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為甚麼台韓星「能」而香港「不能」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新加坡政府推出一些新政，尤其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購屋津貼，香港有人生出「新加坡能，香港何以不能」的慨嘆。早些時候，台灣只用三個月時間，就促使菲律賓政府就槍殺台灣漁民事件公開道歉兼賠償，香港也有人慨嘆「台灣能，香港何以不能」。至於四小龍中韓國的許多「能」而香港不能，則早已超出香港人的想像範圍之外了。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四小龍崛起，香港就長期居四小龍之首。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在自由、法治、效率、稅制、現代文明程度以及日常生活的方便，香港都不僅是亞洲而且是世界的耀眼之星。那時台灣人就法治質問當局：香港能，台灣何以不能？新加坡反對派就自由質問當局：香港能，新加坡何以不能？許多外地人都喜歡來香港旅遊，也極喜歡在香港居住。九七回歸前有世界各地來港旅遊的熱潮，為了要看香港作為殖民地的最後風光，擔心這風光快要消失了。

回歸16年，果然風光不再。香港街頭充滿了大陸客，其他地方來港的遊客漸卻步。許多香港人在假日都不去鬧市跟大陸人擠，台灣成為香港人的熱門旅遊地點。最新一期的台灣《天下》雜誌，以「為甚麼香港人瘋台灣」為專題，報道香港人去台灣旅遊的人次，從97年的20多萬上升到去年的95萬，今年將突破100萬。香港人不去擠滿大陸客的阿里山頭，而是去南投清境農場住民宿，他們講起台灣人與香港人的不同：「台灣人給我們的感覺是，不只是為了錢，而是真的希望客人喜歡這裏。」

二三十年前的香港人，也是真的希望外地遊客喜歡香港，但現在接待外地人尤其是大陸人的行業，都只是為了錢。也就是說，回歸後，香港人本來就不高的歸屬感認同感慢慢消失了。

為甚麼台灣三個月就能使菲律賓道歉賠償，而香港人質事件拖了三年都沒有着落呢？講甚麼香港政府無能、香港無外交權、中共不肯出頭，這些理由都是次要的，最關鍵是台灣即時對菲律賓實施11項經濟制裁，其中包括凍結菲傭入境申請。菲傭每月給家人的匯款是菲國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民選的菲律賓政府豈能不屈服？若香港也凍結菲傭入境申請，相信菲政府早在事件發生三個月就跪低了，因為香港菲傭遠多於台灣，是菲律賓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

為甚麼香港不能實施這樣的制裁？因為市民、社會輿論、立法會議員都沒有這樣提，政府自然也沒有提。因為我們愛惜自己的生活遠多於愛惜我們的社會，愛惜自己多於愛惜同一社群的其他人，根本原因是香港人缺乏對本土的認同感。因此台灣能，香港不能。

為甚麼新加坡能大量增加對中低收入家庭的購屋津貼，而香港不能呢？是因為新加坡要保護投票給執政黨的本地居民，而香港要更照顧投資者及擁有物業者的利益。最新的新加坡官方調查發現，近半數國民寧犧牲經濟增長速度，也要減慢外國移民人口增長。外國移民主要來自中國大陸。也就是說，新加坡多數人愛本土多於愛財。香港人會這樣嗎？

韓國就不用說了。97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一批維護法律的檢察官，發起「拯救國民經濟運動」，呼籲社會各界把自己所存的金戒指、幸運鑰匙、金幣捐出來，幫助國家度過經濟危機，真的在很短的時間就收集了數量可觀的黃金，對國家轉換成盈餘起了很大作用。香港可以想像會發生這種事嗎？

香港落後了。不是在經濟上落後，而是在對於居住地的歸屬感和凝聚感的落後。這是無法翻身、一蹶不振的落後。回歸中國，中共一再強調的一國先於兩制，中國大陸在政經社三方面對香港全面侵蝕，使香港人原已興起的對香港的歸屬感復趨失落。當居民不把這裏當自己家園，就會只顧自己而不能顧及社群和社群的他人。因此台韓星三地「能」的事香港都「不能」。香港民主派近年不斷內訌，關鍵問題就在於中共的「一國先於兩制」的觀念綁架了不少人的思維，使民主派在是否與中共談判、妥協中徘徊，並引來不停分裂與爭拗。「一國」觀念對社會爭取民主力量最大的破壞是：立足本土的歸屬感和凝聚力鬆弛了。

表面看來，香港在四小龍中落後，是因為其他三小龍都有普選。但民主的基礎是人民的歸屬感。缺乏歸屬感而要寄望一個更高權力恩賜民主，這是無根的假民主。因此，近年在年輕人中興起的本土意識，是社會民主意識的基礎。本土意識不是排外，而是守護本土，正如我們不能把台韓星一些保護本地的民間呼聲和政府政策稱之為排外一樣。

標舉本土意識，推動一切立足本土的運動，拓展社會歸屬感，才會有真民主和真普選。

from Vicsforum - One man's forum http://vicsforum.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7900.html

胡少江：打击谣言，还是借题发挥加强网络控制？

中国武汉的一家网吧，一位年轻人正在上网。Facebook网页在中国被封锁，用户必须翻墙才能登录。（法新社2012年2月3日图片）（资料图片）

前几天，中国的官方电视台连续在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等重点节目中，连续数天播放了中国警方抓捕"职业网络造谣者"和"网络传谣者"的消息。在电视镜头前，他们将这些仍然没有定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全国的观众面前示众，并且让他们自己谴责自己，表示忏悔。我不是律师，不知道新闻媒体是否有权利将正在审理的案件擅自公布于众，也不知道逼迫嫌疑人在定罪前就公开当众认罪的做法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只是感觉电视示众和文革当中的当街示众的确有些大同小异。

我对利用造谣达到目的的做法历来是鄙视的。我对中国官方发布的消息基本上不信任，同时对不少与官方宣传口径不同的网络消息也常常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有不少消息有著明显的"外伤"，稍微有一点分析能力的人一看便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例如，在有些海外的报章杂志中，常常绘声绘色地描述中央政治局开会时领导人发言的场景和神态，似乎写作的人就在会议现场，但是这些描述者显然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们的描述并不能让人信服。

我虽然不信这些消息，但是也常常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报应"吧。中国官方的新闻天天在哪些传播"假、大、空"的东西，同时他们还无时不刻地利用国家的资源控制著所有社会和政治信息的传播。普通的民众纵然不满，也根本没有渠道表达不满，或者反驳他们，所以就用谣言的方式与之作对。这种方式虽然不甚高尚，但也是有话无处说的人的一种幽默反抗方式。这么一想，心中还生出几分对"造谣者"的同情。

再仔细看看哪些被抓的所谓"造谣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与政府观点不同的人，这种观察使得我对官方媒体的动机不禁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些人所造的"谣言"，不是在网上散布对执法者、政府机构的不满，便是发泄对政府官员和官方树立的"模范"的不敬。至于漫天飞舞的关于影视明星的八卦新闻和那些对共产党的政治对手进行丑化的谣言，中国官方的态度则是袖手旁观。这就不仅令人想道，官方的这一轮所谓的打击网络谣言，究竟是借机打击政治上的异己，还是真正地"净化"网络。

对造谣者进行制止和惩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制止和惩罚应该采用法律的手段。而最公道、最有效、最能够遏制谣言的方法应该是鼓励和支持谣言的受害者直接通过法庭提出诉讼，既让造谣者承担法律后果，有让造谣者承担被造谣者的经济和精神损失。这也是当今文明世界通用的方法。我想中国的官方是断不敢鼓励谣言的受害者走法律途径的，因为这么以来，各级政府的官员和官方媒体的老总们恐怕会成为这类案件中频繁出现的被告。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不仅没有权利给他们认为的"造谣者"定罪，也没有权力擅自将他们所认为的"造谣者"进行示众，他们这样做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也无法让中国民众真正的信服。更何况，这些官方媒体、尤其是中央既的媒体本身就是最大的虚假信息来源地和传播地，有他们出面采取法外的手段来辟谣，与其说是净化网络，不如说是在上演一出黑色幽默剧。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31.html

中国记者的“红色培训”

30万中国记者被要求参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课程，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加强舆论控制的一个信号。媒体从业者普遍对此无动于衷，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更多的资源浪费而已。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30日，新华网转发《党建》文章，《31位省（市区）党委宣传部长畅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 各地宣传部长轮流表态，要加强宣传舆论的控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据新华网报道，8月1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
8月26日，新华网发表《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证实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记协联合发文，决定从今年６月到明年１月，在全国媒体业集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全员培训。参加培训的人员包括全国所有在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 台、新闻网站、新闻期刊社从事采访、编辑、制作、刊播的人员，包括尚未领取记者证的聘用人员共约30万7000人。
据了解，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实行记者证管理制度。记者按规定应当从国家新闻总署领取记者证并进行年检，在取得记者证之前都必须参加马克思主义新闻培训课程。但是也有大量媒体工作者没有领取记者证，他们不必参加这样的培训课程。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研究员班志远接受媒体采访认为，该举措表明当局有了新的紧迫感，在新媒体时代极力控制媒体，”媒体人员的课程重点是提醒他们帮助维持稳定、支持政府，在选择发布什么信息方面服从上级领导”。
很多网民认为，中共宣传部门歪曲了马克思新闻观。作家草军书说，”不知道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什么样的？是天天宣扬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外形势水深火热的新闻联播那样的吗？是说薛蛮子经常拖欠嫖资，在卖淫女中有较高知名度的新华系那样的吗？”
网民引用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的著名质问来反驳舆论控制：”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上海一位传播学者以网名”传播小王子”发表回应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是，”①反对新闻审查，鼓励出版自由；②反对政府垄断思想，鼓励多元声音；③一切统一思想的行动和法规都是反动的”，他表示”鼓励全国媒体大力传播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媒体从业者无动于衷
媒体从业人员对此命令很少发表评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负责人对德国之声分析说，媒体人员的冷处理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们更愿意 就具体的问题发言，而不愿意冲撞空洞的意识形态；二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培训课程一直存在，每一个领取记者证的从业人员都必须参加学习，但是无论讲师还是 学员都把它当作形式主义，不得不应付一下而已，新的培训也不外乎如此，不过是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而已。
这位负责人表示，这的确是中共加强舆论控制的一个信号。不过他认为，中共从来都没有放松舆论控制。借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不会给舆论控制带来合法性，也不会增强实际效果。
对于习近平要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网民陶炉石也表示，”别人不明说，他跳出来说明白，其实，在高校里，早就如此了！”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天勇6月30日通过微博要求马列课程退出学校，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动乱的 不稳定因素。周天勇说：”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议的是，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这个论，那个论性质的课程。其对他们就业和创业毫无用处，是当大领导用的知 识。如果学的太多，他们失业了，拿着资本论去农民工的工棚，宣传受剥削压迫理论，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呢？”
周天勇的言论遭到”毛左”网站”乌有之乡”的激烈批判，并有人组织网络签名，要求中央党校开除周天勇教职。目前，周天勇的言论已经从微博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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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中国债务的危险路口

中国政府声称，国内债务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但偏坡村的民众却有理由不同意这种说法。在过去一年中，由于当地债务不断攀升，该村曾一度出现供水被切断、街道上垃圾堆积成山、以及村民工资被拖欠的情况。
一条高架车道从村民们居住的混凝土房屋上方越过，其本意是把偏坡村与贵州省会贵阳联接起来，后者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然而，通往偏坡的支路却在一个碎石堆处戛然而止。
修建这条公路的国有企业借入的债务过多，已无力支付建筑工人的薪水。路段附近的供水管在公路开始修建时被拆除，但由于资金短缺一直没有修 复。一天中有好几次，现年75岁的陈秀祥（Chen Xiuxiang，音译）会用一根木棍肩挑两个水桶，步履艰难地爬上一座小山取水——约110斤的水和他的体重差不多——那里有一个水龙头仍能出水。偏坡 村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这么做的。
陈秀祥表示：“他们不断许诺会把水管修上，可他们说话不算数。”
过去30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速达到了10.5%。在其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并没有依靠信贷来推动经济发展。但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于债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依靠银行贷款、债券发行以及一系列监管宽松的机构来维持着经济快速增长。
对于债务的依赖把中国带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政府对于遏制金融风险动真格，那么切断对债务的依赖可能导致增长显著放缓，并因此 拖累全球经济。但与另一种可能的前景相比，这种情况还不算太严重。如果中国政府不敢出手，那么债务泡沫将继续膨胀，发生经济动荡的可能性将会增大。
“威胁中国金融稳定性的风险已经增大，信贷增速大大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今年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时发出了以上警告，这是这家国际大型机构自1999年以来首次做出此类评级下调。
根据中国央行提供的数据，中国债务总额（政府、企业以及家庭债务之和）已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合16.3万亿美元），2008年其对GDP的比例达到130%，目前上升到了200%。历史上，从阿根廷到韩国，信贷增长这么快的国家都爆发了经济危机。
中国债务问题源于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员的办公桌，尤其是在地市一级。贵阳是中国西南部省份贵州的省会，其城乡居民收入在国内处于较低水平，但 该市近年来发展非常快——这是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典型例子。2011年，时任贵阳市长袁周在一次电台访谈中大声疾呼：“在我们贫困地区，我觉得GDP是 个好东西，我们要追求的东西，要奋斗的东西。只有GDP提高了，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
为刺激经济增长，地方官员采取了一种简单的策略，这种办法在中国各地被广泛复制。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得农用土地，按一定溢价幅度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随后再建起密集的高层小区楼群。
“政府是发动机，市场是助推器”——这是贵阳城乡规划展览馆里的一条标语，馆中展示着贵阳未来面貌的立体模型，看起来就像是打了类固醇激素的曼哈顿。
贵阳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是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为了保持当地经济实现每年15%的增速，贵阳市政府需要房地产公司购买更多土地，建造更多房屋。
世纪城(Century Town)是贵阳首批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之一，于2010年完工，计划住户数量达到4万人。而不久之后又推出了未来方舟(Future Ark)楼盘，计划容纳17万名居民。花果园(Garden City)楼盘的高楼正在建设当中，该小区能够容纳35万人——占贵阳全市人口比重超过十分之一。
花果园将配套建设31条公交路线，10个购物中心，以及8所学校。该楼盘的展示大厅与住宅区仅间隔了一个人工湖，湖中用塑料恐龙作为装饰。今年夏季来此看房的潜在买家络绎不绝。但在该小区之前的楼盘开发则出现了令人警醒的信号。
世纪城的销售员郑伟（Zheng Wei，音译）表示，该楼盘一排又一排完全一样的灰色公寓，入住率只有五成。很多位于底楼的商铺已经关门歇业，窗玻璃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郑伟称：“因为小区的居民太少，没有商家敢于在此开业。”
未来方舟在贵阳市内大做广告宣传——包括公路两旁的巨幅广告牌，花哨的宣传手册、出租车上的宣传标记以及电台广播中的广告歌曲。一名售楼小姐表示：“过去是客户追着我们要买房，现在是我们倒过来央求客户买房。”
房屋销售放缓已不仅仅是房地产开发商的问题，也开始彰显政府债务在多大程度上为房地产开发热潮提供了支撑。
按照官方说法，贵阳的债务负担很低，仅相当于该市GDP的17%。但准确测算债务规模需要越过官方数据，考察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
按照法律规定，中国地方政府不能借债——既不能从银行贷款，也不能发行债券。但相关法律存在一个漏洞，市、县、乡可以设立间接的融资工具。这类机构由地方政府所有，但按公司形式组建，它们拥有借款的自由。
而它们的借款行为在将政府所有土地转让给地产开发商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些融资工具筹集资金用于重新安置被征地农民，此外还修建道路，挖好下水道，使地块在投资者看来具有吸引力。
在贵阳，至少存在5个政府融资工具，都成立于2008年以后。如果计入这些融资工具的债务总额，那么去年贵阳市的债务与GDP之比将提高两 倍，达到58%。中国各地的情况与都贵阳类似：分析师们认为，目前政府债务对GDP的比例在40%至80%之间，较金融危机爆发时至少翻了一番。
贵阳规模最大的融资工具是贵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City Construction and Investment Group，简称“贵阳城投集团公司”)，那条通过偏坡村、目前仅完工一半的公路就是该公司负责修建的。
作为一家对于贵阳发展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公司，该机构行事非常谨慎。它所公布的地址并不存在。在他人的帮助之下，记者最终追踪到了一个幽静住宅区内的一栋四层别墅，仅能靠一小块门牌进行确认。这家常被称为“贵阳城投集团”的机构拒绝了记者的置评请求，称其工作非常繁忙。
信息披露要求迫使贵阳城投在发行债券时提供更多信息。该机构解释称，它是贵阳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主体”。债券相关文件还显示，贵阳城投 的资产负债率从2010年的73%降至了今年的51.2%。如果一切顺利，这一降幅本应表明该公司的杠杆水平走低。但事实上，这反映出的是该公司资产（即 土地）规模的上升，以及对土地估值水平的上升。该公司的资产规模近乎翻了一番，从2010年的350亿元人民币增至今年的640亿元人民币。
不过近段时间，这些土地资产的收益状况不太令人满意。由于房地产市场逐渐降温，贵阳城投集团未能向房地产开发商售出足够多的土地，进而无法 实现自身的财务业绩承诺。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Dagong Global Credit Rating)表示：“事实上该机构的偿债能力正在不断下降。”贵阳城投集团的土地储备规模过大，以至于大公国际估计其需要28年时间才能出清。
去年年底，对于贵阳城投集团债务的担忧已不再只是一种假设。监管当局认为该机构无力全额偿付利息；而贵阳地方政府的一份通知显示，大型银行国家开发银行(CDB)拒绝再贷给贵阳城投任何资金。
穿过偏坡村的公路就是受此影响的项目之一。未能领到薪酬的建筑工人们进行了罢工。身材魁梧的司机文章（Wen Zhang，音译）表示：“我们用卡车把公路封死，拿不到拖欠的工资，我们就绝不走。”
偏坡村的居民不具备同样的影响力。首先，他们失去了自来水供应。其次，政府停止了向保洁工人支付薪水，导致街道上垃圾成堆。贵阳城投集团下定决心要完成公路建设，于是再回去找国开行商议融资。
在足量土地被用作抵押品后，国家开发银行动了怜悯之心，不过只是在某些方面。该行贷出了人民币10亿元——仅为贵阳城投集团请求金额的二分之一。这笔钱足够把公路修到偏坡村，但不足以完成连接该村的支路，以及修复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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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54445

尊者达赖喇嘛为阿嘉仁波切传记《逆风顺水》推荐序，及阿嘉仁波切自序

尊者達賴喇嘛推薦序

　　一九九八年，我在紐約講法時，得知西藏著名的袞本強巴林（塔爾寺的藏語發音，以下都寫「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流亡到了美國。回想起來，塔爾寺是我僧伽生活開始之地，自我離開西藏，已在流亡中追求自由近五十年，離開塔爾寺的時間就更長了。而此時，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我最早寺院的住持。

　　塔爾寺是我歸宗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在初建的二百年間，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朝拜之處。十六世紀時，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將其改造成一所著名的僧侶大學。

　　這座寺院離我出生的地方不遠。二十世紀五○年代中期，我還在那裡度過了一些時光，那時的阿嘉仁波切還是稚童。我對塔爾寺的記憶是溫馨的，那隱蔽在青山中的建築宏偉、錦繡。自此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下，眾多寺院所發生的變化，塔爾寺的僧侶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周遭的藏人又是如何生存的？這些都是我很想從阿嘉仁波切這裡知道的。

　　我們進行了親切的長談。阿嘉仁波切和我都經歷了太多的變故，雖然有著迥異的人生經歷，但是我們始終牽繫著藏人的安寧與幸福。鑒於他與中國政府共事多年，曾見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我期望他或許能夠幫助促進與中國方面的對話。考慮到這點，我請他致函江澤民主席。

　　之後，阿嘉仁波切在加州的舊金山市郊建立了「西藏悲智中心」，他做得非常好。後來，我的長兄塔澤仁波切病倒，無法繼續管理他在布魯明頓建立的「西藏文化中心」，我想到了阿嘉仁波切，他在這方面經驗豐富，我相信他能夠恢復並管理這個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一如既往地，阿嘉仁波切接受了挑戰。說起來，我的長兄也曾是塔爾寺的住持，這是阿嘉仁波切成為布魯明頓合適人選的另一背景，所以該中心又被視為「西方塔爾寺」。另外，阿嘉仁波切來自於蒙古人的家庭，如果能夠將中心的關注範圍擴展到包括蒙古在內的佛教徒，無疑是非常喜樂的事情。這個中心由此改名「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不僅為旅美的藏人社區服務，也同時為蒙古人社區服務。

　　得益於重獲言論自由，著名僧侶大學——塔爾寺的前住持阿嘉仁波切將他的記憶彙集於這本自傳，坦陳他在西藏度過的短暫快樂和長期恐怖的歲月：如何在饑荒中倖存；如何與已故的班禪喇嘛一起工作；如何在中國的統治下，為服務於藏人而周旋於危機四伏的政界等等。

　　其他人也曾寫過在共產黨統治下被監禁、被處罰的可怕經歷。而阿嘉仁波切是進入中國控制的宗教界頂端的人士，他瞭解、熟悉中國政府是如何工作的。然而，當十世班禪喇嘛突然圓寂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備受爭議的對十一世班禪喇嘛的認定，威脅著他面臨被迫放棄自己持守的原則時，他選擇了流亡。

　　想要瞭解在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在恐懼和懷疑的狀態下，人民真實的生活情形，是需要依賴個人記錄的。阿嘉仁波切無掛慮地、很真實地，寫出了他在西藏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對於那段歷史來說，是一個寶貴的貢獻。

　　我相信，阿嘉仁波切所寫的將會滿足世人的濃厚興趣，因為他們都懷著慈悲心為生活在危境中的西藏人民、南蒙古人民、東突厥斯坦人民尋找共同的人道。我希望透過這本書，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瞭解西藏這個古老民族正在為生存、為保護珍貴的宗教文化遺產而痛苦掙扎的真實歷史與現實，進而有助於西藏的和平變革。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阿嘉仁波切自序

　　我的前世就喜歡寫作，雖然他在三十八歲的盛年圓寂，卻留下了四部佛法方面的著作。後來每當我寫作時，我的舅舅，也是我的上師嘉雅仁波切就感慨：「這都是前世的因緣哪。」

　　寫傳記的想法在我很早就產生了。隨著年齡增長，接觸的人、經歷的事越來越多，真相也越來越撲朔迷離。如「宗教改革」、「金瓶掣簽」、班禪大師的婚事和圓寂，以及中共諸多領導人的行為，都是促我寫作自傳的動力。別無原因，只是想還原歷史。
　　
　　二○一○年三月，我的英文自傳由紐約RODALE出版社出版，幾個月後又發行了第二版。不久，自傳被譯成了蒙文在蒙古國出版。
　　
　　然而總像是有什麼事情沒有結束似的，我常坐下來，拿起這部自傳的中文初稿，不由自主地修改著。其實我最想出版的還是中文，最初選擇用中文寫作，就有這個想法。畢竟在西藏、在塔爾寺所發生的這一切，與中國歷史及現實息息相關。另外，我也認為，各民族之間應該多溝通，像水，是需要流動的，這樣就可以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隔閡，使得冰雪消融。
　　
　　書寫歷史並不是為了記仇，或者製造矛盾，相反是讓我們明鑒過去，告誡世人今後不犯同樣的錯誤。事實上，今天很多中國人都不再記得大饑荒、「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了，甚至連「六四」天安門的槍聲都變得遠不可聞了，這是很危險的。
　　
　　而我，作為歷代阿嘉仁波切的轉世繼承者，親身經歷、見證這一切，實在不是小事。包括那些細節，有的在當時就已成了祕密，被精心地封存起來，不見天日。如果我不說出來，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也自然不會成為歷史的教訓，而同樣的悲劇很可能被重複。
　　
　　很多學者和佛教徒都跟我談過，想把我的英文版自傳直接譯成中文，但我沒有同意，這是因為有很多內容需要充實，所以我還是在早先的中文初稿的基礎上，重新進行了寫作。
　　
　　感謝魏立新女士，作為一名佛教徒，她誠摯地對這部書的中文初稿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並做了部分修改。遺憾的是，她因病過早去世。在此我要表達我的懷念，並為她祈禱。
　　
　　感謝漢人作家朱瑞和藏人作家唯色，為這本書的最終定稿承擔編輯的工作。
　　
　　感謝大塊文化出版此書，提供了我與中文讀者真誠交流的機會。
　　
　　頂禮三寶，賜予此生之因緣際會，成就此書。

二○一二年二月完稿

二○一二年十二月定稿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8/blog-post_30.html

《Ricochet 觀點跳躍》: 在托克維爾的影響下，中國選擇專制

作者：Paul A. Rahe

日期：2013年8月21日
原文：Under Tocqueville’s Influence, China Chooses Desp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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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天，全國媒體充斥著的報導說，中國新主席習近平正在策劃毛澤東思想復興運動，並且打擊那些想要在中國引入西方的程序、做法、和制度: 憲政，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民間結社和“普世價值”—亦即是說，尊重人權。《華爾街日報》在上週六刊登的這篇報導 宣稱，習近平得到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大力支持；《紐約時報》在週一填補了一些細節：

中共干部聚集在中国各地的会议大厅里，聆听高层领导发出一个严肃的秘密警告。他们获悉，如果党不能根除中国社会的七大颠覆性潜流，权力就可能旁落。 

前述七大危险列在一份名为“9号文件”的备忘录中，该文件明确无误地得到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肯。七大危险以“西方宪政民主”为首，其他则包括 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宣扬，诸如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之类的西式概念，热衷于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以及针对惨痛党史的“虚无主义”批评。

习近平已经在准备进行一些改革，以使中国经济迎接更强大的市场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在通过“群众路线”强化党的权威，力度超过了中共例行的纪律整顿活动。 本次对中共干部发出的内部警告，表明了与习近平在公众面前的自信外表相伴的种种担心：经济放缓，人们对腐败的公愤，急切期待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发起了种种挑 战，这些都容易对中共构成威胁。

“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异见者还在不断向意识形态领域渗透。”9号文件称。这个序号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4月印发该文件时定下的。该文件没有公开发布，但《纽约时报》看到了一个版本，并从四名接近中共高级官员的消息人士那里证实了它的真实性，其中包括党报的一名编辑。

该文件称，一党专政的反对者“为了挑起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已经在揭露官员资产，利用互联网来打击腐败、反对媒体控制以及其他敏感问题上挑起了事端。”

这些警告没有做无用功。自从文件下发之后，中共的报刊和网站一直在强烈批判近年来不属“犯规”之列的宪政和公民社会观念。官员们加大了工作力度，防止公众 看到互联网上的批评意见。两位知名的权益倡导人士在过去数周内相继被拘留，他们的支持者称这是对“维权运动”一记重击。在习近平前任胡锦涛执政时期，“维 权运动”就已经遭到围攻。

要掌握中國政策這一轉變的全部意義，就必須注意我在1月初提到 的另一個發展：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和大革命》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時尚。那本書描寫了18世紀晚期法國在革命前的形勢，是一部偉大的經典之作。而諷刺的是，法國的歷史學界一直把這本書對法國大革命來臨的描述視為馬克思主義版本的替代品。今年1月的時候，我做了以下的觀察：

在時事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urrent Affairs ，一個我曾經擔任研究員，後來成為董事長的機構）的會議上，我一直主張中國最終會四分五裂，已經超過30年了。在此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背離了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四十年向該國長期遭受苦難的人灌輸的觀念，走上了商業發展之路。中共這種言行不一的矛盾再明顯不過了，而在我看來，它在這個過程中，顛覆了自身的合法性。

我認為，只要出現經濟衰退，那地方就會天翻地覆。在表面的昇平之下，伴隨經濟增長而來的不平等所招致的深深怨恨變得越來越普遍。而—由於政府對國家控制的程度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深厚的家族傾向，著名共產主義革命者的後代得以使自己成為富豪，並且用招搖得惹人則目的方式來炫耀他們的不義之財—中共將很快變成裙帶資本主義同謀這個事實，勢必會加強這種對不平等的怨恨。

只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使幾乎每一個人都得到好處的話，人們就可能會容忍所有這一切。

但是，我認為，假若經濟收縮，假若失業率增加，假若普通中國人的夢想破滅，人們就會非常憤怒。

我提到的的模式就是18世紀的法國，而應該要讀的書讀就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的傑作《舊制度和大革命》 ( 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那本書說，法國在大革命之前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事情得到明顯好轉，而不是變得更糟。托克維爾認為，在1789年及以後所發生了事情是，人們越來越高的期望最終變成失望，因而引發了革命。到1789年，舊秩序的合法性幾乎沒有人相信。它爭取支持的唯一據就是，情況一直在變得更好。

正如我在那篇文章提到的，在天安門廣場那時候，我的預測幾乎就要成真。我認為，那則中國的黨員幹部被要求閱讀托克維爾著作的新聞表明，黨領導對我早已指出的事情感到恐懼。

在5月下旬，一位在矽谷工作生活的公司律師Rebecca Liao在異議網站(Dissent)寫了一篇，用的標題和我的文章一樣，即 “托克維爾在中國”。她在文中印證了我最主要的判斷，並且依據我報道過的事情做了闡述。她注意到，“中國知識界今年最有活力的討論”—

由一則在中國最主要的微型博客服務，等同網上議事廣場的微博上發佈的更新掀起。經濟學家華生剛剛會見了中國的反腐敗沙皇，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王岐山， 他負責處理好該國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據漢學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報導，華生在會後怱怱的在微博上發表更新：

“我到海(明顯是中南海的𦂨略)那邊會見年紀大的領導。他建議我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和法國大革命》。他認為，不論是從歷史角度，還是今天面臨的外部環境來看，像中國這樣一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走向現代化的路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中國人民付出了的價格仍然不夠。”

“華生在社會化媒體自我祝賀的報告，將會引起的宣傳運動是中國政府多年以來制定的宣傳中最廉價的。這是中國高層領導人提出知性建議這個傳統的一部分，一般做法是通過分享當前在讀書目的清單來進行的。中國前總理溫家寶透露，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沉思錄》(The Meditations)，他看了百餘次，使之一紙風行。自從王岐山在去年年底提到《舊制度》之後，培訓中國未來領導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黨校便在轄下書店的顯要位置放著托克維爾的大部頭著作。中國國內那些好奇的人以及雄心勃勃的人也在讀這部書，使它在過去幾個月成為那個國家最暢銷的書目之一。

廖女士認為，“新的托克維爾處理方式很誤導人，一點用也沒有。” 她表明，對黨領導避開重蹈托克維爾指認出的陷阱，並且深化中國現代化的能力有信心。

現在的證據表明情況與此相反—王岐山絕不是唯一一個抱有這種信念的人，習近平和他的一眾幕僚們相當認真看待中國處於大革命前夕的可能性，而他們意圖把一切都蓋上蓋子。

縱然托克維爾可能會指出，要前進的話，那個國家的領導人便應採納那“七大顛覆性暗流” ，來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並逐步引入法治、憲政、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民間結社以及尊重人權等，他們卻在今年—毛主席出生的第120周年—決定回復到他在60多年制定的道路。

這一點能否做到，我感到懷疑。沒有現代的通訊方式，便不可能有現代經濟；而不對中央集權政府控制範圍以外的影響力開放的國家，就不可能有現代的通訊方式。

毛澤東創立的那個黨早已不復存在。正如許多研究表明，現在的共產黨，其中層和低層的主要成員是技術精英，當中有許多在西方受過教育。這些黨員很可能會在口頭上遵從新政策，而那些在中國境內批評該政策的人則可能遭受逮捕。

但是，習近平的運動可能會適得其反。他的做法可能只會使那 “七大顛覆性暗流”更廣為人知。因為，在商業社會中，沒有甚麼比禁果更吸引人的了。可以肯定的是，在短期內，它會加強黨的紀律和控制。然而，這樣的話，老毛派精英的後代，那些“太子黨”的地位將會難以丈量的加強；而且，像薄熙來醜聞𥤮顯出的那種無處不在的腐敗現象，也會因此深化。一月時，我兩度撰文論及這點，文章見此及此。

事實上，這很可能是毛派復興的更大目的，因為中共黨領導對於腐敗問題看起來似乎泰然自若。人權團體的報告說，憲法律師許志永現在被拘留了。他的罪行？他居然膽敢公開呼籲中國官員公佈金融資產。

今天的中國和18世紀晚期法國的真的很像。這是一個封閉的、由出生決定一切的貴族社會，而且國內幾乎沒有人還相信毛澤東時代的那些陳詞濫調。如果習近平按照9號文件中隱含的邏輯行事，也許有一天人們會把他視為中國舊政權的路易十五。十八世紀中期，路易十四的曾孫試圖鎮壓，這不僅不成功，而且使政權失去民意支持和合法性。

讀托克維爾的書，我完成贊成。但是，人們必須仔細認真的閱讀。

未普：判薄，习近平又陷入新的两难

薄熙来庭审案连续进行了5天，26日终于落幕。其微博直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透明，薄熙来在法庭上甚至可以自由发挥乃至全盘翻供，令全球大跌眼镜。官媒认为这是中共法制的伟大胜利，自由派学者也赞扬这次审判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公开审判"。

应当说，这个"世纪大审"的透明与公开，的确史无前例，值得肯定。遗憾的是，这些透明与公开，著重于表现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的恩怨情仇和众多的细枝末节。怪不得网友们称它为肥皂剧、黑色幽默。其实，这个大审背后的那些不透明不公开的部分，即当局试图掩饰的东西，才更值得回味。

关于薄熙来翻供，就有不透明不公开的猫腻。最令人难以捉摸的是，何以习近平当局为薄熙来精心准备和慎重挑选的三项罪名，2000万受贿、500万贪污，和滥用职权，如此不堪一击？薄熙来当庭否认了两项半，只表示对导致王立军出逃一事，负有一定的责任。当然，在法庭上，被告翻供没有什么不正常，这需要检察官通过证据去证伪。

这里不正常的是，当局能够给薄熙来定罪的真实东西不能拿出来，拿得出来的东西又如此苍白无力。这应是习近平当局的误判，他们低估了薄熙来背水一战的政治个性，高估了自己驾驭薄熙来的本事。毫无疑问，当局中了"共军的奸计"。庭审前，薄熙来一定佯装认罪，允诺配合庭审。未料，他在法庭上全盘翻供，还把当初认罪的无奈，全都抖了出来。

关于薄熙来不得不认罪的无奈，在微博直播上，基本没有反映。这些不透明不公开的东西，是被外媒披露的。据《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和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的报道，一名熟知薄熙来家庭的人，及另一名了解庭审过程的人士透露，薄熙来上周四在庭上提出的一些陈述，没有记录在现场实录中，也没有发布在法院的微博上。他们说，薄熙来在庭上表示，他去年之所以向调查人员承认受贿，是因为受到警告，其妻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刚从哈佛大学(Harvard)毕业的儿子可能会被带回中国受审。薄熙来告诉法庭，"我感觉自己一身系两命"。这两位人士还透露，在周五的记录中漏掉的另一个细节，也涉及薄熙来描述的调查人员向他施加的压力；薄熙来在陈述中说，自己被讯问了数百次，并且晕倒了27次。这不能不让人唏嘘。中共体制毫不留情地迫害自己的儿子，就像这个"儿子"用这个体制迫害平常百姓、异议人士和民营企业家一样。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历来是中共体制自保的一种手段。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毛泽东当政时，对自己的政敌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从不手软，不仅从精神上更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邓小平时代也好不到哪儿去。胡耀邦在所谓的党内生活会上被逼得痛哭流涕做了违心的检讨，直至郁郁寡欢突然谢世，赵紫阳更是被连续软禁16年，一直到死。江泽民和胡锦涛处理不听话的下属陈希同和陈良宇，也是罗织罪状，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治他们的罪。薄熙来今天的境遇只是再一次重复了中共党内高官一旦失势必然遭受的命运。

另一个不透明不公开的地方是，薄熙来陈述的凡是接近核心机密，或者和上级有关的东西，均被删除。济南中院发布的一份庭审纪录发出后很快删除，就是一个例子。未删节版本为："在同意出具王立军虚假诊断证明的问题上，薄熙来一再强调是基于上级的指示。但是在案证据证实，薄熙来同意出具虚假诊断证明在前，其所说的上级六条指示在后，而且，上级指示中没有出具虚假诊断证明的要求。薄熙来的上述辩解完全是在颠倒事实，以达到推卸责任之目的"，其后发出的版本中"薄熙来一再强调基于上级指示"、"上级六条指示"等都被删除。谁是上级？上级的六条指示是什么？这个上级在整个薄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中共欲盖弥彰的东西，才应当是薄案的核心。

至于薄熙来最后的命运如何，外界见仁见智。有人要求无罪释放，有人要求严判。本来根据薄熙来的法庭表现，当局有理由重判薄熙来，检方已经暗示，薄熙来"没有从轻发落的基础"。但当局给薄定的三项罪，被薄一一驳回之后，已经做出透明与公开姿态的习近平当局，又不能轻言重判。看来，习近平又陷入新的两难。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29.html

練乙錚: 薄案：法治的倒退與知識人的輕率

薄案審結，只等判決。一些評論十分正面，稱讚是次庭審既公開又公正，說明大陸的法治，和以前比較，是進步了。筆者不能同意這個看法，希望透過一些歷史案例，全面一點分析。

既要比較，就先要定出案件的性質和比較的層次。筆者知道，在審理一些一般平民百姓的案件中，大陸法院的公平公開程度，不一定低於香港或者西方；這在改革開放以前，便是如此。顯然，要知道薄案是否反映「法治進步」，並不能拿那些只牽涉一般人的小案與之相比；如果要那樣比的話，大陸「法治」倒很可能是退步了。薄 案是大案，要比較，必須找同一個層次的若干案例做對比。

論者往往喜歡拿薄案與二十年前的陳希同案、五年前的陳良宇案相提並論，因為案中被告 都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而罪名都是嚴重貪污瀆職之類。從大陸那種「政治壓倒一切」的法律觀點看，這樣作類比，顯然並沒有抓到問題的要害。同是中央政治 局委員，論背景出身，兩陳尤其陳良宇可謂輕於鴻毛，根本不能和薄相比。薄是正牌太子黨，其父薄一波是鄧小平當政初期的黨內「八老」之一，而且活得最長久，2007年才「見馬克思」，因此，薄的祖蔭，可說在同輩當中無人能及（屬於「後一屆」八老的萬里還活着，不過他的輩分比薄一波低；後者1956年便當 上副總理，比萬里早了二十四年）。

貪腐非重要  權鬥是關鍵

薄案之所以大，除了薄的出身，還因為此案表面上是打貪腐的「大老虎」，內裏隱藏的，卻是黨內最高權力鬥爭，而薄是一方主角。薄的貪腐，金額只是「區區」兩千多萬人仔，而陳希同的貪腐，金額卻是當時的兩千多萬美元（現值四千萬美元，即二億五千萬人仔，十倍於薄案金額）；陳良宇牽涉的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非法捲走的金額，更高達三十七億人仔。然而，中共對薄案的處理，反而比兩陳案「隆重」得多。可見，貪腐並非重要，權鬥才是關鍵。性質不同，兩陳案根本不能和薄案同日而語。

涉最高權力鬥爭、和薄案同性質而經大陸法院審理的案件，在中國，1949年至今，只有「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之前有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案，但只是黨內鬥爭、沒有庭審，和 「法治」不沾邊）。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最為人知的這類審判就是1936-1938年前蘇聯斯大林治下開展的、針對所有黨內最高層老布什維克的三次「莫斯 科公審」。這兩個歷史性大審判和薄案相比，起碼在三個方面都較為優勝。

一、公開透明

「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審的，其實是 兩個不同而相關的反黨集團案，由臨時立法制定的特別法庭負責，具體分由兩個審判庭同時進行。第一審判庭審判四人幫集團，開庭二十次；第二審判庭審判林彪集 團餘黨，開庭二十二次；審判從1980年11月開始，至1981年1月結束，歷時兩個多月。審理過程可說比薄案還「公開」，有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八百名以上 代表參加旁聽，總人次數超過六萬。公安部撰寫「起訴意見書」，事先還向那些選中的旁聽代表徵求意見。可以想像，以林彪、江青等幾個人的民憤之大、以當時鄧 小平為首的集團管治信心之充足，如果當年有互聯網，當局還會實時播放視頻，不止於發放無法完全核實的官方微博。

「莫斯科公審」則更公開，斯大林大大方方邀請了大批西方議員、政要、駐莫斯科使節等作旁聽。這點，薄案的審判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

二、表裏如一

同樣是對付企圖奪權的「反黨分子」，「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的審判和「莫斯科公審」都是明刀明槍，絲毫不隱瞞政治目的，被告的罪名，首先就是「反革 命」。相比上述兩大政治審判，中共現領導審判薄熙來，明顯避重就輕，對權力鬥爭之事不置一詞，只敢起訴薄的一些在大陸官場只能算是芝麻綠豆的貪污等罪行； 如此虛偽、膽怯，乃是因為在世人面前信心不足。當然，薄熙來在此案中的表現，也十分難看。他在庭上力圖證明控方加諸他身上的各種罪名都是子虛烏有；但是， 動機既然是合法辯護的一部分，他為什麽不試圖在法官面前反詰，到底為什麽控方要這樣把他這個不是完全沒有民望的中共前高層領導鬥臭整垮？明顯，他和已經把 他驅逐出黨的當權派之間有一個底線協議，而他遵守了承諾。這同樣是一種虛偽、膽怯。比起當權派當年審判四人幫，薄案這方面當然也是一種倒退。

三、手法高超

「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案」的審判，由一直搞法制工作的彭真主理，手法特別細緻，羅列的證據充分，每個被告每一條控罪所按法律條理分明（見《劉復之回憶錄》一書相關部分；劉是當時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http://big5.gmw.cn/g2b/meiwen.gm ... content_7720134.htm）。 「莫斯科公審」，因為是由斯大林這個政治天才一手包辦，過程更是無懈可擊。事後，不少列席旁聽的西方人士、使節，竟都認為被告的行為，確實符合蘇聯法律界 定的意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罪，「反黨集團」的確存在，法庭量刑也完全符合有關法規，審判因而是「公平的」（見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John O'Neill為法國哲學大師M.Merleau-Ponty的Humanism and Terror - The Communist Problem一書寫的序言。此書本文還會一再談到，為方便起見，簡稱H&T）。

結果早確定 審判戲一場

相比，薄案準備了不止一年，到頭來控方的破綻甚多，薄熙來的抗辯，有好幾次令控方處於弱勢，以至西方不少評論，都認為大陸法庭這次表現非常差勁。《霍布斯》 （Forbes）網頁一篇社論的題目是The Chinese Can't Stage a Decent Show Trial（〈中國人搞不出一場像樣的假審判〉）。

薄案和其他兩個政治審判一樣，程序開始之前，結果已經確定，審判只不過是一場戲。薄案僅僅在這一點上，與其他兩案打個平手。

那麽，說薄案的審判是「法治的進步」，根據的是什麽？

一般人看熱鬧，看到大陸法庭也搞發放微博這個玩意而得此「進步」印象也許不足為怪；一些政權擁躉跟着大陸官媒唱讚歌，也屬必然。但知識分子不經大腦，竟輕率地從倒退裏看到「進步」，就着實讓人汗顏。

讓我們看看什麽是輕率，什麽是認真。

「莫斯科公審」是震動世界的政治事件，對世界上所有左翼政黨和進步人士而言，都是一個如九級地震十級颱風一樣猛烈的衝擊。在法國，當時執知識分子牛耳、學術界的泰山與北斗，就是Sartre和上面提到過的Merleau-Ponty。兩位大師都是哲學家，既是同學，也是左派，同樣醉心德國哲學家胡塞爾 （Edmund Hussarl）的現象學，更是二戰後法國思想界頭號左翼刊物Les Temps Modernes（《現代》）的共同創辦人。「莫斯科公審」發生之後，Merleau-Ponty開始反省，對共產主義特別是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劃上問 號。1947年，他出版了上述H&T一書，重新探討共產主義的前途。他關心的幾個具體問題是，二戰結束，美式資本主義勢力膨脹，蘇聯的共產主義卻 日漸喪失魅力，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找出一條通道，延續左派革命運動？「莫斯科公審」代表了什麽？如何從公審一事看待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政權性質？

手法見虛偽 背後見野蠻

在書中，Merleau-Ponty提出了一個觀點：看待蘇聯政權性質，特別是對她的批評，不能以西方自由資本主義者的觀點出發（如果那樣看，蘇聯當然是極 權的，這點他完全同意）；他認為，左派必須按蘇聯的革命理論本身提問：在革命之後，強大的國家暴力，有沒有隨着政治變革而逐步減弱，讓蘇聯社會最終達到比 資本主義社會能達到的更高度的自由？Merleau-Ponty因「莫斯科公審」而對蘇聯失掉一部分信心，但他依然沒有絕望，對上述他自己提出的問題的答 案是：耐心一點，寬容一點，給蘇聯多點時間。然而，這個頗有一點歉意的態度，卻令法國共產黨的領導層非常生氣，很不客氣地對他攻擊，他亦因此與該黨愈行愈 遠。Sartre則剛好相反，雖然不是法共黨員，此時卻和該黨愈走愈近；雖然不同意蘇共的很多做法，卻愈來愈支持蘇共。終於，二人在1952年就韓戰之事 鬧翻了。Merleau-Ponty認為，挑起韓戰是蘇聯淪為帝國主義的證據，Sartre則堅決站在北韓一邊，二人觀點南轅北轍。

終於，Merleau-Ponty在1953年從Les Temps Modernes的總編輯位置退下不幹；與Sartre幾十年交情化作輕煙。這是知識分子Merleau-Ponty認真執着的一面：撞到了「莫斯科公 審」這道南牆，開始反思卻疑中留情，最後看清真相便分道揚鑣不再回頭。

後話是，Sartre後來也醒悟了，不僅放棄了共產主義，更與蘇聯及法共劃清界限，像Merleau-Ponty一樣，只保留左翼知識分子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原因，則是1956年蘇聯揮軍進入匈牙利，徹底暴露了帝國主義本色。

薄案是歷史上全世界各地共產黨領導下不知多少個真權鬥、假審判之一。愈來愈虛偽的導演手法後面是一貫的野蠻、對人類良知的不停踐踏。然而，這裏的一些知識分子，看了幾條微博之後就忙不迭稱讚黨「進步」了。那是何等輕率！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3269.html

蔡子強: 為「佔中」抱句不平

前些時候，看到周融在《明報》撰文，攻擊「佔中三子」，說他們在推動佔中時，往往拉甘地及馬丁路德金落水，是世上超級無敵抽水王。但周撰文時，卻搞錯了一些基本史實，筆者本想撰文澄清，以免讀者遭混淆視聽，但陳健民卻旋即自行撰文反駁，之後單在《明報》，便有學者如沈旭暉和專欄作家如安裕，在《評台》則有何雪瑩，紛紛撰文列舉史實澄清，筆者心想，陣容既然已如此鼎盛，自己也無謂再畫蛇添足。

豈料，周融上周三，又再在《明報》撰文回應陳健民，但態度卻更教人不敢恭維，說什麼「不寫成一字一淚在教授眼中是不及格」、「無辜啊，我不是他學生，我只是投稿給《明報》咋，大佬！」、「教授讀書多，又做那麼多學術研究，博學多才，我等小民聽你教誨也來不及，又怎敢對你不敬？」……這些用語都只讓人想起「賴皮」兩個字。對於以上眾人都指出當年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也有組織一連串「佔領行動」，周只說「我那一段只用了75 個字，哪有能耐把他一生都提到」，便輕輕帶過。

我和我的很多朋友，看了這樣的一篇回應文章，都感到有點憤憤不平，於是也只好擱下別些題目，本星期在這裏說說自己的看法。

問題不是能否用75字概括馬丁路德金的一生，而是周融〈甘地，馬丁路德金，佔中理念和「抽水」王 〉一文的原意，開宗明義便說，「佔中三子」把馬丁路德金拖落水，「但似乎從未仔細指出相同之處」，「細節是一切。而魔鬼往往躲在細節中。就讓大家在此來次尋魔行動，弄清楚真相！」，接覑便列出馬丁路德金的「向華盛頓進軍」行動，並說在集會完畢後，馬上和甘迺迪總統會議，25 萬民眾慶祝一夜後也和平回家，哪有「佔領華盛頓」﹖所以，周融是用「向華盛頓進軍」這行動，來說明當年馬丁路德金並沒有搞佔領，因此「佔中三子」是無理向他抽水。問題是，舉出一個單一事件，是否就能足以證明馬丁路德金畢生其他行徑與「佔領」的概念和行動無關？於是以上眾人便舉出反例如伯明翰的往事，以證明周融明顯是看漏了，但後者卻在回應中，把問題說成豈能用75個字概括馬丁路德金的一生，這明顯是一種轉移視線的伎倆。

「幫港出聲」在成立那一天，周融開宗明義說願與佔中主事者同場辯論，以和平理性的方法，用理據辯證，讓香港人冷靜看清楚、聽清楚，才決定支持哪一方，深信真理愈辯愈明。

當時《明報》的社論〈「佔中」與「出聲」交鋒 期望文鬥成政爭主流〉，亦期許「幫港出聲」的出現，以及和「佔中」的對話，可以讓「社會回歸多元理性辯論，協助市民認識真實情況，然後作出對香港最有利的抉擇」。社論又說：「『出聲』公開露面的頭面人物，有學者和前傳媒人等，按他們過往的行誼往績，都是講道理、爭取以理服人的人」，不厭其煩的把這些說話節錄出來，是因為這確是反映了部分人的期望。

但如果用這樣的標準去衡量，那麼前述周融的言論，除了挑動對手情緒之外，並不能達到理性辯論之目的，因為那是一種扭來扭去的詭辯。

除此之外，周融過去幾個月就「佔中」議題的辯論手法，還有好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今次一併拿出來討論。

周融在這次對壘，一開始便以正、邪的簡單二元區分來形容「幫港出聲」與「佔中」，他自詡「幫港出聲」是正，而「佔中」則是邪。近年香港的很多政治爭拗，往往很快便墮入這種「正邪不兩立」、「天使與魔鬼的最後決戰」之類的簡單二元區分，這不單無助認清問題，更容易挑起情緒，導致社會撕裂，有識之士本應盡量避免。我相信還是戴耀廷的回應較為君子，他說：「不會以正邪二元分論，其實大家都可以係正」，這便是胸襟和氣度。

此外，8月13日「幫港出聲」在多份報章刊登的全版廣告，卻把「佔中三子」醜化成3個投擲石頭，破壞中環的漫畫人物。當佔中三子迄今為止仍然一直強調和平、非暴力時，這樣的醜化明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亦是毫不君子的行為。

「幫港出聲」和「佔中」，對很多問題，包括對普選的追求和堅持程度、對香港局勢的看法、對公民抗命的理解、對群眾的信心等等，或許都有所不同，同䒷辯論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希望過程中，少一點渲染，少一點意氣說話，少一點簡單二元區分，少一點詭辯，那是很多人的期許。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_7262.html

薄案庭审最终章：薄熙来是如何铸成的？

据说，薄熙来8月25日庭辩时说：“我的生命已经是个悲剧，开来的也是，我只希望你们停止这次调查，停止榨干我们家里剩下最后的亲情。”

两代贵胄，一朝督抚，最后只落了个妻子离散、亲信故旧反目成仇的下场，还不得不将自己塑造成被妻子与管家合谋陷害的卢俊义（《水浒传》中人物），此情此景，能不是悲剧吗？

分析这个悲剧人物是如何铸成的，不仅是对中国政治的剖析，也是对所有在位的权势者的一种警告。

*薄熙来的罪与罚*

薄熙来在为自己的“生命悲剧”暗自伤心，但中国大多数观众却没有与他同悲，面对政治大戏先成了刑事案件，最后又变成“爱情悲歌”，说什么的都有。

对于起诉的三宗罪，即贪污、腐败与滥用职权，不少人很不满意，认为还有许多真正的罪没有列进去，如重庆打黑、器官移植；人们也根本不相信腐败数额只有那区区两千多万。对此我想说的是：各位看官，你们敢情是将“亲爱的党中央”当成了重庆打黑受害者、法轮功的利益代理人了？那些为成千上万平民带来悲剧人生的罪孽，都在中共的维稳方略之内，是薄的功而不是过。因此，我在推特上告诉大家，这是中共的党内家务事，劝大家别太不将自个当外人，做个观众得了。不嫌烦难就爬梳资料找真相，否则就干脆看个热闹。

薄熙来真正的罪，在于其问鼎之图。按党内组织原则，想升迁，只能努力表现（这个词内涵丰富），待上级赏识，同级推举（虽然是形式，却也少不得）。薄虽然是红色贵胄，有特权，但因其太咄咄逼人，会让当朝“九龙”中的一些人如芒刺在背。平心而论，胡锦涛这方面的涵养已经很好，面对一位七品官“下定决心，死不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指责，也淡然处之。但静水流深，在薄锣鼓喧天大肆推销“重庆模式”的同时，人家也开始围魏救赵，围的这“魏”就是薄熙来的股肱之臣王立军，王立军在辽宁作下的几大冤案在2011年被查，让这位冤案制造者坐立不安。

以后发生的事情世人皆知，虽然未必是真相的全部。但从海量的资料里，可以爬梳出很多信息。

2011年3月薄被抓之初，中共高层当中曾有人指出，这是“路线斗争”，但遭到党内激烈反对。路透社消息，在5月初的一次会议上，胡锦涛强调，薄熙来事件只是”个别现象”，以此防止党内出现更大的裂痕，同时也停止进一步追究薄熙来的支持者。在8月开审的谷开来案与王立军案中，薄熙来与此的关连已尽最大可能淡化。

2012年9月28日，中纪委发布《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薄的罪名已经定调，即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虽然还留了一个活口，即“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但只算备而不用。其后，中纪委副书记兼薄熙来专案组长马馼离职，专案组另换人马。海外各种有关高层家庭腐败敛财的报道不断，由此可见其间斗争之激烈。

此次薄案最终定谳的三宗罪，其实比去年中纪委文件中更简化，而且主要集中在他的核心家庭成员及几位密友、亲信身上。这很符合中共的原则：尽量少牵连党内其他人士。

这就是中共视为党内事务的薄熙来的“罪与罚”。有人评论，如果在西方，薄熙来的性格与禀赋，会是一个很成功的政治家。对于这点我不敢肯定，但我可以肯定，在西方社会，他绝对不会因为想当总统就被视为有政治野心，篡党夺权。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参加竞选，胜，可以当总统；败，可以很绅士的祝贺对方，下次再来。至于他的口才与表演才能，更不会成为人们讥评的目标，相反还是竞选中的优势。

但是，薄熙来的家庭，以及他处理家事与国事那种夹缠不清的方式，在西方政治中绝对是个严重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有胜出的希望。

*薄熙来的家事与国事*

将薄熙来的生命锻造为悲剧的，其中有制度的因素，也有他个人性格及其凭仗家世背景的因素。作为一方督抚，他治其属地如诸侯王治领地。与诸侯王不同的是，他的部属既是家臣，又是朝臣，比如王立军；因此，他的家事与领地的政事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奇怪元素，在一个非常“正确”的时间发酵，为世界贡献了一个低级版本的杀人悬疑案件，终于将他导向了身名俱裂、前程尽毁的人生悲剧。

中国传统文化对士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薄熙来似乎忙于“治国平天下”，忘记了“修身齐家”。他视如股肱的王立军并非他知之甚深的旧部，而得自于其夫人谷开来的推荐；而向谷开来推荐王立军的人，又是其视同为家仆的徐明。所以，薄考察干部的标准，不知是根据其夫人使用家仆的标准，还是自己使用属官的标准。

《南都周刊》刊登过一篇“王立军与薄谷开来交好到闹翻始末”（2012年12月17日），其中记载谷王交往细节甚多，谷开来的行为与其说象一位王妃或主官夫人，还不如说更象一个青春期的王府大小姐在胡闹，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这类大小姐形象。由于90年代中后期中国媒体介绍谷开来是以知性与才华为主诉，从当年那种记忆跳跃到这篇报道，我很自然地相信了抑郁、无节制的海外生活与吸毒对她已经造成严重的智力损害。

这些事情，薄熙来并非不知情。在他未担任任何公职的妻子巡视王立军的办公室之后，他未加劝阻；王每天到3号楼报到，与谷开来“如胶似漆”，他也不曾过问。2011年12月底，趁王立军在北京开会，谷开来带随从查抄王的办公室，抄走六十多双皮鞋，七八箱衣服，几十瓶香水，烟酒、补品、手表、金银若干，并将一些皮鞋带回家，薄也只是要其手下将皮鞋扔掉，并未进一步查究，任由谷开来与其小圈子将都督府与公安局长王的办公室折腾个底朝天——如此“齐家”，出事是必然的。

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现象不得不提：对于没担任任何公职的谷开来出现在公安局高层会议上，以及谷在处理王立军的紧急会议上出现并发指示，重庆市常委衮衮诸公似乎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由此可见，薄的同僚对这位红色贵胄出身的强势上司畏之如虎。所有这些不合规制的行为，按照中共的特务制度，中南海早就应该有所闻，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加以制止规劝。

在儿子薄瓜瓜的问题上，薄熙来基本上是撒手不管。众多高官子弟在海外求学，只有薄瓜瓜的动静最大，各种不利传闻缠身。这个儿子与海伍德那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究竟是什么来路，至今也不明。

以上这些，又岂是薄熙来庭辩中那句“我没有管好家人和下属，我有大过”能够交待过去的。

薄熙来不可能不明白，围绕在他妻子周围并甘心为仆的海伍德、法国建筑师、徐明、王立军之流，迷恋的绝对不会是谷开来的魅力，而是他手中的权力。除了利益之外，他的妻子显然缺乏驾驭这些人的能力。这种因依附权力而结成的复杂人际关系，一旦遇到主角政治命运变化，都会化成杀伤主角的利刃。

薄熙来的悲剧是中国高层的镜鉴。他的命运悲剧是这个制度放纵权力的特点铸造而成。他凭借太子党身份恣意滥权，也是这个政治制度赋予他的非制度化特权。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中国的上层政治就永远无法摆脱腐败、滥权与阴谋这些特点，薄熙来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例。

from 何清涟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3/08/boxilai2013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