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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31 May 2013

前红色高棉头目向死难者家属道歉(图)

【看中国记者郑文新综合报导】近日,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为毛派政权统治柬埔寨时所犯下的暴行表示悔恨,并承认对此负有责任。柬埔寨的前国家元首乔森潘虽然也向受害者家属表示道歉。但他拒绝承担责任。乔森潘说,他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

现年86岁的农谢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反人道罪,正在金边的联合国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柬埔寨特别法庭接受审判。

红色高棉
在1975到1979年的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有多达两百万人被迫害致死。其中,一千多名华侨干部(中共党员)被红色高棉处死,另有30万中国人被红色高棉迫害致死。

农谢是追随波尔布特的共产党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5月30日,他在特别法庭上向当年受害老百姓的家属表示,他不试图逃避谴责。

农谢说:“作为领导人,我必须为造成的破坏和对国家的危险承担全部责任,并向死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他还说,他对红色高棉所犯下的罪行表示悔恨,无论在犯这些罪行时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他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

乔森潘也在特别法庭表示“真诚的道歉”,像农谢一样,他称自己对红色高棉其他领导人所犯下的造成民族悲剧的滔天罪行并不知情。但他拒绝承担责任。乔森潘说,他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

特别法庭的发言人对农谢和乔森潘的声明表示欢迎,他说,许许多多受害者等了30多年,直到今天才听到红色高棉领导人对他们说声悔恨和道歉。

在1975到1979年的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有多达两百万人被迫害致死。那些被红色高棉污蔑为“国家敌人”的人受到酷刑折磨或被杀死,此外还有几十万人因为饥荒或者过度劳累致死。其中,一千多名华侨干部(中共党员)被红色高棉处死,另有30万中国人被红色高棉迫害致死。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发表《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与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第四期发表《又见〈红色高棉〉》中揭露了中共出卖侨胞的罪行史料: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红色高棉的第一号头目波尔布特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另一个是:1975年,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

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

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

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中共的背后教唆和支持下,一千多名华侨干部(前中共党员)被红色高棉杀害,另有30多万中国人被红色高棉迫害致死。

中共和红色高棉都欠下了华人的一笔巨大的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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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六四”是称臣 “爱国爱民”是献媚(图)

唐柏桥在退党集会上发言

最近关于“平反六四”的提法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越来越多的正义人士对此提法提出不同看法甚至批评意见。我乐见这一情况的出现。它说明中共越来越不得人心,也说明民众越来越清醒。中共愚弄人的把戏已经越来越玩不转了。这是天大的好事!

我去年“六四”期间在接受香港明报专访的时候专门谈到“平反六四”的提法(见明报“民运领袖﹕要求中共平反即称臣专制”-http://news.sina.com.hk/news/20120604/-3-2681166/1.html?rtext)。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发声希望不要再提“平反六四”,而是应该提“惩治凶手”,现在终于听到回响了。这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香港人好样的!

至于支联会今年提出的“爱国爱民,香港精神”,纯属梦呓,套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的一句话:真是愚蠢,莫名其妙。我每次看到这个口号,就感到一阵阵恶心。前几天香港民主人士上街游行纪念“六四”,我在转发他们的图片时,怎么也找不到一张合适的。因为满街都是“爱国爱民”的横幅。“爱国”是这些年被中共彻底扭曲了的一个词。今天我们面对窃据了中国的中共喊爱国,就如希特勒当年大喊爱他的日耳曼敌国,而被纳粹镇压的人也跟着起哄。支联会负责人还辩解说我们学生当年也提“爱国”,这是哪跟哪呀!当年中共还没有在大街上对人民开枪!当年还有人提“爱党”呢(曾有人打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改革开放”)!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并没有想要终结中共暴政,只是希望中共惩治腐败,要求言论自由,并没有提出终结暴政?

今天是什么时候了?是“六四”开枪二十四周年了,是法轮功被镇压十四周年了,是西藏被镇压五周年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较之八九“六四”前恶劣一万倍的残暴政权!八九民运的时候,还有学生跪求中共答应我们的诉求,难道今天我们还要面对这如斯暴戾的魔鬼政权双膝下跪吗?!而那个所谓“爱民”,则更扯了。你爱什么民呀?那是过去“朕”的专用词,后来就成了那个恶党的专利--他们可以大喊爱民,而我们一旦爱民,那就是犯上,就是抢了他们的金字招牌,是要治罪的--谭作人如是,高智晟更如是。这种时候,我们还是多做一些爱民的事情,而不要学中共把“爱民”挂在口头上吧!如果说“平反六四”是向中共称臣,那么,“爱国爱民”就是向中共献媚。我本来不想多说,不想影响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这是我们坚守良知的最后一片阵地。既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偏离得太远,并在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下及时做出了改正,决定不再使用这一口号,那我就也来“趟趟这趟混水”吧。

有人说,现在香港民主派之间相互掐得太厉害。这没什么。相反,这是香港逐渐走向多元的标志。大家不要害怕争议,因为只有通过激烈的争论,才能使我们逐渐接近真理。现在我们正在通过辩论进一步接近真理--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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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六四 各地警方阻吓抓人封网站(图)


警察在天安门广场巡逻戒备。 (法新社资料图片)

“六四事件”24周年来临之际,中国当局全面提升防控措施。杭州、南京、西安等地的多位异议人士被监控、上岗、强制旅游,有的甚至被拘留。有网友表示,互联网翻墙软件一度失效,出现无法登陆维权网站的情况。

下周二是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后面对的第一个“六四事件”周年日,公安对异议及维权人士采取的监控手段严于去年同期。浙江杭州异议人士陈树庆星期五告诉本台,前一天被国保传唤,询问投稿海外的一篇纪念民主党组党周年的文章:“昨天四点钟不到,国保找我问,你最近是不是写了文章,纪念民主党公开组党15周年的文章,我说是的,我说投稿给《中国人权双周刊》,还没发表,你们怎么知道的他说六四到了,类似这样的文章,包括你们民主党6月25号组党周年纪念日,他说类似这样的文章,不要再写,敏感的活动,不要组织、不要参加”。

他说,国保已经告知他大概的监控日期:“昨天国保已经明确说了(6月)3至5日这三天,肯定要上岗,至于会不会提前,会不会延后,他们没告诉我”。

记者:其他人有没有动态?

回答:其他的人,我今天碰到祝正明,他说他们(国保)给他打电话,问他人在哪里。吕耿松这段时间因为他门口总有警务室,如果吕耿松出门,他们也跟着,包括送饭,跑步。

马晓明下落不明韩良遭拘留

在西安,异议人士、前陕西电视台记者马晓明下落不明,有说是被强制旅游。据海外参与网周五消息,周四起,马晓明的电话打不通,而每年“六四”周年日前夕,国保都会将他强行带走,控制在某个宾馆或被“旅游”。本台周五多次致电马晓明及另一位西安异议人士杨海,但都无人接听。

此外,重庆异议人士韩良本周二起,被行政拘留十天,据报道与主张官员财产公示有关。而户籍在海南文昌,曾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罪判刑”13年的作家郑酋午,本周被文昌国保要求其离开深圳,回老家接受监视,被郑拒绝后,警方传唤并威胁要查办他妻子的经营问题,且以“非法经营”治罪。
记者周五致电文昌国保询问此事。

记者:您是文昌的国保吧?

回答:哪一位?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问一下,郑酋午好像是被你们威胁,要他回来是吗?

回答:哦,没有,没有,你打错了。

对方说完挂断电话。

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和妻子本周被国保强制旅游。他周五中午和记者通话时说正在宁波。
记者:孙林,你们现在在哪里?

回答:我现在也不清楚这个地方。

记者:现在您跟谁在一起?

回答:我太太。

记者:有没有和国保在一起?

回答:有,我们一共五个人。

记者:您知不知道在什么位置?

回答:现在宁波。

记者: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回答:28号。

记者: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回答:不知道。

记者:是不是不很方便讲话?

回答:对的。

一个小时后,孙林告诉记者,已经离开宁波,去向不明。记者通过网络摄像头看到孙林正在行驶中的车内。

叶海燕维护女权被拘留

在周四,湖北女权工作者叶海燕在广西玉林市博白县的家中被警察带走。周五前往派出所声援的广西异议人士黎小龙对记者说:“叶海燕从昨天中午12点被带走,到今天,现在一点多钟,已经超过24个小时,昨天晚上我们也去了派出所,他跟我们说没有吃饭,叫我们照顾好小孩子,今天派出所打电话给‘屠夫’(维权人士),说要拘留,然后托人带了一些衣服给她”。

而周五下午,广西警方在其官方微博称,叶海燕因持刀故意伤害三名妇女,被行政拘留。不过,叶海燕早前在新浪微博发贴称,房东受到官方压力、要她搬走。之后遭到11个人殴打,当时她和女儿在家。

本周一,叶海燕等多人到海南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打出“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等标语,抗议该校校长和一名政府公职人员开房性侵六名女学生。

另据网民告诉记者,连日来翻墙软件“自由门”经常失效,浏览境外网站,时常中断,记者周五登陆六四天网,浏览器一度显示该网站“存在风险”。天网创办人黄琦说,网站受到不明来历的干扰。此前,当局曾通过多种渠道,要求天网在六月上旬停止运行,并多次上门威胁,遭到明确拒绝。



from 看中国 http://b5.secretchina.com/news/13/06/01/499367.html?%E9%9D%A2%E4%B8%B4%E5%85%AD%E5%9B%9B%20%E5%90%84%E5%9C%B0%E8%AD%A6%E6%96%B9%E9%98%BB%E5%90%93%E6%8A%93%E4%BA%BA%E5%B0%81%E7%BD%91%E7%AB%99(%E5%9B%BE)

自由亚洲 | 最后一名六四政治犯姜亚群已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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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传出北京最后一名当年参与六四被判“反革命罪“的政治犯,已经获释。据美国“对话基金会”星期四称,现年73岁的姜亚群患有老年痴呆症;相信他是于去年11月之前获释。曾在六四事件中被判刑的北京学者高瑜说,当年被抓的学生判刑较轻,而普通市民判刑较重。

关注中国政治犯处境的“对话基金会”星期四表示,中国当局已释放了最后一名因“六四”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政治犯姜亚群,并称姜亚群现年73岁,患有老年痴呆症;相信他于去年10月或11月间获释。

新闻稿还说,北京高级法院于1990年7月17日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姜亚群死缓,后改判无期徒刑,又先后5次减刑。他在狱中被诊断出“轻度老年痴呆症”后,于1993年被转至专门关押老、弱、病犯人的延庆监狱关押,直至获释。

记者周五致电景山街道办事处询问姜亚群,对方称“不太清楚”。

记者:问一下,你们街道办事处有没有一个叫姜亚群?

回答:我还不太清楚,没听说过。

记者:他是八九年因为“反革命罪”,判死缓,后改无期徒刑,又减刑,听说去年出狱的?
回答:我也不太清楚,。

记者:当时是因为六四,被判“反革命罪”。

回答:我不知道,我是值班的,再见。

判死缓二十年后获释

姜作为最后一名政治犯获释后,对话基金会相信还有数人因在八九民运期间犯事而被关押至今,其中包括现年49岁的苗德顺,于1989年10月被判死缓,1991年被改判无期;97年他因自焚而被单独关押,1998年改判20年刑期。2003年因心智疾病被转押延庆监狱。此后再无相关消息。

北京一位在八九民运期间比较活跃的人士星期五告诉本台,当年在抵抗军队进城时,使用砖头、路障堵截军车的市民,一但被抓,属于“情节恶劣”判刑较重:“当时有比较‘恶’的行为吧,会有这种重罪,判这么重的罪,因为他现在住在景山,北京地区符合这种情况的,当时北京特别少(当局抓不到人)”。

六四前夕被捕、后被判刑的北京学者高瑜对记者说,她也曾在延庆监狱服刑,同期服刑的有一名被指烧军车的女政治犯:“我是1995年下到延庆监狱的,当时延庆监狱有一名‘六四暴徒’,是一个老太太比他(姜亚群)的年纪大,(当年)已经六十七、八岁了,当时就她一个在延庆监狱,我没听说还有第二个人,那个老太判了15年,姓胡,说她烧军车,老太太一提起这事就哭,说她没有(烧军车)”。

六四被捕市民判刑最重

高瑜被以“反革命罪”逮捕、1994年11月,法院以公务员泄密罪判刑六年。她说,延庆监狱关押副部级以下的刑事犯:“市民也在这里(服刑),他会不会是在少管所,我在延庆监狱四年,95年12月底转到少管所,那个姓胡的老太太是反革命罪,也转到少管所了”。

外界至今无从确切了解,究竟有多少人因涉及“六四”而被判刑。高瑜回忆,当年公安和戒严部队根据拍摄的录像内容挨家挨户搜捕,凡被拍摄到手拿砖头或木棍的,一律抓捕判刑,被判最重的是普通市民:“受到惩罚严重的都是普通市民,没名没姓的(不知名的),学生判得都很轻”。

反革命罪改颠覆罪

中国在上世纪五零年代实行的“反革命罪”于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取而代之。目前仍有一批政治犯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且正在服刑,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陈西、浙江的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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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警告以色列,暗示获俄武器支持

贝鲁特——周四,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展示出更进一步的蔑视态度,警告以色列他可能会允许向戈兰高地发起进攻,并暗示他已确保会从俄罗斯获得大量武器——可能包括一套高级导弹系统——此时他的对手在政治上摇摇欲坠,而真主党(Hezbollah)战士又加入他的军事行动,镇压叙利亚国内的武装反抗。

在灯塔电视台(Al-Manar television)播出的采访中,阿萨德进一步强调了他的态度:尽管武装反抗自发生到现在已两年多,夺去了8万多人的生命,但他对取得胜利的信心不断增加。灯塔电台属于阿萨德的盟友、黎巴嫩强势的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

在被问及有关俄罗斯武器运输的问题时,阿萨德称,“俄罗斯会信守对叙利亚的承诺,履行这些合同。我们与俄罗斯已达成的协议都将会实现,其中一部分已经在近期完成,我们正在继续履行这些合同。”

至于俄罗斯运送的武器中是否包括一套复杂的S-300防空导弹系统,阿萨德言辞模糊。以色列对这一导弹系统尤其关注,因为它可能会削弱以色列从空中打击叙利亚的能力,还因为这些导弹的打击能深入以色列腹地。以色列人已经表示,他们不会容忍叙利亚部署S-300导弹系统,暗示他们将用武力摧毁它。

在采访播出之前,灯塔电视台发短信给手机用户,转述阿萨德的话称,叙利亚已经收到了运来的首批S-300导弹。

目前还不清楚,灯塔电视台为什么会在播出之前称阿萨德已经谈及了导弹系统,而在播出的采访中,他却没有直接提到这一点。灯塔电视台后来说,是它错误地概括了阿萨德的话。但是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一直在向俄罗斯施压,推迟将S-300系统运到叙利亚,而也有其他迹象显示,这一转述的评论也许是一个“早产的”夸耀或吓唬。

该地区的以色列官员及西方外交官员称,他们不相信这一系统已经到达叙利亚,其中一些人称,如果会运到,至少还得等几周。即便如此,这一可能性还是带来了新的风险:叙利亚战争可能会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冲突。

以色列荷兹利亚跨学科中心(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in Herzliya)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斯派尔(Jonathan Spyer)称,“我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总得有人收回他们的公开主张,不去做那些说过要做的事。总得有人颜面扫地,而在严重对峙时,政府都不希望丢面子。”

阿萨德再次强调,叙利亚政府希望能参加联合国(United Nations)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和平会议。俄罗斯和美国尽管在这一冲突上立场有所不同,但一直在寻求于未来几周在日内瓦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但是阿萨德称,这次会议可能产生的任何协议都必须经过叙利亚全民表决通过。

即使电台转播了对阿萨德的采访,叙利亚反对派内部的分歧还在加大,反对派武装指挥官要求在流亡中的主要组织中担任一个重要的新角色。

这种不同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阿萨德得到俄罗斯、伊朗,以及真主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似乎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由西方国家支持的反对派则跌入日益严重的混乱之中。

整个一周,主要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反对派联盟(Syrian Coalition)的63名成员,已经在要增加多少席位的小问题上再次陷入争执。该组织的领导层在周四宣布,将抵制这次和平会议。将抵制的原因归咎于伊朗和真主党插手叙利亚问题,但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立场是由于反对派的软弱,以及它无力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的谈判阵营。

在叙利亚出生的、追踪反对派消息的俄亥俄肖尼州立大学(Shawnee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阿姆鲁·阿泽姆(Amr al-Azm)称,“这是个低谷。和早前那些言语上的针锋相对不同,现在他们在战场上的军事形势不利,而日内瓦的会期临近,反对派却没有任何优势。对他们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情况。”

而阿萨德也注意到了反对派联盟的问题,他在灯塔电视台的采访中轻蔑地将他的政敌描述成流亡分子和外国敌对政府供养的走狗,这也让人们感到日内瓦会议前景堪忧。

他说,“我们将以官方代表和叙利亚人民合法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但是他们代表谁?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叙利亚,回到我们人民的中间。但是会议结束后,他们会去哪儿——五星级宾馆?”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国际纵览 http://cn.nytimes.com

猪肉如何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谁曾想到猪肉会成为国家安全问题呢?

中国双汇国际(Shuanghui International)以47亿美元(约合288亿元人民币)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的交易,或许就会碰上这个问题。这笔交易现在将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ifus)的国家安全审查。这次审查意味深长,不仅关系到猪肉,更关系到华盛顿对中国投资的整体看法。

Cfius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美国担心的是日本而非中国。那个年代,日本正打算收购整个世界,好莱坞还为此拍摄了一些不看也罢的影片,包括那类电影中最让我喜欢的一部,《打工好汉》(Gung Ho)。该片由迈克尔·基顿(Michael Keaton)主演,讲的是日本收购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的故事。

1987年,日本的富士通公司(Fujitsu)试图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美国国会的反应是通过了1988年的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Exon-Florio Amendment),赋予了总统阻止或解除一项外国收购的权力,前提是有“可信的证据”表明,“取得控制权的外国利益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Cfius就是负责执行这项法律的政府小组。

该小组在1990年闪亮登场。当时,在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的命令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被迫放弃了对美国航空企业Mamco制造公司的收购。不过,那次行动之后,Cfius就成了一个冷衙门。

2007年,Cfius再一次回到聚光灯下,当时的国会正为迪拜港口(Dubai Ports)提议收购半岛东方轮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而暴跳如雷。迪拜港口是一家阿联酋公司,而阿联酋是美国在中东最坚定的盟友之一。但是,所谓的波斯湾国家运营美国港口的威胁还是促使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外国投资改革和加强透明度法案》(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Investment Reform and Strengthened Transparency Act)。该法案加强并扩大了Cfius审查程序,把关键基础设施和外国政府控制的收购添加为审查因素。

这一修正案出台之前,Cfius审查也可以自愿进行。一家外国企业并非必须接受国家安全审查,但如果它确实提出并且通过了审查,总统便无法解除交易。2007年修正案改变了这一自愿机制,规定涉及外国政府控制或重要基础设施的收购必须接受审查。

该政府小组曾经发过一回狠,在2005年阻止了中国石油生产商中海油对优尼科公司(Unocal Corporation)的收购。而自2007年起,Cfius变得更加重要,并且把中国当成了主要的关注对象。

根据现有的最新数据,2011年共有111次Cfius审查通知,其中有40次发展成了深入调查,并有6项交易在这一程序中遭到撤销。

审查程序有时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例如在今年,奥巴马总统解除了中国收购商对四座俄勒冈风电场的收购,原因是它们太靠近一座海军基地。2011年,中国电信大亨华为(Huawei)也曾被迫放弃收购三叶系统公司(3Leaf)资产的200万美元交易。

顺便提一句,华为不止一次成为目标,此前曾在2008年被阻止收购3Com公司,对2Wire和摩托罗拉(Motorola)的投资也被封杀。2009年,一家中国公司甚至被禁止收购优金公司(Firstgold Corporation)旗下的一座金矿,原因是它太靠近美国军事基地。

这些行动吓退了许多想在美国进行收购的中国公司。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史密斯菲尔德的交易。

双汇的购买是最大的一宗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收购,因此必然会碰上大量审查。就这一次的情况而言,Cfius审查程序是自愿的,双汇并不是必须递交申请。但这么做是鲁莽的,因为这样的审查将只会在双汇支付了需要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40多亿美元后执行。有鉴于交易和涉及资金的规模,双汇确实别无选择,必须自愿接受交易前审查。

从历史上看,Cfius的审查对象主要是以下四类公司:制造业、金融和信息服务业、矿业,以及建筑和运输业。这一次的产品是猪肉,而且不清楚该小组以前是否审查过食品生产商的收购。

因此,这有可能是Cfius的首例食品制造业收购审查,而且任何审查都可能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它可能检查史密斯菲尔德为美国军方及其他安全机构提供猪肉的全部合同。第二,它可能会关注,农场饲养等特殊的“猪肉生产”技术是否可能被转让给中国。最重要的可能是最后一条,也就是食品供给链自身的问题,以及完成收购的双汇是否将影响美国的食品供给(至少是猪肉供给,及食用猪肉者)。

多数专家认为,Cfius的主要关注点很可能会是食品供给保护问题。

然而,Cifus可能会给此次交易一些脸色看,但却多半不会阻碍史密斯菲尔德被收购。Cifus可能会要求双汇采取一些保护措施,防止技术转让,防止双汇控制与政府商业交易的特定部分,但也是仅此而已。

从收购协议看来,史密斯菲尔德似乎也有同感。如果此次交易因国家安全问题受阻,双汇无需支付反向终止费用,尽管在交易因双汇融资失败而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双汇需要支付2.75亿美元的反向终止费用。(在其他一些方面,该协议也有利于史密斯菲尔德,其中包括一个“挑选”条款,允许史密斯菲尔德继续与其他两个投标者洽谈。如果与其中一家达成了协议,史密斯菲尔德只需要支付7500万美元的反向终止费用。)

收购协议要求双汇采取行动,满足Cifius的任何国家安全要求,但却没有强制双汇采取任何可能实实在在损伤史密斯菲尔德的行动,例如转让史密斯菲尔德的部分资产。这也意味着,史密斯菲尔德可能认为,这一审查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

史密斯菲尔德的想法有可能太过美好。

中国人在管理国内食品供给方面做得不太好。而且,对于这场收购来说,最近黄浦江上漂浮着16000头死猪的生动画面不是什么太好的公关宣传。然而,双汇已经宣布,计划让史密斯菲尔德继续在现有管理层之下运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出供给链有什么危机。尽管如此,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初驱使国会对迪拜港采取行动的那种竭斯底里症状也会出现在这件事情上。

此外,鉴于这是Cfius审查的首个农业协议,Cfius将会对制订这样的初始方针格外谨慎。它可能会决定即使犯错也要谨慎,至少也会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就如何处理这种并购制定广泛的政策。此外,任何政策选择都可能广泛适用于与中国的交易。

该程序是管理性的,按法律的规定不能与政治扯上关系,这一事实减轻了上述危险。这意味着,那些希望华盛顿通过批准该交易来拉拢中国的人要失望了。

然而,尽管政治不能公开参与该程序,公开的抗议却可能促使Cfius对该交易做出不同审视,并且对双汇强硬一些。这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尽管不一定是个大危险。

最后,最大的危险就是“喧嚣危险”。换句话说,是否会出现针对中国及食品的公众抗议,使得Cfius或者国会采取行动?这年头,不难看到公众因为争议性问题而群情激昂的场景。但是,史密斯菲尔德多半会去冒这个险,因为这毕竟这是一个美国问题,而非中国问题。

史密斯菲尔德的希望在于,保持头脑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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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夜間:鄧小平李鵬真的開殺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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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時
  
  在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廣播中帶領廣場上的全體同學宣誓:“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與此同時,每個衝到廣場來報訊的人,都帶來了不安的消息。
  “各路軍隊正在突破重圍,向廣場方向集結,暴力事件已經發生。”副總指揮、柴玲的丈夫封從德寫道,“有同學穿著滿是血跡的背心跑到指揮部來,柴玲一見,眼淚便止不住了——政府真的開殺戒了。”(《六四日記》,封從德著,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版)

  在木樨地,聚集在此的數萬市民和部分學生,一直在議論軍隊的動態。各自在想如何才能阻截軍隊進城的方法。據來自國家安全部的內部報告稱:
  有人說:“雖然軍隊進城是阻擋不住的,但來自西邊的軍隊肯定會從木墀地橋通過。”
  有人大聲地說:“我們要阻擋軍隊,決不能讓他們按時到達天安門。”
  又有人說:“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他們不可能真刀真槍來鎮壓的。我們要千方百計阻止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

  突然,有人大喊:“大家快來推車啊!”
  在互相激勵下,三輛無軌電車被人們推到木墀地橋上橫著,用以阻擋軍隊的到來。車胎沒有放氣。
  這時,有20幾名頭上纏著紅布條的大學生從天安門過來,他們聲稱軍隊向天安門突進必然要經過這裡,他們要前來發動市民阻截,人們對他們報以掌聲。

  這時,又有人大喊:“大家來砸水泥塊吧!”
  於是,人們又自告奮勇地將鋪在人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頃刻間,街道兩旁已堆起不少水泥塊。還有人騎三輪車從遠處運來了磚頭、石塊,還有兩卡車從別處運來的碎磚頭等。
  整個活動既無組織,也沒有指揮者。(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21時40分

  屠殺參與者、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後來寫道:
  1989年6月3日,21時40分,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的“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天安門的清場任務,抵達預定的地域……”

  同時,將學生和市民的百萬人參與的民主愛國運動,說成是“反革命暴亂”。並傳達上級批示精神:“堅定鎮壓反革命暴亂,可以開槍自衛。”
  結果,我們戰士見人就打。

  軍隊內部評估:死傷者在3000人以上。不少學生和市民是被坦克直接壓死的。(《原八九戒嚴部隊部份官兵致江澤民公開信》,原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網路電子版,1998年3月)

  軍隊開槍殺人

  屠殺見證人、北京一家軍隊醫院研究生院文職女軍人星光,曾和研究生院100多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遊行,聲援其他高校的學生們。
  6月3日晚,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憑著北京人多年培養出的政治嗅覺,很多人預感著晚上要出事。吃完晚飯後,我在宿舍裡再也 呆不住了。”星光寫道,“腦海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今天部隊會強制進城清場,如果今天會有流血衝突,我這個學醫的就應當在那最前線救死扶傷。”

  星光拿上她的白大褂,騎著自行車悄悄地遛出了醫院。但她在街上“看不出什麼特殊的跡象”。而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典禮剛結束。“我笑笑對自己說,但願我是多慮了。”她寫道,“九點多鐘,我騎車離開了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回醫院。”

  星光快到民族文化宮時,長安街已被人群和路障堵住。人群紛紛說:戒嚴軍隊已開槍殺人,很快軍隊就要殺過來了。(《我所經歷的“六四”:紀念為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勇士們》,星光文,華夏文摘第436期,2005年6月4日)

  21時55分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接到的任務是護送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的首長安全到達軍事博物館,時間期限在22時之前。

  他們剛出軍區大門,四輛車隊中的一輛車出現了故障。“兵貴神速,軍區首長立刻命令我們把這輛車推到路邊,部隊繼續前進。這樣一來,我們50個人組成的 防暴隊,就剩下了27個人……”這個中隊後來稱,“大家把腰帶緊了又緊,鞋帶結了死扣,每人脖子上紮了白毛巾,做好了殊死搏鬥的準備。”

  一路上,攔阻的市民和學生並不多。他們採取“先關燈緩行而後突然開燈加速”的辦法,一連闖過十幾個路口。
  21時55分,這個中隊行至五棵松十字路口。此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這裡,整個路口被幾十輛燒毀的軍車和公共汽車堵死;車輛周圍人山人海,只見車輛的一邊是解放軍戰士,正用力推車,而另一邊則是暴徒死死將車頂住。周圍有上萬人跟著起哄。

  這時,我們被迫停車。我們的車剛一停下,立即被人群團團圍住。
  失去了理智的人們,在暴徒的煽動下,有的用石塊猛砸車窗玻璃和車燈,有的用鐵棍亂捅油箱和發動機,還有的暴徒企圖給輪胎放氣。頓時,我們兩輛車的車窗和擋風玻璃全部被砸碎,司機王勇剛的左臉受傷,防暴隊員鹹國坤也被砸得滿臉流血。
  怎麼辦?還有5分鐘的期限。
  按軍令,22時,集團軍的上萬名官兵,要準時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
  這是27名武警官兵正在思考的問題。

  顯然,這也是被這些武警護送的副軍長張美遠少將正在思考的問題。他等這一刻,早已等得久了:用血來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開進中的防暴隊”,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22時

  在五棵松十字路口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將在急診室見證天安門最早的屠殺。
  後來,他在致中共人大和政協會議的公開信中,懇請中共為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名:

  6月3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
  約十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

  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7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

  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患,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

  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

  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

  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四、五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

  到快十點了,老兩口困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

  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

  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我檢查這位傷患,只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
  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
  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
  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裡,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

  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

  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

  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紮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約在12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

  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

  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隻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患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 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301門口,就不再有傷患送到我們醫院來了。

  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患腸道 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致人大、政協兩會及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蔣彥 永,網路電子版,200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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