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12-8-2012
手裏的平裝版《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毋忘吾女﹕張純如的從前以及永遠）雖然只有不到四百三十頁，然而卻是那麼凝重。這書內容說的是美籍作家張純如的故事，作者張盈盈是張純如母親，六十年代留美學生，和丈夫張紹進都是哈佛大學博士，張盈盈念的是生物化學，張紹進是高能粒子物理，之後他在愛因斯坦晚年工作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做了兩年博士後研究。
讀這部書是想進一步了解這位早逝的華裔作家。張純如是張紹進和張盈盈的長女，美國出生，美國受教育，丈夫是美國人，一九九七年，張純如寫成《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殺），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十星期，售出近五十萬冊。一九九八年，著名專欄作家George Will在《華盛頓郵報》寫道，「一項美麗的公義之舉正在美國發生。因為張純如這部書，阻止了第二次南京大屠殺」。這部書在西方社會引起巨大深邃的震動，日本戰後半世紀在西方的正面形象建設，可說幾乎在張純如的字裏行間成為廢品。日本毋庸置疑是原爆受害者，但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前的日本是狠辣施暴的一方，張純如不是專業歷史學者，可是她不比正統史家遜色，美國史家Stephen Ambrose說，張純如「可能是我們最傑出的年輕歷史學家，因為她懂得與歷史溝通」。二○○四年十一月九日，身患抑鬱症的張純如在加州開槍自殺身亡，終年三十六歲。
張純如寫過三部書，都是與中國有關，除了《南京大屠殺》，還有較此早前一年出版的《Thread of the Silkworm》（錢學森傳），以及去世一年的《The Chinese in America》（中國人在美國）。她的本科是伊利諾大學新聞系，離開學校後投以巨大心力寫出三書。《錢學森傳》說的是中國導彈之父的大半生，資料蒐集做得極仔細，錢學森的早慧在張純如筆下顯見無遺（錢在大學的成績單是令人驚訝的全優）。《錢學森傳》使得張純如為人所知，《南京大屠殺》殺青面世之日也就更引人期待。美國的出版巿場雖然巨大，但以中國為題材的書刊並無與其匹配的閱讀人口，當然，教人去中國做生意的還是有人看，最深印象的是九十年代的《一人一隻鞋子》，講的是去中國做生意，一人買一隻鞋也夠你發大財。除此之外，縱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是這位史學名家力作，可是依然與最暢銷書無緣。這固然與美國讀者眼光闊窄有關，客觀上，中國過於遙遠，遙遠得對美國人來說等於月球。美國一九七九年電影《The China Syndrome》，講的是美國核電廠爆發泄漏危機，用上「中國綜合症」為片名，是因為美國核電工業專家說，一旦核泄漏，輻射滲入地底，可能穿過地心直達中國，「中國」意喻看不清楚的遠方世界。
把日本國際形象扭轉
在如此社會及文化氛圍下，《南京大屠殺》這種中國題材非小說書籍一紙風行，老實說，真的很不容易。《南京大屠殺》在西方社會把日本一些人戰後塑造的國際形象扭轉，西方對集體屠殺的敏感，源於納粹集中營，日本侵佔南京後屠殺中國軍民的刀光血影重現書頁之間，這就勾起他們祖輩在奧斯威辛的另一場大屠殺。因此當《南京大屠殺》出版時，日本右翼分子曾經恐嚇張純如，這是醜行揭穿後的兇殘本質顯現。作為遠方的讀者，張純如為什麼以美籍華人第二代的身分寫她並不熟識的錢學森和南京大屠殺，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我心有所感的問號﹕這位面貌娟好的作家，為什麼獨愛中國近代歷史？到了張盈盈的書出來後，翻到第三章，答案就在眼前。
父母歷國共內戰出走美國
張純如父母是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張盈盈憶述說，她是在抗日戰爭中國陪都重慶中央醫院出生的，事隔七十年，張盈盈對於日本一天至少兩次空襲重慶印象猶新。其後，張家轉到台灣，六十年代，張盈盈負笈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課程，結婚生女生子。張純如出生後，張紹進在伊利諾大學用了兩年就得到終身教席，一家人買房子買汽車，女兒剛誕下不久，應該是享受美國式生活的最美好時刻。可是，張家父母在女兒牙牙學語時就決定，讓她同一時間學習中文和英文。張盈盈的父母其後移民美國，間中過來替他們帶孩子，老人經常對在異鄉為異客的張盈盈講到中國的五千年文化和歷史，並且不止一次說「你應該以中國人為榮」。
當然，張家伯伯講的「中國」是指廣義上的中國，並非狹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共產黨管治下的中國大陸，也有可能是早已國不成國的中華民國。張家幾口人從祖家南京而重慶轉到台灣再是美國，這一條迤邐萬里的長路，其實是一條保存中國文化的迢遠之路。發人深省的是，何以一個跨越重洋到新大陸的家庭，不僅保存了中國人民的敬老讓賢美德，更有為死難同胞討回公道的追尋公義的精神？擁有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的George Will說的「美麗公義之舉」（something beautiful, an act of justice），絕不是廉價國族主義所能承載，而是一種普世價值的彰顯。我想，這其中必然有着張家上兩代的中國價值，總其而言是林語堂的「吾土吾民」胸懷。
美麗公義包含上兩代中國價值
林語堂一九三四年成書的《吾土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說的是中國人的劣根性，不滿這書的人喚這是「賣country and賣people」，這幫人和今天那些連梁靜茹為馬來西亞羽毛球運動員李宗偉打氣都不許的憤青其實沒有兩樣。這書在大陸不受歡迎的原因，因為他批評了中國人，林語堂說，「中國像一間雜亂無章的公司，常利於經理及職員，對股東毫無好處，股東可以比擬為老百姓」。今天的中國國情正是如此，香港力推的國民教育科則是一重折射，只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面」。我把「正面」二字加上引號，因為這些教材是矯扭造作的堆砌，包着愛國主義糖衣就急着推出。愛國主義如果是抽離政黨政權的背景並不全然是壞事，可是當孩子的教科書只能教導特定政權的「正面」而不提其反面，等於日本戰後為戰時暴行塗脂抹粉的所謂「終戰史」而不是侵略史。我想問梁振英林鄭月娥吳克儉各官員，你會單單接受日本的原爆受害者之說，而不提日本侵略的歷史麼？不可能吧。唯有這樣看日本，才會明白今天的和平是如何彌足珍貴得來不易。可是，喚醒英語世界讀者，日本曾經在華東一個叫南京的城巿屠殺幾十萬中國人，靠的是在美國長大、上兩代在家裏向她講中國傳統文化的女子，可我們用來教育下一代的國民教育科呢，講的卻是政權如何美好團結，這是怎樣都說不通的國民教育。
張盈盈的書讓人看得揪心是燈下閱讀憶想。當香港九萬人上街為了下一代的中國學習教材義憤填膺，當官員出來以轉彎抹角的不負責任態度回應遊行人士的呼聲，《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令人想得更多——我們的官員都能讀能聽能寫中文，張純如的中文不是第一語言，她是持美國護照的華裔，但她當仁不讓的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打後六個星期的南京尋找遲來的公義。可能特區官員沒有細讀不帶國共黨派之見的《南京大屠殺》，或者忘了我們的國民曾經在南京挹江門外下關一帶、在湯山日軍競殺中國人民刑場、在門東新路口五號遭到日軍殺戮。在出走南京的張純如祖父一代，那是不可遺忘對後代子孫的歷史叮嚀；可以相信，張家的飯桌上，當老人仍然在世的時候，這些過去了的歷史必定是話題、是延綿三代而不止息的話題。一個美籍華裔家庭的中國國民教育，就在片言隻語之間、在慘案發生六十年之後，把公義追尋回來。
國民教育，此之謂也。
讀這部書是想進一步了解這位早逝的華裔作家。張純如是張紹進和張盈盈的長女，美國出生，美國受教育，丈夫是美國人，一九九七年，張純如寫成《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殺），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十星期，售出近五十萬冊。一九九八年，著名專欄作家George Will在《華盛頓郵報》寫道，「一項美麗的公義之舉正在美國發生。因為張純如這部書，阻止了第二次南京大屠殺」。這部書在西方社會引起巨大深邃的震動，日本戰後半世紀在西方的正面形象建設，可說幾乎在張純如的字裏行間成為廢品。日本毋庸置疑是原爆受害者，但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前的日本是狠辣施暴的一方，張純如不是專業歷史學者，可是她不比正統史家遜色，美國史家Stephen Ambrose說，張純如「可能是我們最傑出的年輕歷史學家，因為她懂得與歷史溝通」。二○○四年十一月九日，身患抑鬱症的張純如在加州開槍自殺身亡，終年三十六歲。
張純如寫過三部書，都是與中國有關，除了《南京大屠殺》，還有較此早前一年出版的《Thread of the Silkworm》（錢學森傳），以及去世一年的《The Chinese in America》（中國人在美國）。她的本科是伊利諾大學新聞系，離開學校後投以巨大心力寫出三書。《錢學森傳》說的是中國導彈之父的大半生，資料蒐集做得極仔細，錢學森的早慧在張純如筆下顯見無遺（錢在大學的成績單是令人驚訝的全優）。《錢學森傳》使得張純如為人所知，《南京大屠殺》殺青面世之日也就更引人期待。美國的出版巿場雖然巨大，但以中國為題材的書刊並無與其匹配的閱讀人口，當然，教人去中國做生意的還是有人看，最深印象的是九十年代的《一人一隻鞋子》，講的是去中國做生意，一人買一隻鞋也夠你發大財。除此之外，縱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是這位史學名家力作，可是依然與最暢銷書無緣。這固然與美國讀者眼光闊窄有關，客觀上，中國過於遙遠，遙遠得對美國人來說等於月球。美國一九七九年電影《The China Syndrome》，講的是美國核電廠爆發泄漏危機，用上「中國綜合症」為片名，是因為美國核電工業專家說，一旦核泄漏，輻射滲入地底，可能穿過地心直達中國，「中國」意喻看不清楚的遠方世界。
把日本國際形象扭轉
在如此社會及文化氛圍下，《南京大屠殺》這種中國題材非小說書籍一紙風行，老實說，真的很不容易。《南京大屠殺》在西方社會把日本一些人戰後塑造的國際形象扭轉，西方對集體屠殺的敏感，源於納粹集中營，日本侵佔南京後屠殺中國軍民的刀光血影重現書頁之間，這就勾起他們祖輩在奧斯威辛的另一場大屠殺。因此當《南京大屠殺》出版時，日本右翼分子曾經恐嚇張純如，這是醜行揭穿後的兇殘本質顯現。作為遠方的讀者，張純如為什麼以美籍華人第二代的身分寫她並不熟識的錢學森和南京大屠殺，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我心有所感的問號﹕這位面貌娟好的作家，為什麼獨愛中國近代歷史？到了張盈盈的書出來後，翻到第三章，答案就在眼前。
父母歷國共內戰出走美國
張純如父母是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張盈盈憶述說，她是在抗日戰爭中國陪都重慶中央醫院出生的，事隔七十年，張盈盈對於日本一天至少兩次空襲重慶印象猶新。其後，張家轉到台灣，六十年代，張盈盈負笈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課程，結婚生女生子。張純如出生後，張紹進在伊利諾大學用了兩年就得到終身教席，一家人買房子買汽車，女兒剛誕下不久，應該是享受美國式生活的最美好時刻。可是，張家父母在女兒牙牙學語時就決定，讓她同一時間學習中文和英文。張盈盈的父母其後移民美國，間中過來替他們帶孩子，老人經常對在異鄉為異客的張盈盈講到中國的五千年文化和歷史，並且不止一次說「你應該以中國人為榮」。
當然，張家伯伯講的「中國」是指廣義上的中國，並非狹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共產黨管治下的中國大陸，也有可能是早已國不成國的中華民國。張家幾口人從祖家南京而重慶轉到台灣再是美國，這一條迤邐萬里的長路，其實是一條保存中國文化的迢遠之路。發人深省的是，何以一個跨越重洋到新大陸的家庭，不僅保存了中國人民的敬老讓賢美德，更有為死難同胞討回公道的追尋公義的精神？擁有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的George Will說的「美麗公義之舉」（something beautiful, an act of justice），絕不是廉價國族主義所能承載，而是一種普世價值的彰顯。我想，這其中必然有着張家上兩代的中國價值，總其而言是林語堂的「吾土吾民」胸懷。
美麗公義包含上兩代中國價值
林語堂一九三四年成書的《吾土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說的是中國人的劣根性，不滿這書的人喚這是「賣country and賣people」，這幫人和今天那些連梁靜茹為馬來西亞羽毛球運動員李宗偉打氣都不許的憤青其實沒有兩樣。這書在大陸不受歡迎的原因，因為他批評了中國人，林語堂說，「中國像一間雜亂無章的公司，常利於經理及職員，對股東毫無好處，股東可以比擬為老百姓」。今天的中國國情正是如此，香港力推的國民教育科則是一重折射，只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面」。我把「正面」二字加上引號，因為這些教材是矯扭造作的堆砌，包着愛國主義糖衣就急着推出。愛國主義如果是抽離政黨政權的背景並不全然是壞事，可是當孩子的教科書只能教導特定政權的「正面」而不提其反面，等於日本戰後為戰時暴行塗脂抹粉的所謂「終戰史」而不是侵略史。我想問梁振英林鄭月娥吳克儉各官員，你會單單接受日本的原爆受害者之說，而不提日本侵略的歷史麼？不可能吧。唯有這樣看日本，才會明白今天的和平是如何彌足珍貴得來不易。可是，喚醒英語世界讀者，日本曾經在華東一個叫南京的城巿屠殺幾十萬中國人，靠的是在美國長大、上兩代在家裏向她講中國傳統文化的女子，可我們用來教育下一代的國民教育科呢，講的卻是政權如何美好團結，這是怎樣都說不通的國民教育。
張盈盈的書讓人看得揪心是燈下閱讀憶想。當香港九萬人上街為了下一代的中國學習教材義憤填膺，當官員出來以轉彎抹角的不負責任態度回應遊行人士的呼聲，《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令人想得更多——我們的官員都能讀能聽能寫中文，張純如的中文不是第一語言，她是持美國護照的華裔，但她當仁不讓的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打後六個星期的南京尋找遲來的公義。可能特區官員沒有細讀不帶國共黨派之見的《南京大屠殺》，或者忘了我們的國民曾經在南京挹江門外下關一帶、在湯山日軍競殺中國人民刑場、在門東新路口五號遭到日軍殺戮。在出走南京的張純如祖父一代，那是不可遺忘對後代子孫的歷史叮嚀；可以相信，張家的飯桌上，當老人仍然在世的時候，這些過去了的歷史必定是話題、是延綿三代而不止息的話題。一個美籍華裔家庭的中國國民教育，就在片言隻語之間、在慘案發生六十年之後，把公義追尋回來。
國民教育，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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