為煽動推翻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拿歷史做文章。但是，被批判為虛無主義的內容，例如《走向共和》，大多都是體制內知識分子的作品，很多是在官方媒體及公開出版物上發表的，甚至是中宣部直接參與審核並認可的。

從以上事例來看，共產黨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很大程度上似乎是「自說自話」。

牛津大學的張強博士指出，現在的中共，既要維護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又要普羅大眾放棄革命來確保自己安穩執政；既要維護左派精神領袖毛澤東，又要堅持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

既要他人正視歷史，又不允許公開辯論歷史上中共曾經犯下的一系列錯誤......

這種心態上的糾結，加上意識形態的撕裂，或許才是歷史問題繼續成為中共執政面對的一個難解死結的真正原因。

from BBC中文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7581184

港版国安红线模煳不清 评论员纷纷离港或封口

来源:
自由亚洲

香港国安法通过即将一年，当初很多人解读以为要有实际行动才算违法，但事实上在报章写评论都会被拘捕。香港评论界一时风声鹤唳，因为评论工作风险越来越高，不少评论员选择离开香港或封口。

在《苹果日报》主笔李平被捕后的第4天，为《苹果日报》写社论多年，以及担任英文版《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的冯伟光(笔名卢峰)，在周日(27日)晚在香港国际机场预备离开香港时，也被香港警方拘捕。

自《香港国安法》去年实施以来，不少以评论香港时事为主的评论员，都选择离开香港、封咪和封笔，例如网络评论员萧若元、刘细良和国际问题学者沈旭晖，在国安法生效前后，先后离开香港，在台湾和加拿大继续做网上评论节目，仍在香港的政治评论节目主持人李慧玲，4月时结束在网台多年的节目，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在上星期也宣布，结束在明报26年的专栏。

《香港国安法》令文字狱和以言入罪已成看得见的事实

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吕秉权表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在香港做评论工作越来越高风险，认为政府不接受评论员的看法，和北京不一致，在很多看不到的红线下，评论员无法自由评论，是他们选择离开香港或封口的主要原因。

吕秉权：”以往共产党是骂不倒的，爱国不一定爱党，在党国一体非常明确的要求下，这一套已不合时宜，这也是国安法当中没有清楚写明的地雷，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风险越来越多，还有官方执行国安法不受制约，以言入罪已是香港可以看到的事实。

吕秉权表示，虽然文字狱的压力大，但没有会员要求退出独立评论人协会，相信会员做理性评论的信念，没有受到警方行动所影响。

他表示，社会只有赞美的声音，不会为香港带来美好的将来，又说，大陆比香港更高风险，但传媒已打擦边球多年，相信香港评论人无可避免要走打擦边球的路线。

国安法的红线比以往想像的模煳

资深时事评论员杨健兴表示，评论员被捕的事件，令人担忧。他表示，以为在《香港国安法》下，有实际行动才会构成危害国家安全，但一年后，發现国安法的红线，比以往模煳。

他表示，已做评论十多年，会继续按自己专业判断工作。

杨健兴：”客观环境越来越差，风险也比过去的大，作为评论，我也不能说不应该触撞那些题目，处理时会特别小心，我自己会用平常心，如果想继续写下去，不能完全改变自己的看法，这样写的话也没有意思，会用过去自己专业新闻的方式写文章，真的出问题都没有活可说，也是自己相信的东西。”

近年开拓YOUTUBE频度的杨健兴承认，现在的政治环境下，仍留在香港的评论员的人，越来越少，自己的风险会相对增加，难保有一天要考虑停止工作，现在只能走着瞧，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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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安法强力震慑 香港无党派学者的选择

来源:
美国之音

钟剑华曾打算退休后多花时间在中国大陆，但国安法打乱了有关计划。（钟剑华提供）

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以来，共有超过一百名港人被捕，部分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也表示，国安法执法的随意性增加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钟剑华说：“我一向不会呼吁别人干些什么，就算六四晚会我也不会呼吁别人参与，我觉得大家会懂得判断。现在就更要小心，不要有片言只语涉及这些问题，就好像苹果日报的李平先生都被说成勾结外国势力，真的是政府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钟剑华本有上传文章到脸书的习惯，但他认为，目前香港政治形势严峻，有必要作出调整。

政治气候转差减少撰文

钟剑华说：“从2020年4月开始直到11月底，我每天都会把一篇文章和一首诗上传到脸书。我的诗是使用唐诗宋词的体裁，透过文章和诗来讽刺政府，批评政府不恰当的行为，甚至会批评共产党。我每天都会写。那段期间写了接近两百篇，但是11月之后情况变得更差。我也少写了。今年一月之后我往往只写诗，不写文章。我相信不用解释太多，大家也会明白。我用诗词方式寥寥几句，说得比较隐晦，大家可以猜猜我想说什么。”

反送中运动及港版国安法引发不少香港人移民。今年头五个月，香港警方接获超过一万五千份俗称“良民证”的“无犯罪纪录证明书”申请，同比上升超过四成。英国政府自宣布开放BNO，也就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移民签证后，今年首季收到超过三万四千份申请。

钟剑华说，过去一年身边不少朋友也选择了移民。

他说：“现在政府似乎没了底线。过去一年，我有很多朋友都移民离开香港了。自己教的学生近期一家移民的也很多。他们都会提醒我说，很担心我的情况，‘不如你也离开吧’。无论是否认识我的人都会提到这一点 。这样我也不可以不思考这个问题。以前我持有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但后来过期了也没有续期，但是有了国安法之后，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更安心一些，在旧的BNO过期十多二十年后，我再度申领BNO。”

为求安心考虑移民

香港从今年8月1日开始会实施入境修订条例，赋权政府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达香港前，向入境处通报乘客资料，同时授权入境处可要求航空公司，禁止运载个别乘客。虽然保安局强调，修订条例只适用于前往香港的航班，但外界质疑，修订内容让入境处具有不受约束的权力，阻止香港居民离开。

钟剑华说：“政府除了规定不让人登机，也有人跟我说，你只有BNO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居英权’，但起码我又有了BNO了，有人会觉得是最后的保障。疫情下，政府呼吁市民注射疫苗。我最初没有打算去打，然后有人提醒我，就算手持BNO，你要离开也要有疫苗接种纪录，所以四月底我终于打了疫苗。”

国安法也让钟剑华的家人对香港失去信心。

钟剑华说：“我第二个儿子在澳大利亚念完书之后回到香港，本来打算在香港发展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但是国安法生效之后，有次他讲得很清楚，他打算离开了。当时我觉得有些意外，但之后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很难在这样的社会渡过余生。其实我家里的主要亲人没有人移民，却在一年之间出现这样的转变。”

他说， 最大的问题是，目前的困局看似没完没了。

钟剑华说：“大家不能示威请愿，有些人连开声也不敢，加上疫情，社会十分郁闷。大家出来吃饭聊天，话题离不开移民，或者如何应对国安法之下的教育问题，可以看到社会普遍弥漫着对政府的不合作情绪。朋友之间都会以政府官员、亲北京人士、北京可笑的行为作为笑料，苦中作乐，但是另一方面，上层社会每天又在撒谎。我觉得最大问题是，目前看不到政府想追求怎样的一个终局，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目前这种气氛会延续到什么时候。”

被大陆拒绝入境

钟剑华在1997年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不久之后在广州买了房子。最近几年，他经常到广州度周末，但是2019年11月，香港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在深圳口岸被大陆当局拒绝入境。钟剑华向一名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国官员致电查询。根据该官员的说法，他被拒绝入境与“形势紧张”有关。

钟剑华说：“我曾经想过，干脆把房子卖掉算了，却又觉得有些可惜。我曾经计划退休后多些留在大陆，可以换一个大陆车牌，可以开车到不同地方游山玩水，浏览风光和历史名胜。但是以目前这样的环境，难免要考虑，长远来说还是否要回到大陆退休。”

钟剑华曾与负责统战工作的中方官员，就香港问题交换意见，并以自己为例，认为香港人原先并不抗拒中央，而是北京的政策使香港民心越走越远。

钟剑华说：“就算我们经常多嘴批评政府，甚至对中国的情况有意见，其实我们并不是它们所说的‘反中乱港’，‘抗拒中国文化’那类人。这正好证明了北京的失败。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支持民主回归的第一批人，觉得应该洗脱殖民地的历史。到了今天好像被形势所逼，越走越远。”

钟剑华曾定期为苹果日报撰文。他说，苹果终止营运，对他本人没有太大影响，但背后的象征意义却使人感慨。

钟剑华说：“这清楚象征了北京根本无法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无法实践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对港人作出的种种承诺，所以最失败的不是苹果日报，也不是民主运动，而是北京。我是少了一个（发表的）平台，但我觉得，其实大媒体时代基本上已经过去，对我来说是无所谓，我写的大部分文字都不是投稿报纸的，大部分是在脸书或其他社交平台（发表）。我会继续写。以往每个星期我会在苹果论坛发表文章，也许以后每周一我会在脸书搞一个‘我的苹果论坛’”

邀约学者发言日益困难

今年一月，香港警方到钟剑华出任副行政总裁，负责协办和操作2020年民主派初选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调查。警方要求钟剑华协助调查，并且到他家里搜证。

钟剑华表示，过去一年，研究所邀约学者越来越困难。

钟剑华说：“我们最初打算为年轻学者提供多些机会，但是这些年轻学者大部分不敢应约，也有些以前很熟的甚至不回复我在WhatsApp的留言，有些会坦白跟我说，我们现在如果出来发言，担心会给上司糟蹋或者影响续约。有个别高校的人告诉我，学者公开发言后要给上司写简报。就算有人肯出席也要请假，甚至不用自己的职称。以前不会有这样的事，以前是鼓励大家去参与社会，在社区作出专业贡献，但现在却变成这样。”

不因恐惧而选择噤声

虽然面对不少挑战，但钟剑华强调会坚持发声，不会因为担心误踩红线而保持沉默。

钟剑华说：“多年来我一直扮演着公共知识份子的角色。我觉得自己对社会有责任，不应该停止指出问题所在。不应让恐惧支配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因为恐惧而选择噤声正是中了政府的计。我从来无党无派，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在每个人都自我调整，因为各种理由而觉得需要噤声的时候，我觉得能说多少就说多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让政府和社会人士知道一种角度，而这种角度未必是官方的角度，甚至如果官方的角度是错误是谎言，我就更有责任去发声。”

（原标题：面对国安法强力震慑 无党派学者坚持为港人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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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强化抗中联盟 习近平只有见机行事的普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举行视频会晤，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中国官媒在首要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延期这一条约，依目前的中俄关系似乎顺理成章，但中共当局为什么如此高度重视？其原因无疑与美国组建民主联盟抗中的巨大压力有关。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访欧后西方形成更强大的对华压力，不仅仅与一度疏远的欧盟形成对中统一阵线，而且，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后，大有稳住俄罗斯，全力应对中国之势，因此，愈显孤立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急需牢牢拉住俄罗斯。

故此，在宣布延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自动延期五年时，习近平称：“相信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精神指引下，无论前进道路上还需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中俄两国都将继续凝心聚力、笃定前行”，从习近平讲话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加固中俄关系，并让这一关系永续下去的巨大希望。

从普京的讲话里，似乎从某种程度回应了习近平的期望，他称“在今天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这样一个条约极其重要”，普京描绘的动荡世界是一个“四处充满潜在冲突”的世界，在这一背景下，“俄中友好条约扮演着稳定全球事务的角色”。

普京和习近平都需要向世界宣示各自的存在，但各自与西方的对抗程度或者说性质不尽不同，俄罗斯与华盛顿或者整个西方的关系自冷战结束后进入低潮，主要原因一个是俄罗斯并吞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指控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六月中旬拜登与普京在日内瓦会晤时同意，双方将在一些共同的领域合作，比如控制军备与网络安全，白宫此前曾表示，希望与俄罗斯保持一种可见的稳定的关系。

美国与中国的对抗目前已演变成从贸易到政治，从军事到科技，从新疆、西藏、香港人权、从台海、到南中国海及新冠病毒溯源的全面对抗，拜登上任后最重大的转变是，联合西方盟邦以及所有尊崇民主价值的国家组成广泛联盟共同抗中，六月份拜登访欧可谓取得重大进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俄之间的问题存在解决的可能，而美中已进入全面对抗阶段，除非中共采取重大改革，但是在习近平强人独裁之下，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因此，美中对抗几乎不可能化解。

让北京不安的是，美俄双方不顾多重矛盾，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实现首度会晤，会晤前，拜登宣布不再对俄德北溪二号天然气工程予以制裁，被指向俄罗斯作出让步，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没有与正在访俄的中国外交最高首领杨洁篪会晤，似在为实现俄美高层首唔创造条件。会谈后，双方决定让当初各自撤回的大使很快回返自己的工作岗位，恢复正常关系。

对习近平来说，如何在美俄关系出现松动的情况下继续拉紧俄罗斯就至关重要，在拜登联合民主同盟抗中之时，普京与习近平宣告中俄睦邻条约自动延期，似乎权宜之计的成分更重，象征性大于实质性。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8%A6%81%E9%97%BB%E5%88%86%E6%9E%90/20210628-%E7%BE%8E%E5%9B%BD%E5%BC%BA%E5%8C%96%E6%8A%97%E4%B8%AD%E8%81%94%E7%9B%9F-%E4%B9%A0%E8%BF%91%E5%B9%B3%E5%8F%AA%E6%9C%89%E8%A7%81%E6%9C%BA%E8%A1%8C%E4%BA%8B%E7%9A%84%E6%99%AE%E4%BA%AC

习近平与普京视频会晤 莫斯科宣布俄中友好条约延长5年

来源: 

法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日举行视频会议后，普京称延长俄中友好条约是“21世纪的合作范例。”

6月28日星期一，在普京与习近平举行视频会谈后，克里姆林宫宣布，俄罗斯和中国将20年前签署的俄中友好条约再延长五年。双方都夸赞他们的合作在面对“全球动荡”时，起到“稳定作用”。

法国费加罗报说，在普京和习近平举行视频会议后，克里姆林宫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庆祝俄中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自2001年以来，这一友好条约将中俄两个大国联系在一起。

最近几个月，中俄频繁发表互相支持的声明。中俄靠近的背景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紧张和日益激烈的竞争。

自1996年以来，北京和莫斯科就被一份“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联在一起：这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伙伴关系协议。

目前尚未看到北京就习近平与普京的这次视频会晤发布信息，不知这次视频会晤是否有其他内容。

外界一般认为，眼下对习近平来说，拉拢普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反之，普京也需要用北京来平衡俄罗斯与欧美的对立关系。

不过，两周前，6月16日，拜登与普京在日内瓦举行了2018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两国领袖同意尽快重派大使，并在会谈后发表共同声明，指“即使是在紧张的时期”，美俄证明了两国仍能在共同目标上取得进展。普京形容与拜登的会面“有建设性”，“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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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六月至少十位接种过科兴疫苗的医生死于新冠感染 中国疫苗有效性再受质疑

来源: 

美国之音

印度尼西亚医学协会表示，今年6月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26名印尼医生中，有至少10人曾接种过中国科兴新冠病毒疫苗，而且是已接种两剂。这再次引发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使用的中国科兴疫苗的有效性的质疑。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尼西亚医学协会的新冠病毒缓解小组的负责人阿迪布·胡迈迪 (Adib Khumaidi) 表示，仍在努力核实其他16人的疫苗接种情况。据该小组的最新数据，在过去5个月里，至少有20名完全接种过科兴疫苗的医生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占同期医生死亡人数的五分之一以上。

报道表示，相关死亡人数未来几周可能进一步上升。目前，印尼正在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激增之势，全国各地的医院挤满患者。

有流行病学家称，需要对这些死亡病例进行适当的调查，以确定医院护理不当或慢性基础疾病等因素是否是主要原因。他们还表示，需要有更多数据，包括共有多少接种了科兴疫苗的医生感染。印尼卫生部称没有追踪这一数据。印尼医学会表示，在大约16万印尼医生中，约有90%已经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

报道表示，有医学专家表示，完全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的医生死亡并不一定令人震惊，因为这可能涉及综合的因素，包括科兴疫苗不如市场上其他疫苗有效，印尼医院设备及医术能力不足以应付严重的感染病例等等。

印尼政府一位发言人表示，对这些接种过疫苗的医生的死亡个案需要仔细调查，以得出对科兴疫苗有效性的结论。

印尼严重依赖中国科兴疫苗来控制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今年6月1日批准中国科兴疫苗的紧急使用，称科兴提交的数据显示，51%的接种者得到防止出现症状的保护。世卫组织官员说，适合紧急使用的疫苗有效率最低标准是50%。世卫组织还说，无法评估疫苗在60岁以上人群中的有效性，因为这个年龄群组参加实验的人很少。

科兴疫苗在不同临床接种试验中范围相差很大的功效程度以及有关疫苗数据缺乏透明度的情况，导致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对科兴疫苗的有效性产生质疑。

此前，据路透社6月中报道，印度尼西亚官员表示，中爪哇省的350多位医生和医疗人员尽管都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但还是感染了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其中几十人需要住院治疗。有关科兴及其他一些疫苗对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有效性的忧虑在不断增加。

报道表示，印尼中爪哇省古突士区的卫生局长巴戴·艾斯莫尤（Badai Ismoyo）表示，大多数确诊的医护人员都没有病状并都在家中自我隔离，但有几十人因高烧和血氧饱和度下降而住院治疗。

在拥有5000多名医护人员的古突士地区，近期因为被称为Delta的更具传染性的变种病毒出现了新一波疫情，使得该地区的病床使用率已超过90%。

印尼是亚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周一，确诊人数超过200万，其中有超过53,000多人死亡，雅加达和其他疫情严重地区的住院率超过了75%。

被指定为优先群体的医护人员在今年1月开始接种疫苗时，是印尼第一批接种群体。但是，目前至少已有1,000名医护人员死亡，使印尼的医疗系统受到重创。

专家对大量医护必须住院感到担忧，表示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疫苗在面对Delta病毒变种时可能缺乏保护力。

路透社的报道表示，中国科兴和印尼卫生部没有就科兴疫苗对更新的变种病毒有效性的质疑立即做出回应。

另据报道，哥斯达黎加卫生官员6月16日表示，在评估中国科兴疫苗的临床研究报告之后，认为该疫苗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功效不够高，决定目前不予以采用。此前，一些国家为本国民众大规模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新冠感染率依然居高不下。

至5月下旬，中国已经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1.65亿剂新冠疫苗，这被认为是北京把握时机、实施疫苗外交的一部分，以增强它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同时引诱或迫使疫苗接受国实施对中国更有利的政策。

目前在拉丁美洲已经注射疫苗的人口中，多数人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疫苗。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依然是世界上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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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恢复被删病毒序列 有望促进新冠溯源

来源: 

美国之音

拜登政府官员警告，为期90天的新冠源头调查可能不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有美国媒体说，“最主要的障碍是中国拒绝提供进一步数据”。但美国一位科学家表示，他的最新研究显示，即使在缺乏实地研究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促进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理解。

《华尔街日报》6月28日报道，拜登总统将在7月中收到一份对45天调查情况的最新报告，政府官员表示，即使是部分进展也可能缩小对新冠起源认识的分歧，并为进一步调查提供线索。

不过报道也指出，拜登政府官员警告，为期90天的新冠源头调查可能不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最主要的障碍是中国拒绝提供进一步数据，也不允许调查人员进一步接触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们”。

布鲁姆：世卫-中国溯源报告不能代表武汉早期疫情

但是美国一位科学家上周发表的一篇论文说，“即使没有进一步的实地研究，通过更深入地探索国家卫生院（NIH）和其它机构存档的数据，也有可能促进对新冠病毒 (SARS-CoV-2) 起源或早期传播的理解。”

杰西·布鲁姆（Jesse Bloom）是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的首席研究员、病毒学家。6月22日他发表了论文《恢复被删除的深度测序数据为早期武汉新冠病毒流行提供更多信息》。这篇论文尚未得到同行的评估。

布鲁姆的研究和探索引发了两个故事：首先他从谷歌云中恢复了一些被删除的文件，重建了13个武汉新冠疫情早期病例的序列，对这些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海鲜市场相关的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在中国武汉市传播了。

其次，他发现一些原先存储在美国国家卫生院一个数据库里的序列被删除了，经询问，国家卫生院确认，这是在递交这些序列的中国研究人员提出要求后删除的。

对这些被删除的病毒样本序列进行研究后使布鲁姆得出结论：“作为世卫组织-中国联合报告重点的华南海鲜市场序列，并不能完全代表武汉早期疫情的病毒。”

布鲁姆的论文发现，海鲜市场2019年12月的病毒样本包含三个基因突变，而几周后搜集的病毒样本则没有这些突变，也就是说，后来发现的病毒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相似度更高。

“这支持了这种病毒的一些早期谱系没有经过海鲜市场的观点，”《纽约时报》说。“新分析支持了早些时候的说法，即在2019年12月与生鲜市场有关的最初疫情爆发之前，多种冠状病毒可能已经在武汉传播开来。”

拉瑟姆：布鲁姆研究更加推进实验室泄露说

位于纽约伊萨卡的非营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瑟姆（Jonathan Latham）说，布鲁姆的研究报告“全面排除了华南（海鲜）市场为源头”的说法，并为证明病毒从实验室逃逸推进了一步。

“研究显示了一个单一物种跳跃到了人类身上，而这与我们对典型的人畜共患爆发的理解不一致。”拉瑟姆在回复评论要求的电邮中写道。“一个单一物种的跳跃，从另一方面看，暗示了实验室逃逸。”

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匹兹堡大学病毒学家库珀博士的话说，“删除的序列并不能解决关于大流行是由实验室事故还是动物传染给人的持续争论。‘你仍然可以双向争论，’他说。”

布鲁姆是今年5月14日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公开信的共同作者。该信批评世卫组织-中国联合调查报告，对新冠病毒的自然和实验室溢出“这两种理论没有得到平衡的考虑”；认为“进一步明确这一流行病的起源是必要、可行并能达到的”；呼吁“一个正确的调查应该透明、客观、以数据为导向、具有广泛专业知识的包容性、接受独立监督并负责地管理以尽量减少利益冲突的影响。” 该信获得美国及全球17名科学家联署。

布鲁姆在研究报告中描述了他是怎么发现美国国家卫生院删除序列数据的。他说，他在阅读一篇有关SARS-CoV-2的序列数据论文时，了解这些序列都存储在国家卫生院的序列读取档案中。

那篇论文列出了一个表格，“其中大部分条目是有关武汉大学一个项目”，“该项目代表了截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在序列读取档案中 282 份 SARS-CoV-2 测序运行样本中的 241 份。” 这些样本是由“傅艾苏（音）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收集的，”布鲁姆写道。

他到国家卫生院管理序列读取档案（Sequence Read Archive [SRA]）的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搜索这一项目，得到的结果是“未找到任何项目”。然后他改搜单个测序运行样本，“结果表明测序运行已被删除，”他在文中写道。

“对于任何想了解病毒传播情况的人来说，武汉早期门诊患者的样本是一座金矿。”布鲁姆写道。

“至少，国家卫生院应该可以立即确定删除此处分析的数据集的日期和声称的原因，因为从 SRA 中删除序列的唯一方法是向序列读取档案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请求 (SRA 2021 ）。” 《华尔街日报》报道。

布鲁姆随后联系国家卫生院，询问为什么删除这些序列。

国家卫生院确认删除

6月24日，美国国家卫生院在回复美国之音问询的电子邮件中确认了删除并解释了原因。

国家卫生院公共事务专家艾玛·沃伊托维茨（Emma Wojtowicz）写道， “管理序列读取档案 (SRA) 的国家医学图书馆 (NLM) 的工作人员已经审查了提交调查人员撤回数据的请求。”

电邮说： “这些 SARS-CoV-2 序列于 2020 年 3 月提交给 SRA，随后于 2020 年 6 月被提交调查员要求撤回。请求者表示序列信息已更新，正在提交到另一个数据库，并希望从 SRA 中删除数据以避免版本控制问题。”

提交研究人员于 2020 年 3 月通过预印本和 2020 年 6 月在期刊上发表了有关这些序列的相关信息。

国家卫生院的电邮说，“提交研究人员对其数据拥有权利，可以要求撤回数据。”

但布鲁姆在其论文中说：“并不存在对删除的合理的科学理由。......论文没有更正，论文声明已获得受试者的批准，测序显示没有质粒或样本间污染的证据。因此，似乎这些序列可能被删除是为了掩盖它们的存在。”

美国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 (Josh Hawley) 6月24日致信美国卫生官员，要求回答为何最早确诊的新冠患者的重要数据从国家卫生院的数据库中消失。

“我越来越担心国家卫生院没有认真对待中共的阻挠及其动机，尤其是在有证据表明国家卫生院的资金可能已经流向武汉病毒研究所之后。”他在信中写道。

国家卫生院的公开信息显示，从2014年至2019年，国家卫生院向非营利机构生态健康联盟提供了约37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开展名为“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Understanding the Risk of Bat Coronavirus Emergence）的研究。而该联盟一直将部分资金用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项目上。

为什么要删除？

《生物科学资源项目》创办人、病毒学家拉瑟姆告诉美国之音，布鲁姆论文的另一个要点是，提出了“为什么这些重要数据要被删除，以及为什么现在不将这些数据提供出来。”

“中国政府正在隐瞒证据。” 拉瑟姆写道。因为，“很难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要删除）。”

布鲁姆认为，这些序列被删除是可疑的，这样做的目的 “似乎是为了掩盖它们的存在”。

布鲁姆在论文中写道：“在其它早期病例的直接识别受到阻碍的疫情爆发中，越来越有可能使用基因组流行病学从病毒序列分析中推断出传播的时间和动态。例如，对 SARS-CoV-2 序列的分析，已经能重建 SARS-CoV-2 在北美和欧洲的初始传播。”

但是，基因组流行病学在疫情爆发最早的武汉的案例中，却至今无法重建病毒的初始传播模型。布鲁姆认为，原因就在于武汉病例能提供的数据有限。

“尽管武汉拥有先进的病毒学实验室，但却只有该市疫情爆发头几个月的零星 SARS-CoV-2 序列样本。除了 2019 年 12 月下旬从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十几名患者那里收集的一组多重测序样本外，只有少量武汉序列是2020 年 1 月下旬之前的。”

他认为，“这种序列的缺乏可能是因为接到了命令，即未经授权的中国实验室必须销毁爆发初期所有冠状病毒样本。据报道，这是出于‘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原因。”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主持一个会议，号召“针对这次武汉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不足，抓紧堵塞漏洞，” 并强调，要尽快推动“生安全法”。

2020年2月25日，中国疾控中心发文，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个人或研究团队名义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信息，包括数据、生物标本、病原体、培养物等。” “发表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论文和成果前，必须先报科技组/科技处初审，必要时提请应急领导小组或国家卫生健康科教司审批。” “未经科技组/科技处审核的已投稿的论文，尽快撤稿并执行本规定。” “有违反上述规定者，依纪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2020年3月3日，国务院再发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形成新冠肺炎科研成果信息发布全国‘一盘棋’格局。”

尽管中国各级机构采取措施严防信息外流，《华尔街日报》引述天普大学生物学教授、病毒病原体进化专家谢尔盖·庞德（Sergei Pond）的话说，布鲁姆博士的论文表明，可能还会有其它早期序列数据出现。

“如果有更多序列被曝光，特别是来自早期时间点或其他地方的档案样本，一切都可能再次发生变化，”他说。 “我认为这很有可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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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时代的斯诺”唱赞歌，苦于斯人无处寻

来源: 

美国之音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为了“更好地对外讲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希望能找到像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那样的外国人为中共唱赞歌，以改善中共日益恶化的国际形象。然而，这样的斯诺恐怕不会再有，而且，晚年的斯诺本人也已经无法接受中共的种种做法。

新时代的斯诺？ 中国在寻找“有用的白痴”？

近日，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社《中国日报》宣布成立“新时代斯诺工作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也写信给北大的外国留学生，希望他们了解中国和介绍中国。

据报道，“新时代斯诺工作室将为《中国日报》的外籍记者和国际友人提供更多平台和机会到各地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变化，记录精彩的中国故事，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除了《中国日报》成立“新时代斯诺工作室”外，中国外长王毅今年3月也在一次记者会上谈到斯诺。他说，“斯诺并非共产主义者，但他谈论中国共产党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他说出事实、保持客观”。4月，中国副外长乐玉成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说：“媒体朋友，我希望你们都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并非在寻找斯诺，而是在寻找西方社会的“有用的白痴”。他说， 习近平和中共现在还期待能找到斯诺那样的记者，要么太愚蠢，要么有其他的政治目的。

他说：“与斯诺当时的情况不同。中共不再是孤立的、未知的，藏在一个叫做延安的与世隔绝的地方。现在的共产党无处不在。人们知道中共，虽然知道的不算很深，但对于今天的中共是谁，他们并不神秘。所以指望现在还会有像斯诺这样的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荒谬的。习近平这么提出来，要么是愚蠢，要么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文字游戏：我们想要埃德加·斯诺那样人，给人们这种粉饰的印象。”

“有用的白痴“，冷战时期被用来特指那些被莫斯科精心安排到苏联访问，对苏联着迷，后来帮助列宁政权说尽好话的西方知识分子。后来，这个词用来泛指为某一事业进行宣传而不完全清楚这一事业的目标的人。

1936年7月13日，经宋庆龄的介绍，斯诺前往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保安县采访，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在那里，斯诺得到了国家级贵宾的待遇，并成功地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后来，斯诺根据这些采访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记》）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许多人看来，是斯诺第一个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林培瑞认为，斯诺的书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很神秘而外界对中共充满了好奇。斯诺本人可能也被这强大的好奇感染，在书中并没有对毛泽东和中共提出任何批评的意见。《红星照耀中国》让外界对中共产生了良好的印象，甚至是错误的印象。林培瑞说，斯诺的书成功地将西方社会对共产党的好奇心变成了对共产党的同情，这些人当中包括年轻时的林培瑞自己。

据报道，因为这本书，许多中国年轻学生对中共产生好感、向往延安，从国统区投奔中共。而一些外国人，包括被中共推崇备至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和感召来到了延安。

因为斯诺的报道给中共带来的利益，中共此后更是利用一切机会邀请更多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参观，这其中包括美国左派记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这两人也被中共视为重要的国际友人。

但是，林培瑞认为，现在的西方社会很难再有第二个斯诺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同情者很难再有。他说，那些现有的一些同情者，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等人在内，与其说他们同情共产党，不如说他们对国际资本主义世界更加仇恨。

萨克斯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批评采访者说，他们无视美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却一味批评中国的人权。萨克斯因此得到中国官媒和官员的赞赏。他的讲话一次一次被中国引用来指责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双标”。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凯里·布朗（Kerry Brow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不太可能再有斯诺了。

他说：“1936年和今天的共产党完全不同。埃德加·斯诺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他是左翼的。我想今天的记者们并不觉得他们必须在政治上有所隶属。他们只是在考虑如何将自己的工作做好。”

非但从没有得到斯诺那样的待遇，去年三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还被驱逐出中国。

除了西方的记者，中国还试图吸引其他的外国精英，包括资深专家、甚至网红。曾经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郭杰瑞（Jerry Kowal）就是其中一个。郭杰瑞在视频中一方面批评美国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展示中国的“好”。比如，郭杰瑞在视频中比较武汉和纽约，说武汉这样的城市，为了控制疫情，说封就封，“体现了一个国家的魄力”。

6月2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还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鼓励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把想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

晚年的斯诺对中共感到困惑和不解

不过，即便是斯诺再生，恐怕对现在的中共的做法也很难再产生认同。曾经对中共赞赏不已的斯诺在晚年最后一次到中国的旅行中已经表示，他对中共的做法感到困惑。

伯讷德･托马斯（S Bernard Thomas）是斯诺的传记作者。1996年，他把斯诺40多年的日记整理成书出版了《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在这本书里，托马斯透露，1970到1971年，斯诺离世前一年，第三次来到中国。几天后，在经历了充斥着毛泽东思想的雷同的汇报会后，情绪低落的斯诺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是个情景单一，千篇一律的国家。”（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single scenario." ）

对1970年的北京之行，斯诺写道，“毛泽东对这里人们的思想和活动的主导程度，大大超过到了我的想象。” 他说，北京最大的书店除了出售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的书，几乎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顾客”。他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机械地背诵着红宝书中的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像是一种宗教仪式。

在日记中，斯诺写道，周恩来当年五月访问朝鲜的一部纪录片令他尤为不安。在纪录片中，金日成昂首阔步，被黑衣黑帽、迈着方步的仪仗队簇拥着。斯诺评论道：“完美的机械人，整个画面令人不舒服。”

在保安，他1936年采访毛泽东的地方，他参观了文革时改造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他认为那里就像监狱。他还提到他在保安接受了“贵宾”级待遇，“这有点超出了我的喜欢”。

斯诺对当时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感到非常的困惑。见到了毛泽东后，斯诺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毛泽东告诉他“人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

在这次北京之行中，斯诺记录了他大大小小的不满和困惑：招待太好、外宾与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不同待遇、一次次地被迫听着重复的故事、无法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信息，无处不在的语录和颂歌。

不过，最让他深受刺激的是他的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儿子艾伦。路易･艾黎参加了中国革命并定居于中国。艾黎告诉斯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艾伦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监狱里，艾伦周围的人，有人被打死，有人被饿死，有人自杀。艾伦后来想办法逃了出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在听到这段经历后，斯诺陷入了沉思，中共要怎样才能恢复这些被送到乡下进行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信任？

不仅是斯诺有了改变，晚年的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Lois Wheeler Snow）直接从中共的热忱拥护者变成了批评者。斯诺夫人曾在接受《时代》亚洲版采访时说，1989年，在中共暴力镇压天安门抗议者、导致成百上千的平民死亡之后，“这让我清醒了过来。比如你会看到脸上满是血的人被拖走。我逐渐了解到，这些人的家庭是在被以某种方式迫害的。”

2000年，时年79岁的斯诺夫人最后一次来到北京。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她这次的北京之行不仅全程被监控，而且当她希望能把一笔捐款转交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时，她们的会晤遭到20多名警察的拦阻。

两种有用的白痴

加州大学的林培瑞教授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有两种对中共来说“有用的白痴”。一种是罗曼蒂克的左翼。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他们依然有吸引力。他们仇恨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新虚无主义，他们在政治上同情共产党。林培瑞认为，这些人现在数目很少，但是在西方社会依然存在。他认为，他们的盲目信仰阻碍他们看到真相。

林培瑞认为另一种“有用的白痴”更准确地说是“道义上的白痴”。他说：“另一种，现在有很多，就是想要钱的人。他们愿意在公共场合撒谎，即使他们私下更清楚（共产党）的本质。他们愿意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撒谎，因为由此他们可以获得共产党的青睐，可以获得大市场。”

帕特丽夏·亚当斯（ Patricia Adams）是一名经济学家，是加拿大独立环保倡导机构“国际调查”的执行总裁。她告诉美国之音，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环保机构等因为希望获得中国的资金已经沦为中国的“有用的白痴”，在环保问题上成为中共的喉舌。

她说：“他们都在说中国的话可以相信，即便大多数人不再相信。它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是真实的，他们将摆脱化石燃料。这不是真的。这是无稽之谈，它不会发生。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在帮助中国涂脂抹粉。当然，这对他们也有好处，这有助于他们筹集资金，获得资金。”

亚当斯去年12月底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红与绿，中国有用的白痴》，专门阐述环保组织如何沦为中国的“有用白痴”。她在文章中说，通过资金、 人事安排， 中国政府不仅监督这些环保机构的活动，确保他们遵守中国的政策，同时也主导了环保机构的议程。

她说，这样的现象不仅局限于环保组织。一些希望与中国做生意的人和机构、学者为了获得中国的资金，有时候也不得不与中国做交易，比如在中国人权的问题上退却。她说，这些“有用白痴”的做法帮助中共的统治变得更加合法化。

不过，她说，可喜的是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与中国做交易。

中国喜欢的“有用白痴”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和网红郭杰瑞之外，其他一些人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赞赏或是在被中共视为核心利益的重要问题上与中国政府的观点一致，在中国被当作明星追捧。

法国作者马克西姆·维瓦斯（Maxime Vivas）2020年底出版了《维吾尔族假新闻的终结》一书。 维瓦斯曾经两次受邀前往新疆，对新疆进行了“导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3月份在两会记者会上推荐了维瓦斯的书。他说，“书中用两赴新疆的亲身经历讲述了繁荣稳定的真实新疆。维瓦斯在书中明确表示，正是从未去过新疆的人在制造假新闻，在杜撰抄袭中以讹传讹。”

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Grayzone）创办人麦克斯·布鲁门塔尔（Max Blumenthal）也是中国媒体的新宠。布鲁门塔尔曾在报道中声称新疆的人权迫害状况被肆意夸大，缺乏可靠证据，并对德国新疆议题专家、美国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所做的研究进行大量抨击。布鲁门塔尔对新疆问题指控的报道被中国官方宣传网站“中国新疆网”所采用。

据报道，“灰色地带”新闻网站与克林姆林宫关系密切。布鲁门塔尔曾去过莫斯科访问，由莫斯科出资。也经常接受“今日俄罗斯”（RT）和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采访。

加拿大人，“YouTube”博主丹尼尔·邓布尔（Daniel Dumbrill）也是在中国被广泛关注的西方人之一。 邓布尔在 YouTube 上用视频宣传中国的政策，比如他说香港回归中国后自由多了。今年三月，他在YouTube上上传了他参与的“新疆真相追击--加拿大专题研讨会”的讲话。在视频中，他说，美方制裁新疆生产的产品，却又拿不出实际的证据，夺走维吾尔族人的生计，就是让普通民众受苦，这是恐怖主义的道路。

以色列人高佑思（Raz Gal-Or）是另一名在中国被热切追捧的网红。他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从他在新冠疫情期间给中国送口罩的经历在八天内被中国国内的出版社编辑成书就可以看出。《站在你身后！ 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个小时》，从项目启动到成书出版只用了18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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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年大事记：反右 饥荒 文革 六四...受害者被抹掉

中共官媒新华社6月27日刊出近10万字的中共建党百年大事记。其中将中共建政后实施的清洗、镇压、大饥荒，文革，64惨案等重大事件的数千万受害者忽略不提。

法新社说，1921年7月，在上海前法租界的地下党成立一百年后，毛泽东的遥远继承者习主席经常坚持要对党的历史进行"正确看待"的教育。

法新社说的“正确看待”历史，从中共百年大事记中可见：自1949年中共建政算起，造成大规模死亡的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仅以寥寥数语处理，数千万受害者未被提起。

反右

比如，迫害数十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被记述说，“6月，运动的重点开始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饥荒

再比如，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引发全国“大饥荒”（1959-1961）饿死数千万人，这个中共百年大事记说：1960年1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文革

至于十年文革“浩劫”（中共官方80年代定义），中共百年大事记介绍说，1966年，“五一六通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又说，…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六四

对于89年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共百年大事记说，“1989年春夏之交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

据法新社说，清洗、镇压、饥荒，文革等重大事件...，毛泽东时期的"错误"及其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死亡已经被“抹去”。中国共产党（CCP）将于本周四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大量宣传中国在40年内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荣耀。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10628-%E4%B8%AD%E5%85%B1%E7%99%BE%E5%B9%B4%E5%A4%A7%E4%BA%8B%E8%AE%B0-%E5%8F%8D%E5%8F%B3-%E9%A5%A5%E8%8D%92-%E6%96%87%E9%9D%A9-%E5%85%AD%E5%9B%9B-%E5%8F%97%E5%AE%B3%E8%80%85%E8%A2%AB%E6%8A%B9%E6%8E%89

中共百年大事记 习近平盖过毛泽东

中共建党百年大事记6月27日刊登在中国官媒新华社网站上。这篇近10万字的大事记，有关习近平的篇幅占三分之一，其名字出现次数超过毛泽东，更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加起来还多。赵紫阳和胡耀邦则踪影难觅。

据法新社今天发自长沙的电稿说，在2021年的中国，毛泽东的遥远继任者习近平正试图确立中共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中国共产党（CCP）将于本周四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当局大量宣传中国在40年内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荣耀。

大清洗、镇压、饥荒...，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在1949年至1976年执政期间造成数百万计人口死亡的“错误”已经被“抹去”。

据香港01的统计，习近平的名字在中共百年大事记中出现了184次，超过毛泽东出现的138次，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加起来还要多。邓江胡三位的名字分别出现75次、40次、32次，总和147次。

from RFI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10628-%E4%B8%AD%E5%85%B1%E7%99%BE%E5%B9%B4%E5%A4%A7%E4%BA%8B%E8%AE%B0-%E4%B9%A0%E8%BF%91%E5%B9%B3%E7%9B%96%E8%BF%87%E6%AF%9B%E6%B3%BD%E4%B8%9C

港媒《立场》为被扛压至倒闭作准备：停赞助 博客文章下架

来源:
法广

被广泛视为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后下一个打击目标的网媒《立场新闻》，昨（27日）晚发出公告，表示暂停接受新会员和赞助、本年6月前的博客文章全部下架、绝大部分董事请辞，以及职员解聘并补偿后重新聘用。公告没有解释有关决定的原因，但据本台了解，《立场》分析，即使转趋低调，当局让《立场》继续存在超过一年的机会不大，故此需要早作准备，以便日后可继续如实报道。

《立场》的公告开宗明义表明，过去一年，《港区国安法》“改变了我们熟悉的香港”，而由于“文字狱”已降临香港，为了保障各位持份者，减低风险，《立场》决定作出五项行动，当中订明，为免《立场》“一旦遭遇没顶之灾”，浪费了支持者的金钱，《立场》会暂停接受赞助、会员的月费转账安排、新会员及新赞助款项。《立场》表明，现有财政储备足以应付未来9至12个月的开支，日后若有需要，会再寻求赞助。

此外，会把今年五月份及之前刊出的博客文章、转载文章和读者投稿等评论文章，全部“暂时下架”，与作者确认继续刊出的意愿和风险后，再考虑合适安排及重新刊出。

《立场》现有约七十名员工，管理层在上月，即《苹果日报》高层被捕和倒闭前，已终止入职半年以上员工的雇佣合约，以高于法例要求的补偿额结算年资，并以不低于原来条件重新聘用。公告指出，绝大部份员工留职，而《立场》亦会坚持在新闻报道上不自设禁区，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和观点，都会尽力报道。亦有重新签约的员工表明，既然经过深思熟虑后留下，没什么可害怕。

至于原有八人的董事会，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歌星何韵诗、创办人之一的余家辉、社联前总干事方敏生、评论员练乙铮及周达智等六人因应建议辞去董事职务。留任的两位董事分别是身在外国的蔡东豪和身为总编辑的钟沛权。

根据公开资料，《立场新闻》于2014年底由前主场新闻创立人蔡东豪重新成立，在2019年的反对修例运动期间因直播而声名大噪，其后刊登不少被视为亲民主派和抗争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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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破坏社区和环境 中国巨型水电站“安全准点”发电

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星期一（2021年6月28日）宣布，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的首批机组“安全准点”投产发电。号称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白鹤滩水电站只用了四年时间建成，但批评人士们说，高速建坝的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相关信息的不透明。

在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实现白鹤滩水电站的投产发电显然是北京下达的一项政治任务。在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发出贺电，称这一“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的建成“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他还希望这一巨大规模的水电工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更大贡献。”

这座耗资1700亿元人民币的巨型水电站每年将提供62万亿瓦特电力，并减少5200万吨碳排放量。但是这项工程迫使10多万人搬迁，大坝上游一些动植物的栖息地被毁，下游的鱼类受到威胁。

非政府环保组织“国际河流”曾发表一份报告说，中国的国有水电工程公司大多没有对其工程对环境和人类的破坏负起责任。报告说，为了赶时间，这些国有水电工程公司通常都没有向公众告知其工程项目对社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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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美国不战而败：中国的国力是如何炼成的

来源:
大纪元

时值中共高调庆祝百年诞辰，在西方普遍衰落之际，继续讨论中共是否崩溃或者何时崩溃意义不大。鉴于中国的现实状态，不如讨论是什么力量帮助中国坐大，中共得以维持自己的核心利益——一党专政在中国持续。

美国对华战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如果说有力量帮助中国坐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力量当然是西方国家，其中首推美国。

这百年当中，美国政府与中共至少有过两轮遭遇（战），第一轮遭遇发生于1930年代-1949年，美国扮演中国的拯救者这一角色。这轮遭遇的结果是美国放弃国民党成就了中共。毛泽东发表充满了胜利者调侃语句的《别了，司徒雷登》，美国则发表了《艾奇逊白皮书》、《2050报告》回应。白皮书痛斥蒋介石政府的腐败让美国失去了中国，2050报告则指责国务院的中国通费正清、谢伟思等“四个约翰”对中共的错误认识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犯错。

第二轮遭遇始于1970年代，其时美苏冷战，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需要与中国友好。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开始，美国欢迎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直到2016年，美国一直则扮演着帮助中国重归国际社会并认可其为合作伙伴这一角色。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方针基本确定为“接触、合作，影响、改变”，但只有“合作”落到实处，“影响”流于形式，所谓“改变”的主题曲是“和平演变-颜色革命”。

从结果来看，美国输得很惨，对华颜色革命基本失败，而中共对美红色渗透则遍布美国华府、州县政治、文化学术以及社会各个层面，最后让自身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中国无疑是大赢家，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挑战美国的国力就是这一阶段养成的，挑战美国的态度也在这段时期展露的。最终走到如今这种状态：中国几乎敢于挑战美国的任何底线，而美国只能不断收缩自己的底线，采取“战略模糊”以虚应之。

几十年之间乾坤倒转，中国从一个穷弱的人口大国，变成咄咄逼人的美国挑战者，仅仅只责备谴责中共不讲国际规则，不择手段追求自身利益，并不能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当此际，美国应该反求诸己，从自身寻找原因。近20年来，我一直将中国问题放置在国际大背景当中考察，结论是：正是美国的战略性错误为自己养成了强大的挑战者，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接纳中国加入WTO，并且在承认中美政治制度差异的前提下，自撤藩篱，让中国各方力量长驱直入美国，容忍并默许中国对美那种不对等的开放（其实是半封闭），还沾沾自喜地在美国国内将这当作“影响、改变”中国的手段。

加入WTO，中国经济插上翅膀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当年的GDP总量为1.3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0065%；18年之后的2019年（2020年中国发生疫情），中国GDP总量为14.2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16.2763%，中国国力的养成从这一数字可清清晰感知。

中国加入WTO获得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中国利用WTO的规则漏洞，几乎完全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并且影响到国际政治。但西方各国顾忌到中国的反应，一直不敢公开批评，美国、欧盟等只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方面不予配合，2015年中国入世15周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各国政府与智库批评中国的“保护主义”声浪日高，涉及三方面：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跨境投资的不对等，中国在欧美要风得风，但对外资却有诸多限制；中国的环境保护差。

本文只讲述中国在WTO屡屡违规，美欧等国却无可奈何这一事实。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成为WTO的各种贸易争端中的常客，涉及领域大至钢材，中至巴西纸浆，小至美国鸡爪等诸多领域。中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据中国外宣刊物China Power自述，从2002年至2019年，中国共参与了65次争端解决——其中21次作为申诉方，44次作为被诉方，是这段时期争端解决机制中第三活跃的国家。中国也不忘记表白一下自己最初的老实状态：在入世后的前五年（2002-2006年），中国仅作为申诉方或被诉方参与过5次争端解决，数量远低于其他金砖国家，主要扮演第三方的角色。但中国没说明的是：入世后前五年是观察期，WTO成员国的资格还不稳定，必须韬光养晦。

中国作为申诉方或被诉方时共参与过65次争端解决。其中39次是与美国，14次是与欧盟之间进行的。中国被诉的案件52.2%由美国发起，而中国发起的21次申诉中有76%都针对美国。中国所受到的申诉主要是针对政府给予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扶持和补贴。例如欧盟在2018年对中国发起申诉，指责中国强迫欧洲企业将技术转移到中国公司，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

美国、欧盟陷入被动的原因在于中国吃透了WTO的规则是软约束，对违规行为的裁定只能是下不为例，并无惩罚措施。在明知对方与自己存在巨大的制度文化差异时，打开大门，只能说是自己的失误，尤其中国通过是千人计划明目张胆的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几乎是在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的放任之下公开行之，

美国抱怨中国的两件事，均是当初配合演戏的结果

到了2015年，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GDP总量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投资范围遍布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2万亿美元，次于美国（7.7万亿美元）和荷兰（2.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量一度突破3万亿美元，这在庞大的外汇储备，让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

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流量占全球比重连续4年超过一成，2019年占10.4%。这段时期，美国方面一直抱怨两件事情，一是中国对出口企业实行补贴，让美国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但是，在中国加入WTO前的私有化合规考察，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做的，该行考察认可了朱镕基“抓大放小”、为中共培养垄断行业的经济寡头是私有化合规。而中国通过国企混改，让国企披上民营外衣，在美国投资。比如华为实质上是军企，但直到川普当总统之后，华为才算是真正受到阻扼。二是中国的汇率管制，导致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不合理。但美国在抱怨的同时，却在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任由该组织负责人为中国量身定做了一套规则：IMF声称，将人民币纳入SDR的主要目的是推进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将人民币纳入SDR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位于IMF成员国前列，中国是世界最大出口国，符合这一条件。二是货币可自由兑换。为了中国，IMF特别修改了游戏规则，改成“可自由使用”。据路透社消息，这是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聪明主意，但美国是IMF的最大出资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而未使用，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中国民主化的期望主导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的中国研究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有两个堪称经典的预想前提：1.中国加入WTO，可以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促使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2.对中国开放西方的互联网技术，有助于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这两点最终都会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前总统克林顿200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是这一看法的始作俑者。

为了支持中国加入WTO，克林顿通篇讲话意在解开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担忧。他从“谁失去了中国”这一话题切入，谈到美国政界学界认识到的所有中国问题，例如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能容忍反对派，剥夺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宗教表达的基本权利，控制经济从而让国民对政府形成很强的依附性，在世界上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人们对中国可能崩溃的担忧等等。怎么办？年轻的克林顿总统充满信心地回答：“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认同中国的做法，问题是，改进这些实践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他进而提到：“中国未来的道路是中国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这种选择”，“我们只能影响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努力把中国拉向正确的方向，也可以转身而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转身而去’会把中国推向错误的方向”，克林顿总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WTO将使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它将继续推进美国过去30年来（即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在中国努力实现的目标”。

中国后来的政治变化说明，这两个预想并不成立，但美国政界、学界的知华派们从来不加审视。直到2017年川普在当选后公布一个“百日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与中国在美渗透活动相关的各种报告陆续公布，在这种氛围中，美国中国研究圈被迫对长达几十年的中国研究做一检讨。2018年11月2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中国影响和美国利益：推动建设性警惕》报告，承认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对中国误判，指出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民主加以渗透、大举操弄美国政府、大学、智库、媒体、企业和侨界，希望借此阻断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台湾的支持。

如此国力，让世界上所有穷国富国竞相折腰，美国终于尝到了国际地位的失落：传统盟国离心离德，纷纷靠拢中国；东亚盟友则奉行“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在联合国中，中国已经成功地将WTO、联合国人权委员会、WHO等变成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尝其果，溯其源，只能说是美国奉行“接触、合作、影响、改变”这种以为能够“不战而胜”的对华政策，最后让自己成了不战而败的东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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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中共的疫苗研制暴露了什么？

来源:
大纪元

自从2019年秋疫情在中国初起，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中国疫苗一度独步世界。然而，分析中共的疫苗研制过程，就可以发现一系列疑点，对国际社会了解新冠疫情的真相，不无助益；而且，中共制作疫苗的计划本身还暴露出它的另一个企图，谋利于害。

一、中共疫苗试制起始点的启示

中共宣称，新冠病毒的第一例是2019年12月1日在武汉出现的，到1月21日全国确诊人数只有440例；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的第8期疫情通报说，“目前没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假如这些官方资讯是真实的，那么，当时官方应该是对疫情可能全球化毫无预期，也毫无防备。

但是，《北京日报》今年3月25日的一篇报导却提供了完全相反的线索。这篇报导提到，中共在2020年初就已确定了5种可以应对疫情的疫苗，并开始部署试制；报导提及，这5种疫苗技术之一就来自中共军方生化武器首席专家陈薇少将及其团队。这则报导既启人疑窦，又发人深思。

由此可以想到三个问题。第一，如果致病病毒真如中共所言，是自然界小范围偶然出现的（几只蝙蝠之祸），而且不会人传人，那么，中共为何动用包括军方生物战部队在内的力量，大规模研发疫苗？第二，中共能在2020年初武汉封城前3个星期前就完成了多种疫苗的初步研发，说明它早就知道疫情将大规模扩散。既然如此，那它掩盖疫情、编造病毒不易传染的谎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种谎言只会造成疫情迅速全球化。第三，2020年初，当时5种疫苗都已进入面向应用的阶段（后来试制中有些未能商业化），为什么不更早在武汉封城，这样，因疫情扩散的全球死亡人数不是可以降到最低吗？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中共在疫情初期的行动极为反常，暴露出明显的祸心，它不是要尽快阻止病毒的全球化，似乎是在等待病毒的全球扩散。

二、中共疫前即已备好疫苗品种？

国际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医疗保健供应链专家普拉尚特‧亚达夫（Prashant Yadav）指出，“疫苗制造是一项几乎无限组合必须完美运作的努力”；原材料、培养疫苗所需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生长的培养条件等都存在差异，“这是具有既定原则的科学，但有时比艺术更独特。”所以，设计疫苗的制造工艺和开发新的疫苗，通常需要数年时间。但是，中共对这次疫苗的研制却驾轻就熟。

今年1月16日新华社有一篇报导提到，中国的国药疫苗从立项获批到研发、建设、生产、上市，只用了344天。其中，从启动科技攻关到获批临床试验，用了98天；从进入临床到武汉、北京两个研究所先后都做完Ⅰ/Ⅱ期临床试验，用了78天；再从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到上市获批，用了168天。这个344天的说法，是以国药疫苗2020年12月30日在国内上市供货为终点，往前倒推344天，大体上就是去年的1月21日左右，即武汉封城之日。但344天的说法有个漏洞，那就是，如果2020年1月21日之前疫苗尚未开始研发，那么，此前的2020年初，中共确定的5种可应用的疫苗从何而来？

用于临床试验的疫苗必须先完成研发和试制，美国辉瑞疫苗从去年3月20日开始研发，研发和试制花了至少4个月的时间；中共的国药疫苗是去年4月12日开始临床试验的，它如果真是1月21日左右开始研发，那么，其研发和试制只用了80天，比美国辉瑞公司少三分之一的时间。

中共疫苗的研发和试制远远快于美国辉瑞疫苗，暗示着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中共疫苗的真实研发起始时间不是1月21日，而是更早的时刻，比如2019年的12月，甚至是疫情尚未出现的11月。第二种可能，中共早就有新冠病毒的疫苗在手，这次试制疫苗过程中的所谓研发只是走个过场，所以能节省大量时间。不管是哪种可能，这两种可能性都标示着同一点，那就是，中共在疫情初起之前早就有备而来，为此做好了疫苗研发。

这间接地说明，这次疫情的病毒自始至终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中，并非自然界的突发事件。做毒药和用毒药之人，手里都有解药；而能制作解药的，只能是制作毒药之人，因为别人不知道毒药的成分是什么。疫苗也一样，手里没有致命病毒，自然就没有办法早早准备好遏制病毒的疫苗。

三、中共快速大规模量产疫苗的奥秘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7种疫苗，即欧美的辉瑞、AZ、强生/杨森、莫德纳，中国的国药和科兴，以及印度血清研究所的Covishield。美国疫苗上市供公众接种的时间是2020年底，但当时辉瑞疫苗的产能很小，到今年3月才达到月产量1亿剂的规模。但中国疫苗的大规模量产能力几乎早于美国1年。

美国的辉瑞疫苗从去年3月下旬开始研发，然后初步试制，再到完成前后3期临床试验，最后获得批准、上市供应，中间用了9个月，这是当初辉瑞的研发人员自己都难以相信的速度；然后，辉瑞疫苗达到每月量产1亿剂的规模，又用了几个月。这样，辉瑞公司从去年3月开始研发，到今年春天疫苗全面上市，合起来就是1年时间。

中国则早在2020年10月8日就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为92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疫苗及购买疫苗的资金。中国加入该计划之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表示，到2020年底中国疫苗的年产能可达到6.1亿剂。也就是说，早在2020年夏末初秋，中共疫苗的大规模量产能力就已接近月产量上亿剂。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前几个月世界疫苗供应市场上只有中共疫苗独领风骚，因为当时欧美的疫苗从2020年底开始制造，到大规模量产，还需要差不多3个月时间。与中共疫苗相比，在世界疫苗供应市场上，欧美疫苗因为起步晚，供应量远远跟不上国内外需要，给中共疫苗独步世界留下了差不多6个月的空窗期。

即便中共的疫苗试制和生产能力完全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但临床试验和制作疫苗所需要的微生物之培养过程，是无法压缩或提速的，所以，中共达到大规模量产疫苗所需要的时间，最快也应该和美国的一年大体上差不多。然而，中共大规模量产疫苗的时间线，又暴露出一个和前两节内容相关的问题：既然中共疫苗去年初秋即已达到每月量产1亿剂的规模，那中共准备大规模量产疫苗所必须的微生物培养和化验、检测、原液分装、封装等专用原料及装备的开始时间，按照美国的最快速度一年为参照，大约可以从中共大规模量产的2020年初秋倒推到2019年秋天。

中共宣称，致疫病毒是2019年12月1日在武汉偶然出现了第一例，这个谎言被它快速大规模量产疫苗的时间表推翻了。按上述推断，2019年秋天的时候，中共不仅手握新冠病毒，而且也掌握了可使用的疫苗品种，甚至开始准备大规模量产疫苗了；其假定是，疫情势必很快从中国扩散，殃及全球。但当时中共没透露一个字，而是悄悄地静观世界各国陷入疫情重灾，中共似乎那时就开始坐等它的“收获”了。

四、中共为大量出口疫苗而推迟国内接种

中共等待的“收获”是什么？它在等待疫情全球化、夺走几十万人的生命之后，大发疫情财。因此，它的疫苗达到量产规模之时，并未在国内使用，而是一方面囤积数亿剂疫苗，一方面到国外作临床试验，为疫苗大规模出口打开通路。2020年6月23日国药疫苗即已在阿联酋开始了第3期国外临床试验，这次临床试验共包括阿联酋、巴林、埃及和约旦的40,832人；而2020年7月21日科兴疫苗也开始了国外第3期临床研究。当时美国的疫苗还在初期研制过程中。

为什么中共不抢先在2020年6月宣布，它的疫苗即将量产呢？那个时刻正是它安排其疫苗国外临床实验的时间点，而与此同时，其量产疫苗的技术和设备条件已经准备好了。这不是吹嘘其疫苗研发“成就”的大好机会吗？中共不那么做，显然是经过仔细考虑的。那时中共应该已经考虑到两个不能在去年6月宣布疫苗量产的因素。其一，如果去年6月就宣布疫苗即将量产，不免会暴露马脚，让全世界怀疑，中共在病毒扩散全球之前就已备好疫苗了；其二，中共必须等疫情扩散到各国之后，才能堂而皇之地在一些国家实施临床试验，为其疫苗的全球销售获得准售资格。

这前一个因素就决定了，中共2020年6月疫苗在握之时，尽管国内防疫急需疫苗，但为了对国外保密，国内就不能展开接种；换言之，中共人为地推迟了疫苗的国内接种时间，为的是到国外发疫苗财。台湾《联合报》网站2021年6月7日报道，到这一天为止，中共已经向九十几个国家承诺销售或捐赠近7亿剂疫苗。

据新华社报道，2021年1月13日全国只接种了1千万剂疫苗。当时中共的疫苗年产能已达到6亿剂。据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资讯，中国的大规模疫苗接种今年3月才开始，今年3月23日全国接种仅8千万剂，占年产能的八分之一；4月底达到2亿5千万剂；今年6月21日才达到10亿剂（有的疫苗要注射2剂）。为什么是2021年3月开始在国内大范围接种？因为在这个月份，欧美疫苗开始走向量产阶段，而欧美疫苗的防疫效果远远优于中国疫苗。所以，中共就抓住了欧美疫苗尚未大规模量产的这几个月“窗口期”，把几亿剂疫苗用来优先出口赚钱。中共的这种疫苗供应“先国外、后国内”的方针，恰恰暴露出它听任疫情全球化之后发疫灾财的险恶用心。

五、中国疫苗的国际大销售以不可靠的临床试验蒙混过关

为了抢在美国疫苗大规模上市之前大量出售中国疫苗，中共在国外所做的临床试验也十分草率，只是为了蒙混过关。中国的国药和科兴疫苗早在2020年秋初便完成了第3期临床试验，但国药疫苗的第3期临床实验报告却拖到2021年3月才写出来，2021年5月26日在《美国医学会期刊》（JAMA）上发表。今年5月26日之前，中共的疫灾财已经赚到不少了。

国药疫苗的第3期临床报告一发表，立刻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质疑。彭博社今年5月27日的报导指出，中国疫苗的制造商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分享有关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足够数据。国际医学界的专家们阅读了国药疫苗的第3期临床报告之后，马上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实验样本的性别比例严重偏斜，男性占85%，女性只占15%；其次，实验样本中，最可能染疫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占2%，绝大部分参加实验的都是相对较少染疫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再次，40,832个受试者中，只有2例是重症感染者。因此，欧洲的一位病毒学专家董宇红认为，这样的临床试验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证明疫苗对重症感染的保护力。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尽管如此，世界卫生组织还是为中国的国药疫苗开通了销往全球的道路；世界卫生组织到现在还未正式给中国的科兴疫苗开绿灯（因为其临床试验报告始终未正式发表），但中共已在全球销售了3.8亿剂。

今年6月27日美国之音刊登了一则报道，介绍了世界上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研究产生了三项新的发现：中国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时间比目前知道的至少要早2个月，病毒蔓延全球的时间可能在武汉封城之前就已经发生；最早出现的新冠病毒呈现出与人体惊人适应能力，不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中国专家销毁最早病毒样本，被认为是试图掩盖病毒来源的新证据。笔者则分析了中共疫苗研发制造过程中的若干疑点，与上述报导所提到的新发现有高度相关性。疫情真相的揭秘，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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